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村庄的生存方式，在我们想象之外。
暴雨过后的云南山区经历着日晒和高温，庙坝镇白水江边，每每下午开始就会从江面返上一阵阵寒气。暴雨过后的江水污泥浑浊，水流湍急。每年端午节之后白水江开始涨水，水色变得浑浊，等到春天水才会返清。每年，外出去矿场打工的庙坝镇石笋村村民赚了钱又回到村里，就像白水江的水由浑变清，再由清变浑。
近日，内蒙古检方公布了74人系列故意杀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款案，他们涉嫌在山西、陕西、河北、甘肃、新疆、内蒙古6省区先后杀害17人。作案方式与电影《盲井》的情节如出一辙，犯罪嫌疑人将打工者诱骗到矿区，然后将其杀死在矿井下，以此制造矿难事故假象，再冒充死者家属向矿主索要赔偿。这74人在近几年被陆续逮捕，九成被告来自滇东北盐津县庙坝镇，其中40多人都是石笋村村民，石笋村因此以“盲井村”得名。
自动麻将桌
石笋村就在庙坝镇背后的山上。村庄散落山间，山势陡峭、沟壑纵横，就算是同村的两户人家，也可能需要步行半小时才能走到。木林社的一条水泥公路是山中连接村庄的主路，两旁都是两三层高的水泥房子，正是在这条500米距离的水泥公路旁，十几名村民因涉嫌故意杀人伪造矿难被陆续抓走。水泥公路延伸出去，便通向末梢的土路，暴雨使得山路更加泥泞，有些地方出现了滑坡，道路被堵，唯有摩托车可以通过。汪强文的家就在其中一条泥泞山路的尽头。此时暴雨过后，艳阳重现，汪强文的父亲汪丛贵一人坐在屋檐下，拄着一根木头拐棍，望着屋前的玉米田。
汪强文曾是公安部A级通缉犯，2015年8月被抓捕，今年5月30日被内蒙古检方以故意杀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款案主要嫌疑人的身份起诉。汪丛贵称，他已经四五年没有见过自己的儿子了。“我都不知道，他也不联系我。”汪丛贵的四个女儿也早嫁了出去，只有每年过年回家一次。如今汪丛贵自己一人住在这里，他的砖木平房与石笋村主路旁的两三层水泥楼房相比显得格格不入，可以说是附近最穷困的一家。
这座砖木的房子有一个正堂和两个侧室，然而正堂的木质房顶已经破漏。汪丛贵身背后的正堂大门紧锁，显然经常不开。汪丛贵从房檐上摸出钥匙，打开铜锁，正堂里面并无家具，除了一些垃圾塑料瓶，还有一口木棺材，棺材上放着一塑料袋纸钱。这口棺材是汪丛贵给自己准备的，已经买了十几年，那时他刚确诊得了支气管炎，他怕自己不行了，于是花了1780块钱从村里买来这口棺材。
汪丛贵记得，儿子汪强文12岁的时候，计生办来村里检查，汪丛贵被带去做了结扎手术。后来他的妻子跑了，儿子汪强文也就追了出去，去了广州，从此联系越来越少。5年前，汪强文带着山西媳妇回家办喜事，那时的汪强文还没有钱，是姐姐出钱让他在家里摆了几桌酒席。按汪丛贵的说法，汪强文结婚后又去了外地，再也没有回过家。而两年前汪丛贵被检查出得了癌症，他坐车去宜宾做手术，花了3000块钱。当时女儿们过来陪他做手术，却没有联系上儿子。
一个月前公安局找到他，他才知道自己儿子在矿井下杀人骗赔犯罪被抓了。“警察一共来过三次了，每次来就是问我儿子有没有留下钱，问这房子是不是用他的钱买的。”汪丛贵的生活如今极其落魄。正堂放了棺材，他在两个侧房生活，一个卧室一个厨房。卧室的地是土泥地，一个木质的床架子支起床，为了防止从屋顶漏雨，用塑料布搭了一个顶棚。到处都是蜘蛛网和蜘蛛，厨房放菜的椅子上已经落了很厚一层土，厨房里还摆着两个铝合金方桌。家里的所有东西都很简陋，只除了一件。
