作为荣昌夏布与折扇两件“非遗”的融合，夏布扇的定位不是大宗日用品，而是追求精益求精的工艺品。
70岁的陈子福走路很快，害怕我们找不到地方，撂下电话，他在烈日下跑了个来回，一路把我们带到他的工作室——荣昌松竹轩扇庄。这套位于中学职工楼上两室一厅的房子，是他曾经的家，去年搬入新居后，他终于拥有了自己梦想中的工作室。走进房间，客厅两侧的陈列架以及中间隔断的架子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扇子，两间卧室用以堆积材料和制作折扇，甚至阳台上，也堆满了用来做扇骨的竹片，这里的每个角落，似乎都在表明主人与扇子的密切关系。
去年，像重庆下属的好几个县一样，荣昌改县为区，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很容易让人忘记市区到县上100多公里的距离。陶瓷、夏布、折扇向称“荣昌三宝”，早在道光十二年（1832），荣昌制作折扇批子（一道工序）的工种已成立行会“颖风会”，流风所及，当地折扇制作至今绵延不绝。荣昌折扇历来是分工明确的家庭手工业，每户人家一般做两三个工段，做完后再交由下一工段的匠人完成，一把折扇的制作计有16个工段145道工序，需要各家各户以流水线的方式合作完成。
父母以制扇为生，主要负责最后的打磨与捆扎，记忆里，陈子福从小便在扇渣与竹屑中长大。1961年7月，小学毕业后，没条件继续读书的陈子福，成为荣昌折扇合作社的一名学徒工。当时的学徒期为3年，陈子福用两年时间，学成做白扇面的技艺，随后他又学习了梳练环节（将扇面做光滑），几年下来，已经熟悉制扇的主要工段。然而，命运的转折随即到来。1966年，陈子福被送往手工业干部学校学了5个月财务，随后被分配到荣昌星火农业机械厂，从库管员一直干到工会主席。
没有想到的是，1996年2月，迫于经济压力，50岁的陈子福重操旧业。至今，他依然记得重新做扇子的那天，那是一种悲哀的感觉：“没想到30年后，还得靠儿时的手艺养活自己。”然而，经历了最初的艰难，在折扇市场日渐萎缩的今天，做扇子对陈子福来说，却成为一种自在的生活方式，一份对传统文化的坚守。
尤其是1997年，在一个夏布商人的启发下，陈子福首次采用夏布制作折扇，将两件在当地绵延数百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合在一起，找到了创新的激情：“荣昌夏布有几百年历史，荣昌折扇也有几百年历史，为什么前面的老师傅没想到用夏布做折扇？我想这是老祖宗给我留了个空间，给我一碗饭吃。”
与之相随的是一种冥冥中的责任。2010年之后，陈子福开始将更多精力投入扇文化研究中，他希望梳理清楚荣昌折扇的发展历史，并在工作室的基础上建立一座微型的扇文化博物馆，过程虽然艰难，但却无可逃避：“这件事情我如果不做，没人再做了。”
最好的综合艺术
在工作室的展厅中，最吸引人的莫过于，陈子福创作于1999年的由51把折扇组成的大套作品。这些扇子的半径从49厘米一直排到99厘米，共分为五组，几乎融合了中国扇子的变迁过程与中国文化发展史。在最后一组叙述中国文化的作品中，扇子的扇骨依次采用了陶瓷镶嵌，并刻以新石器时代的水浪波纹、青铜器的铭文、汉砖上面的瓦当、敦煌飞天、大足石刻观音图案、川剧脸谱、清代钱币、甲骨文、龙凤呈祥主题，以表征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内涵。与传统制扇业的明确分工不同，从设计、制作，到绘画、雕刻，陈子福一人几乎包揽了所有制扇环节，整个行业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某种程度上，陈子福在艺术方面的综合素养，与折扇的艺术要求颇为契合。在他看来，“折扇是最好的综合艺术。木雕就是木雕，象牙雕就是象牙雕，但折扇不同，可以在扇骨上雕刻出各种形状，同时一张扇面又可以放下几十位画家书法家的字画。一把小小的折扇，雕刻、书法、绘画、诗词，无所不包”。