那是一个摆在厨房角落里的自动麻将桌。它有明显烧过的痕迹，装饰外壳已经烧没了，露出了机械结构和铝合金框架，黑乎乎油腻腻的，落了很多土，上面摆了两个电饭煲和三个碗。这台自动麻将桌很好地融入了这间屋子的环境里。
在村里邻居眼里，汪丛贵是一个很会打牌的人，并且嗜赌成性。由于常年体弱多病，汪丛贵没有工作赚钱，而是通过几个女儿们每月寄钱给他维持生活，但他把收到的钱全都拿去赌博了。“他有钱也不买吃的，只有50块钱也会去赌。”正是在那时，汪丛贵买了一台自动麻将桌，放在屋里与朋友们打麻将。女儿们很担心他，二女儿曾经把他接出去住，他不愿意，又逃回石笋村继续赌。几次争执后，大女儿一把火把自动麻将桌烧了。
汪丛贵的儿子汪强文同样嗜赌，即使外出打工，却长时间来一贫如洗，直到5年前结了婚，去山西做上门女婿。山西煤矿众多，汪强文去干煤矿赚了钱，之后的几年汪强文变得富裕了起来。每年过年的时候回石笋村，山路沿途的村民都记得，汪强文每年回家开的车都不一样。有一年他花了20万元购买了一辆轿车，刚开回石笋村，就被几个人堵住讨钱，汪强文表示自己没有钱，直接把自己的车当抵押给了对方。几天之后，他就又买了一辆60多万元的车。正是在那时，汪强文的朋友王付翔和艾汪银也相继去了山西煤矿干活，此后不少村民前往山西，第一个联系的也是汪强文。
“点柱公司”
同村的范平一直与王付翔和艾汪银是多年的好朋友，但与汪强文来往并不多。年少时范平就经常与王付翔几个朋友一起打牌喝酒。那时村里的年轻人上中学的年龄就都出去打工，即使考上大学家里也没有钱供他读书。范平15岁去了山西太原打石场工作，后来又去了江浙一带的沙发厂干了3年，之后在北京的一家KTV当了5年服务员。那时的王付翔在河北、山西煤矿打工，其间他还叫范平去煤矿打工，范平觉得矿下太苦拒绝了。每年过年，年轻人就纷纷回到石笋村，老友们重聚，每天喝酒打牌。每次打牌时范平也会赌一点，一年辛苦在外面打工挣的几万块钱，牌桌上起码要输个万八千元。而牌桌上王付翔逐渐玩得越来越大，一把一两万元，一晚上就欠了别人十几二十万元的赌债。而那时他往往离开村子出去半个月，回来马上就能把赌债还清了。
范平发现，从5年前开始，王付翔有了变化。每年回来时王付翔越来越有钱了，渐渐抽上了好烟，买了车。那时的王付翔可谓“极其辉煌”。家里花了三四十万元在木林社的水泥公路旁盖起了三层楼房，四处请人喝酒唱歌。王付翔在自家开了牌局，同村人都骑着摩托车来打牌。几间屋子里人声鼎沸，牌局日夜不息，一天下来输赢能有几十万元。他家成了大家吃饭喝酒打牌的主要聚会场地，汪强文、艾汪银经常去，范平也经常去。有一次范平张口问了王付翔：“你怎么出去能拿了这么多钱回来？”王付翔只说他们是去外面贩毒。“当时我也相信了，但后面慢慢感觉不对劲，但我什么也没问。”没过多久，几个朋友吃饭，喝酒正酣，王付翔告诉范平他们在煤矿里靠“打点柱”赚钱，这是范平头一次听王付翔说起。
“打点柱”是一个煤矿开采的术语，由于矿山压力大，矿道内密闭向外部分的棚梁容易变形引起矿坑崩塌，因此为了确保安全，有专门的矿井工人打设点柱加固棚梁。而对王付翔他们来说，用榔头或锤子敲下去的不再是加固矿道的点柱，而是其他矿工的头。他们用这种方式将其他矿工敲死后，再伪装成矿难，进而向矿主骗赔。
村民认为，汪强文和王付翔、艾汪银似乎是石笋村最早一批进行“盲井式犯罪”的人。随后几年“打点柱”的规模越来越大，村里人将这些人称为“点柱公司”。王付翔他们曾叫范平入伙，范平没有同意，但范平身边好几个儿时朋友都跟他们去了外地矿里打工。
2013年后，王付翔一度还清了赌债，下决心戒了赌。他在昭通开了家餐馆，还在毕节承包工程，喜欢在微信朋友圈里发自己做工程的照片。朋友圈里，他展示自己的结婚照，穿着西装，笑容憨厚，一副安稳的样子。
但范平看到了越来越焦躁的王付翔。有时过年回村，范平在王付翔家喝酒打牌到很晚，就在王付翔家里睡了。王付翔经常一个人坐在那里，不喝酒根本睡不着，即使喝了酒，晚上也会做噩梦，每天很晚睡，很早起。那时王付翔的朋友圈变成了“一直忐忑不安的”，“心里面这块石头，什么时候才能掉下”。范平记得，王付翔“好像一下老了好几岁”。
最终，2015年3月9日王付翔被警方从昭通市带走。紧接着同年8月至9月，汪强文、艾汪银、郭伟鸿等4人分别在云南陇川县和缅甸落网。警方表示4名主犯分别于2012年7月至12月间，在山西吕梁、文水、交城等地的4处煤矿井下，各自伙同他人将所在矿井的一名工人杀害，伪造矿难现场，随后冒充死者家属向矿方诈骗，共诈骗250多万元。随后4人又于2014年底合伙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大安鑫海铁矿再度利用同样手法杀人骗赔68万元后逃匿，但这次下手却导致他们最终落网。
当时的大安鑫海铁矿矿主赵乐广、赵乐喜在跟汪强文等4人私了赔偿68万元后，导致矿场因资金周转不开拖欠电费，因停电而被迫停产，矿上50多位工人的工资拖欠了半年。工人们聚集到乌拉特中旗劳动保障部门上访，透露了矿难后私了赔偿。由此，这起“盲井案”才进入警方视野。乌拉特中旗警方介入侦查后，发现这是一起特大跨省系列杀人伪造矿难诈骗赔偿金职业团伙犯罪案件，逐将其命名为“1.02专案”，由公安部挂牌督办。
最初被抓获的几人均非初次作案，主犯身上都背负着多条人命，在供述中又牵扯出另外34人。这34人被抓后又继续供述，最终警方确认，该特大系列杀人骗赔案共有74人涉案。
警方人士介绍，石笋村“盲井案”嫌疑人分为多个团伙，团伙之间互有交叉，有些人横跨几个团伙作案。犯罪嫌疑人选的都是偏僻、条件艰苦的中小型矿，17起中有9起发生在山西。另外，这种矿对身份的审核不严格，每遇矿难，矿主也习惯私了。
一个完整的杀人骗赔案，有策划、物色人选、杀人、找火葬场、冒充亲属骗钱等各个环节，团队成员各司其职，分工细致。该案涉及的74人，基本都是涉及几起命案，参与到多个环节。流程的前端是去劳务市场雇人，条件是要与团队中某人相貌相像，最好是流浪汉，用团队中某人的身份证进入矿场。他们往往开出高价，正常来说，矿工一天工资200元左右，他们则付给受害者300或400元一天。但高价不会持久，往往都没有工作超过5天的，在第三天就动手了。杀人的方式则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将人打昏后，将矿内的运输车装满石头，推下来碾压死者；或是将人打昏，放在矿道中，撬下矿道上方的石头将人砸死、毁容，谎称塌方或爆炸事故。
诈骗流程的最后环节，是找人冒充死者的妻子、父母来骗取赔偿。在这个系列案件中，赔偿从50多万元到80多万元不等。而这些死者尸体，会被运到附近的火葬场火化，骨灰随即被丢弃。之后，团伙成员集体提出辞职。再物色新的地点，杀人、领钱以此循环。参与案件的嫌疑人，各自分到的钱也不相同，重要角色一起案件能分到20多万元，参与赔偿谈判的能分到两三万元。
被抓的74人中，九成来自庙坝镇和石笋村。但除了一些犯罪嫌疑人在老家盖起了楼房外，这些人的家属如今过得依然贫穷。他们没有把杀人骗保赚到的钱留家里，而是陷入了赌博的死循环中。
301号客房
石笋村山下的庙坝镇，充斥着比山上更多的欲望。即便近几年警方对当地进行了多次大规模抓赌活动，但庙坝镇和周边山村的赌博行为依旧猖獗。当地村民说，这里的赌博现象比盐津县其他地方都要严重。