“单纯做扇子没意思，也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小学毕业的陈子福，将折扇体现的艺术修养，归功于幼时所受的文化熏陶。小时候，陈子福有个邻居叫肖轼尘，这位善画花鸟的画家是吴昌硕的高足，上世纪50年代回到荣昌老家后，在折扇合作社画扇面。由于肖轼尘的儿子只比自己大1岁，从5岁起，陈子福就经常出入于这位邻居家中，听他大摆龙门阵。上年纪的人，总喜欢讲年轻时的得意往事。据说，电影明星胡蝶曾是他的入室弟子，在一张已经泛黄的照片上，胡蝶就站在他身后。此外，他在抗战时期与冯玉祥也有交往，两人的合影上，还有冯玉祥的亲笔签名与印章。去的次数多了，陈子福偶尔也会看到肖轼尘画画，高兴的时候，老人会告诉他如何用笔，记忆中，老人的得意之笔是画月季花。“月季花杆上的刺画得特别好，再一笔下去，花瓣上的色彩便晕染开来。”
尽管才华出众，可在陈子福看来，肖轼尘因为生性落拓不羁，生活落魄，后来更逐渐失去在艺术上的追求。晚年由于寂寞，老人经常召唤陈子福前去聊天，直到1973年溘然离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外一位荣昌画家，徐悲鸿的学生屈义林。由于是中央政大的学生，之前做过三青团干事，屈义林在“文革”期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从东北被遣返荣昌原籍，两口子被罚扫厕所。但即使在那样窝囊的环境下，屈义林并没有沉沦，回家后偷偷画画，“文革”结束后，很快在画坛崛起。
尽管到现在为止，陈子福仍不敢称自己在绘画方面有什么成绩，但正是受到当年那些画家的熏陶，让他有了后来在制扇方面的创新。
随着年纪增大，陈子福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扇面创作上，而制作折扇的重要环节——扇骨，则更多由徒弟李开林完成。李开林本就出生于制扇世家，精于制扇，后来又在陈子福的带领下，学习夏布折扇的制作。
李开林的制扇作坊，采用典型的前店后厂模式。在一个简陋的单元楼中，两口子还有一名专门负责折扇的工人，正在忙碌地制作着市面上更易销售的丝绸折扇。荣昌虽产黄竹，但由于其密度韧性不佳，扇骨原料多采用产自贵州的楠竹。另外一种产于当地的棕竹，由于拥有天然的黑色纹理，韧性也好，是比较名贵的制作原料。拿到李开林手上的，是已经捆扎好的竹片。扇骨的制作，需要经过“削扇胚”“削扇头”“削纸口”三道工序。不同的扇面材质决定不同数量的扇骨，一般而言，纸制扇面的扇骨在20～22根，丝绸扇面的扇骨则在24～40根，夏布扇面则不超过20根。对于扇骨数量最多的丝绸扇面而言，“削纸口”这道工序尤为重要。李开林拿起一把40根扇骨的已经削好纸口的扇子说：“我们最薄的扇骨，和A4纸厚度差不多。”由于害怕麻烦，技术要求高，整个荣昌只有他一个人在做。对于一把好扇子来说，要做到“有收爪”（能够闭合紧），削纸口至关重要。
在另外一个房间，其他两人正在粘扇面和折扇。经过这两道工序，捆扎定型的扇子可以拿到日光下晾晒，一把扇子基本制作完成。成败还取决于最后一道工序：撇火。所谓撇火，就是把成品扇子最外面两根主扇骨拆下来，放到火上炙烤后，然后逐节掰弯。尽管所有制扇的人都知道这道工序，但很多人只掰中间的扇腰部分，而不处理打孔的扇头部分，这正是扇子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不能闭合的重要原因之一。对疏漏的原因，李开军解释道：“每次掰扇头的时候，损耗率大概在5%左右，他们怕麻烦，而且换一片主扇骨算上工时费要一两元钱，无疑会提升成本。”