庙坝镇有两条主街道，一条是沿白水江而建的新路，公安局就在这条街上，街面宽阔干净。而另一条是在半山腰的老街，弯曲的街道两旁是密密麻麻的三层住宅小楼，楼高而街道间距又窄，使得老街永远处于阴影中，道路边沿老式的排水沟，让路面始终留有污水。王强是老街街角一家旅店的老板，旅店不大，一共7间房，房间每晚的价格从60元到80元。王强说，经常有赌博的人来住店，有时住几日，有时住十天半个月。过年的时候大家赌得更厉害，7间房经常都住满了。每每晚上打完牌，赌客们在街上吃个宵夜喝个酒，然后就来旅店开房睡觉，有时还带个女人。
不光有男赌客，也有女赌客。老板回忆说，李连翠就曾是他们家的常客，她每次来一住就是两三个月，她只住301号客房。沿着狭小的楼梯走到旅店三层，第一个房间就是301号客房，一张双人床，一台老式显像管电视，地上爬着蚂蚁，循着蚂蚁的踪迹，床下还留有一个吸毒用的筒。这间旅店的隔音效果并不好，夜晚23点多，楼梯和走廊偶尔会传来沉重混乱的脚步声和酒后醉言。老板王强记得，李连翠会在庙坝镇上打牌，也会坐车去盐津县城打牌，晚上回旅店的301号客房睡觉，经常还带着不同的男人。“那几年我看到李连翠，心里就感觉很不舒服。这个女人太过分了，家里有老公，她还跟外面的男人在一起，拿着她老公的钱，在外面赌在外面玩。看得我心里面很烦躁。”王强回忆说，李连翠在他旅店每次住的几个月，只会中间回家一两次，吃个饭，晚上又回到镇上去赌。
李连翠的家在流场村，从王强的旅馆向背后的山上走出镇，沿着山间小路走20分钟就到她家了。如今家里只剩下李连翠19岁的女儿陈明一人在家。陈明记得自己上小学的时候父亲一直在外地的矿上打工，后来四年级的时候，母亲李连翠也去了矿上和父亲一起生活。他们在河北张家口的一处煤矿场待了两年，父亲每天下矿干活，母亲在矿上没事情干，于是几个矿场保安和母亲喝酒打牌赌博。父亲知道保安想合伙设赌局骗母亲的钱，因此有一次想强行把李连翠从牌桌上拉走。一名喝醉的保安急了，随手抄起身边的木棍挥向他，木棍上带着钉子，直接扎进了头部。父亲的头部开了刀，但右脑受损，左半身从此瘫痪了。陈明上初一的时候，母亲带着已经残疾不能行走的父亲从河北回了家，当时张家口的矿主赔了他们68万元。
他们一家拿着钱盖了一栋三层楼房，剩下的钱都给了李连翠，而李连翠把钱陆续拿到庙坝镇的牌桌上，才有了后来她在王强的旅店终日不回家的情况。李连翠沉迷在当地名叫“马车”的扑克牌游戏里。赌博规则其实很简单，类似比大小，只不过比的是整点。每人发5张牌，最高的是50点，以10点为一马车，三个人、五个人都能玩。旅店老板王强看到过很多次，从外面打工回来的村民，攒了10年存下20万元的辛苦钱，回庙坝赌了两个晚上就全输光了。而在赌局上，还会有专门放高利贷“水钱”的人，1万元的高利贷，每天的利息是500元。如果欠下三四十万元赌债，村民单凭两三千元的工资是不可能还上的。
此时的李连翠把老公的赔款全都输光了，还深陷赌债和水钱，于是在别人的怂恿下决定把自己的哥哥李连均带到外地矿里杀害索要赔款。李连翠的女儿陈明记得，舅舅李连均是个“可怜人”，他40多岁了还单身，穷，又老实巴交的，有时没地方去了，就借住在李连翠家里。2013年，李连均被李连翠送去新疆哈密的一座煤矿打工，很快便遭“矿难”去世。一个月后，李连翠自己独自回了家，哥哥死了这件事，她没跟任何人说。直到警方来抓人，当时陈明在学校住宿不在家，目击者说，李连翠没有反抗，神色平静。
2013年开始，警方发起了3次大型抓捕。至今，警方从石笋村共带走了50多人。去年2月6日，带走了37人，今年又带走了11人。因每起矿井杀人骗赔的作案人员并不固定，案件之间涉案人员互有交叉，有些互为亲属，设立“1.02专案”的警方从乌拉特中旗的铁矿案入手，顺藤摸瓜，查出了这起系列案件的涉案人员。