发明夏布折扇
1996年，当陈子福在30年后，再度开始做折扇时，困难重重。在最初一个月里，他没有卖出一把扇子。一天，他无意中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关于扇子的节目，可惜没看几分钟，节目结束，好在他抄下了字幕中的栏目名称。他马上写信给栏目组，试图联系到节目中讲制扇的嘉宾。至今让他很感激的是，栏目组负责人很快回信告知，嘉宾为山东华翰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庆泉。
在与王庆泉的通信交流中，他意外收到一封在北京举办的首届扇子艺术大展的邀请函。当时陈子福家中仅有3000元存款，儿子马上又要上大学，妻子不同意他去北京冒险。陈子福考虑了两天，告诉妻子：“我这一生想赌一次，如果输了就改做别的事情。”妻子看他异常坚定，只好同意。就这样，陈子福带着20把扇子来京参展。
正是在那次展会上，陈子福结识了当时的中国扇子艺术学会会长郝盛琦。由于对陈子福做的折扇十分欣赏，郝盛琦吸收他为中国扇子艺术学会会员，鼓励他坚持在西南做折扇。从北京回来后，受到鼓舞的陈子福，觉得自己赌赢了。他开始考虑扇子的创新空间，以纸和丝绸为材料的折扇首推苏杭，有无可能另辟蹊径，采用其他材料制作折扇？
1997年，正好有位夏布商人找到陈子福，问他能否用自己的夏布做扇面。“当时一听，茅塞顿开。”荣昌夏布以苎麻为原料，采用古老的编织技法制成，堪称“纺织品中的活化石”。陈子福对这种盛产当地的夏布感情很深，小时候路过之处经常能听到夏布织机所发出的“咯吱咯吱”的机杼之声。印象最深的是，一群小伙伴在濑溪河边洗澡时，常能看到桥边漂房的伙计，将20多米长的布抛晒出去的场景，“下面是绿色的草坪，上面是白色的布练，那个画面太美了”。
就这样，陈子福花了几个月时间，终于制作出6把扇子。当他把这些扇子带给那位夏布商人时，很快被到访的几位韩国人一抢而空。尽管获得了最初的成功，但陈子福清楚，用夏布制作扇子，并非那么简单，不少问题依然有待完善。
粘接问题是制作夏布扇首选要解决的难题。因为夏布属于生纤维，编织间隙与收缩系数很大，难以在扇骨上直接粘接。尝试了丝绸等材料之后，陈子福最终选用宣纸和皮纸作为粘接材料，最外面一层是夏布，中间两层为皮纸，背面则是宣纸。传统的荣昌折扇，用米浆和面粉调出来的糨糊，陈子福在里面加入了中药成分白芨。启发来源于，小时候他曾用白芨蘸着口水将笛膜粘在笛子上，结果发现非常牢靠。由于夏布与纸的收缩系数不同，做好的扇面需要在室内放置一个月左右，反复吸潮反复干燥，最终才能实现二者的同步收缩，做出的扇面才会板实平整。
第二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夏布上绘画。夏布质地粗糙，陈子福开始在上面作画时，总感觉笔很生涩，一次吃不透。反复琢磨后，他找到了几条解决的途径。首先要对夏布脱浆。用棕毛刷子将夏布制作过程中的浆刷掉，然后在清水中浸泡，完成第一次脱浆。之后在制作扇面的过程中，还要用湿毛巾将夏布上的浆抹掉，是为第二次脱浆。脱浆之后的夏布，质地变软，适用作画写字。此外，在作画之前，陈子福会将夏布早晚放在阳台，经过自然吸潮后，夏布变润，笔墨更易透进去。磨扇面同样非常关键，说话间，陈子福拿出一块鹅卵石，在压平的夏布扇面上反复磨起来。这道工序对他来说是童子功，记得当学徒的前三个月，师傅便让他天天用鹅卵石磨扇面，不同的是，那时的扇面是宣纸。随着经验的积累，夏布扇制作技艺逐渐成熟。2002年，在南京市旅游产品设计大赛上，夏布扇和夏布画获银奖，首次走出重庆，为更多人所知。