村里的杨姓家族有8人被控制，其中包括杨尚康、杨尚贵和杨尚英、杨尚会四兄妹，杨尚康的儿子杨禄龙、杨尚贵的妻子龚兴平、杨尚英的前夫代吉容，以及代吉容的妹妹代吉中。陶富财、陶富文、陶富宽兄弟三人也落网。此外杨朝彬、艾泽萍夫妻参与的山东省兰陵县朱氏铁矿杀人骗赔案使得涉案的艾泽萍和她的堂哥艾泽伟、侄子艾汪全尽皆落网。
如今19岁的陈明独守着空荡荡的三层小楼。“我现在走在庙坝镇的街上，满街都是熟人，曾经母亲在各个小店拿了人家东西赊的账，现在我有能力肯定要慢慢还，但是赌债肯定不还。”陈明自己住在这套三层楼房里，从大堂向里走，能看到一个带旋转楼梯和铝合金围栏的三层天井，楼梯连接着每一层两个朝向的房间，二层朝山谷的房间里摆着一张大床和深粉色的床单被套，墙角都是零食包装，那是陈明的房间。除此之外，其他房间都是空的。
母亲李连翠进了监狱，瘫痪四年的父亲在一个月前刚刚去世。“这两年他高血压很严重，平时吃药吃得也多。”陈明说道。陈明当时连给父亲立墓碑的钱都没有，为了不让遗体腐烂，只能草草先埋葬。次日她给父亲办丧事，流场村村民都尽量吃了午饭再过去参加葬礼，就是不想让陈明再花钱给大家做午饭，邻居们东凑西凑，一共凑出8000块钱给了陈明。如今她已经约好了立碑师傅，打算按照黄历在7月份为父亲立碑，完事便离开这里去江浙打工。
红旗大堰
曾经在50年前，红旗大堰工程将山上的泉水通过引水渠引入庙坝镇周边的几个山村，石笋村、红碧村、民政村都是这一水渠的受益者。村里老人们还记得，得益于红旗大堰，小时候山上种的全是水稻。随后红旗大堰由于多年无人维护，水渠断了水变成了土沟，土沟又被填平变成了马路。现在只留有一个后来建的水泥水渠引向石笋村，紧急情况下才会开启使用。从30年前开始，漫山的水稻换成了玉米。如今盐津是国家级贫困县，周边村民主要靠种植玉米过活，石笋村村民的年均收入只有2300元。水稻每斤3元，玉米每斤1元，近几年很多村民舍不得从外面买米，而开始将玉米磨碎蒸玉米饭吃。
煤矿曾是庙坝镇的产业支柱，但有别于不远处的四川筠连，这里的煤矿规模小，地下往往只有几十厘米的煤层，因此没有大老板来这里投资，挖煤运煤依然近乎人工进行。后来白水江上逐渐修起了两座水力发电大坝，庙坝镇和周边的村落全都通上了电，电磁炉代替了烧煤做饭，当地用煤的机会越来越少，如今当地用煤需求最大的地方是散落在山间烘烤蒸馏包谷酒的小酒厂。
由于赚不到钱，村民往往不愿意在当地煤矿工作。而外出打工虽然苦，但收入比待在村里种地养猪高出5倍。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庙坝镇村民陆续外出打工，下煤矿、搞建筑、打隧道修路的人都有。彭强就属于这第一拨出去打工的村民。他90年代在庙坝镇开了一个冰糕厂，每天能有100多元的收入，但由于欠下了六七万元赌债，而决定去山西干煤矿。从1997到2009年，他在山西煤矿干了12年，后来自己投资几十万元买来采煤机和传煤机，带着手下30多人承包了煤矿的采煤工作，每年能挣五六十万元。
正是在山西，他更加感受到了打牌赌博的可怕。“煤矿工作复杂又危险，每天除了辛苦工作外，没事的时候几个人就在宿舍里打牌。而打牌的人往往存不住钱，赢了钱便去城市吃喝找小姐，输了钱则会想方设法在赌桌上赢回来，反而欠上更大的赌债。一些人在外地煤矿打工很多年，但一分钱都没有存下来。另一些人为家庭着想，没有打牌赌钱，在外打工几年后，攒了几十万元回到村里，为家人盖了新房子。”
于是，闭塞的山村里出现了贫富差距，嫉妒和攀比心理不断蔓延。没有攒下钱的赌客们为了也能“衣锦还乡”，在赌桌上更加一掷千金，进而欠下更多赌债。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些赌债完全没有机会还清，犯罪被看成唯一的机会，贩毒、拐卖儿童，或者“盲井式”杀人骗赔成了手段。此外，在石笋村“盲井案”最频繁的10年间，国家出台的矿难赔偿标准也越来越高。尽管大部分矿主希望避免矿难曝光而不执行国家赔偿标准，但杀人骗赔团伙拿到的私了赔偿金，从2000年左右的20万元，涨到2005年左右的50万元，并在2010年涨到将近100万元。村民们往返于外地矿场和老家之间，杀人骗赔赚了钱，回家还清赌债，再继续赌，欠债，再去外地杀人，陷入了死循环。
于是，村子里的财富出现了强烈对比。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庙坝镇一套三层楼房加上地皮价格高达七八十万元，在石笋村，修一幢楼房也需要40万元。而彭强表示如今镇上他知道的人中，起码还有十几个人欠着上百万元赌债。
彭强也曾严重地陷入赌债。4年前，他从外地回来，包下了这里连接庙坝镇和盐津县城的石凤公路修建工程。工程进行期间，几个以前的朋友经常晚上找他来吃烧烤，喝酒后就带他去了附近的赌局。“这些人对我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知道我有钱，设了套，拖我下水。我在牌桌上输了钱，他们就马上再借钱给我，一两万的钱一坨一坨地摆在桌上。”几天下来，彭强输了30万元，他从此发誓不再赌。
彭强是幸运的，那次经历让他从此远离了赌博。此后他专门承包公路、隧道建设工程或者煤矿钻井工程，去年8月份用20万元入股了一家山西煤矿。如今他花了70万元给自己在庙坝镇重新建了一栋三层楼房，父母一层，自己和妻子孩子们住一层。他还承包了现在庙坝镇的车站，让其他村民来当司机，大家都能赚上钱。“自己赌博错过了很多机会，把家庭带入了不好的情况。但只要踏踏实实干事情，努力，小康生活就在面前。”
午后，艾汪全的妻子给女儿梳理了一下头发帘，就带着4岁的女儿下山去医院看病。女儿今天有些感冒，没有去幼儿园。女儿跟着她出了房门，她把房门关上，向下山小路走去。就在她的左侧山下不远处，有一栋两层半的房子，砖红色与水泥灰色交错，那是她曾经和女儿还有艾汪全共同的家。艾汪全被警方抓走后，现在这座房子已经空了两年。今年5月30日，内蒙古检方将艾汪全定为矿井杀人骗赔系列案件的头号犯罪嫌疑人。艾汪全的妻子最近准备带着女儿离开这里，她担心如果留下来女儿会成长在一个很不好的环境里，人人都会说她闲话。
与此同时，王付翔的妻子和儿子在庙坝镇车站带着行李登上了长途车，沿着石凤公路离开盐津县，去浙江的工厂打工。当初王付翔在木林社水泥路旁建三层楼房时借了镇上的农村信用社15万块钱，而今随着王付翔落网，他们家的三层楼房被信用社当作贷款抵押。屋里很脏很乱，角落堆着吃过方便面的纸碗和啤酒瓶，屋里有一股轻微的垃圾发酵的味道。现在家里只剩下王付翔的父母还住着，他们被信用社勒令两年内搬出这个家，甚至连屋里的所有家具也被当作抵押不能带走。
在隐性的富有背后，是显性的贫穷。“盲井案”的曝光和抓捕并不能改变这里的现状，赌博依然猖獗，人们留守在村里依然没有出路，而村民们已经担心，今后外出打工，老板一听他们是盐津来的，便会拒绝给他们工作。（本文中范平、王强、陈明均为化名）
文 张星云 摄影 蔡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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