属于陈子福的个人荣誉也随之而来，2005年，陈子福获得重庆市工艺美术大师称号，4年之后，他又当选荣昌折扇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在陈子福看来，夏布扇是荣昌折扇继黑纸折扇、丝绸折扇之后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在他的带领下，当地虽然有一批人也加入夏布扇制作的领域。只是，多数人并没有真正理解夏布扇的制作细节，另一方面，夏布扇又被吹捧到过高的位置。拿到手中的夏布扇显得多少有些笨重呆滞，事实上，它的定位也从来不是大宗日用品，而是工艺品，正缘于此，工艺上的精益求精尤为关键。
面对现状，陈子福不无担忧：“夏布扇的发展空间很有限，毕竟不是大宗产品。如果像外面这样粗制滥造，不注意内在东西，我估计10年之后就会被淘汰。”
转向扇文化
1997年之后的几年里，陈子福似乎找到了荣昌折扇新的发展方向，充满创作激情。除了夏布画，另外一件让他引以为傲的发明，则是并不起眼的竹子扇盒。
一次，他在朋友那看到用竹筒装的笛子，忽然受到启发，为何不能用竹筒制作扇桶呢？圆形设计过于直陋，他将一劈两半的竹子去掉一截，合起来则成为更有美感的椭圆形。只是，如何连接呢？从合页出发，他一步步最后想到用竹签在两端连接的设计。虽然只是一个小物件，但陈子福对此颇为自得：“夏布扇包装盒的设计，体现了重庆人的一种精神：粗朴直率，不失内涵。”
2010年左右，夏布扇的创新越来越难，创作的激情在逐渐减弱。另外，折扇市场并没真正打开，陈子福一度陷入彷徨与迷茫之中。某种程度上，这也与他的性格与观念有关。
刚开始做折扇时，陈子福去一个单位推销扇子。对方问他荣昌扇子那么多，你的扇子为啥卖这么贵？陈子福说不妨拿别的扇子一比即知，没想到对方对比之后仍说差不多。陈子福一气之下，撂下一句“既然差不多，你买别人的”，转身就走。此后，他在心里立下志向，坚持自己的方向，让自己引领市场，而不是随市场随波逐流。
在迷茫之中，陈子福前去拜访郝盛琦。得知他的苦恼后，郝盛琦笑着说：“你的使命不是卖扇子，而是扇文化研究。”自此，陈子福开始有意无意地关注扇文化。
研究荣昌折扇文化，首先需要弄清楚它的发展历史。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篇》中明确记载：“聚头扇自吴制外，惟川扇称佳。其精雅则宜士人，其华灿则宜艳女……”一些学者据此推论，“查蜀产折扇，首推荣昌，别无二地”，因此把荣昌折扇的历史推至明嘉靖三十年（1551）。陈子福对此并不认同，川扇是否等同于荣昌折扇，仍然是个疑问。为此，他很长一段时间泡在国图查找资料，终于在《清史稿·艺文志》找到一条记录：谢鸣篁著《川船记》《川扇记》。虽然后一本书还未找到，但根据《川船记》的详尽记录，陈子福判断，只要找到《川扇记》，荣昌折扇的历史问题便可清楚。
折扇博物馆是陈子福的另一个梦想。几年前，在荣昌折扇有限公司破产时，弟弟从即将被作为垃圾运走的一堆东西中，抢救出几块当年做扇子的木板。看到这些木板，陈子福激动万分，那两块板子正是51年前师傅和自己所用的木板，其中一块还记录着师父当年的一个发明创新——不用加空心条，就可以做出扇面上隔浆的插空。弟弟走后，陈子福流泪了。这些包含着一代制扇者青春记忆的物件，无疑是未来博物馆最有分量的藏品。
转入扇文化研究后，陈子福依然坚持自己的品质要求，每年只做几十把扇子，只是，没有更多商业上的困扰，他显得更为自得其乐。在我们采访期间，两位买扇者慕名而来。对着他们最后选中的两把3000元左右的大幅夏布扇，陈子福说：“你们只能选一把，我自己还得存一把。”
记者 艾江涛 摄影 张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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