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美国，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公司企业，参加同性恋游行，支持LGBT群体，都成了门“挺好的生意”。
“改变世界是种什么样的体验？”2015年，当美国最高法院判定全美同性别婚姻合法时，许多长年致力于维护同性恋权益的法律工作者，都被问到了这个问题。
“改变世界”，这是个听上去很酷的议题，它太酷了，以至于许多人把它挂在嘴边。这些人可能包括漫威中那些超级英雄们，硅谷里那帮创业极客，但在LGBT〔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缩略字〕乃至辐射到的更大相关群体的心目中，没准就真的是这些同性恋平权运动的积极分子。
而参加一年一度的6月同性恋游行（Pride March），则是最容易实现也有很大影响力的一件事。
游行当晚看新闻，说今天的同性恋游行开始没多久，希拉里就到场了，是政治人物一贯的那种出场方式，前呼后拥，安保随行。不过报道里写，她在游行队伍中待了10多分钟，也跟人握手了，也跟人交谈了，就是没有发表公开讲话，围观民众却表示，“她的到场就是无声的演讲”。走了一段路，他们就钻进了一辆车，说是要赶去印第安纳州，到那里就英国脱欧发表一个演讲。
我们到得晚，完全没看到这位炙手可热的总统候选人。可是，一到游行主街第五大道，还没来得及选一个可以倚着栏杆的位置，就被迎面而来的队伍冲击了一回。他们既严肃，又充满幽默感，他们的自我定位是“骄傲游行”，那是1970年第一次游行就提出来的口号，折射出一种自我鼓励的意味。如今，经过40多年的努力，从很多方面来看，他们都是成功的，这种骄傲就变得更为显而易见。
街道两边的铁栅栏外，围满了路人，而街道恐怕更像是一个舞台，想要拍到舞台上表演的好照片，倚在第一排当然更好。我端着相机，好不容易挤了进去，就有穿着高跟鞋、碎花裙的男士，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女士，在我面前跳舞。跳完一段，她停下来跟站在我边上的一位摄影师聊了几句，我看到她满头大汗，好在穿着清凉，在众多打扮更夸张的同仁面前，这位看上去像男扮女装的女士几乎没能引起我猎奇的心态，一切在她身上有种奇异的和谐。
游行队伍中还有许多儿童，也像他们的父母一样，跟围观群众一个接一个击掌互动。我能看出，孩子们的眼神里是迷茫的，他们不太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伸出小手，迎击一个个伸出来的手掌，甚至漏击一个的时候，停下来犹豫着是要补上，还是跟着人群继续往前走。栅栏外围观的孩子们，同样兴奋地哇哇大叫。有一个方阵分发的粘纸上面写着“nice leg”，一个年轻小伙儿看到这个肤色黝黑手舞足蹈的场外小姑娘，特地走过来跟她对话，一共给她贴了四个，小姑娘转头一脸兴奋：“妈妈，我有四条漂亮的腿了，四条！”
这种施加在孩子身上无形的影响，在社会学家看来，可能是所谓“文明的进程”中最为深远的影响之一。观念的形成和外语学习一样，有赖于儿时的生长环境，不过，更为霸道的生活植入在于，他们的同学甚至他们自己，其双亲可能就是一对同性恋。我见识这样声势浩大的游行，第一反应是觉得感动，隐隐感到，“这似乎不容易”，这些骄傲的口号背后，大约有许多自我挣扎的故事。但是另一方面，我同样清楚，那是因为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环境，而对同性恋的认知也直到读大学才开始发生。
在游行队伍里看到有一块牌子上写着“我为我的同性恋女儿骄傲”。一位母亲，可能出于爱而努力接受儿子的同性恋身份，也可能因为她从小受到的教育而坦然接受一个同性恋女儿，这两者，毕竟是大不同的。
游行以方阵的形式分批前行，当银行、餐馆连锁、互联网大佬这类公司的方阵依次出现，巨大的Logo写在明显的位置时，能感觉到游行背后浓郁的政治口味。经历了2015年全美同性恋婚姻合法后，以及希拉里的短暂出现，今年大概是个“同性恋游行小年”，不过，不久前奥兰多同性恋酒吧枪杀事件，仍然为这次游行的重要性添加了政治砝码。同性恋游行成为一个绝佳的软性宣传秀场，大公司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事实上，大公司对LGBT这个议题的态度，是一条逐渐明朗的曲线。
克林顿执政期间，理查德·索卡瑞德（Richard Socaride）曾服务于白宫公共关系办公室，与那些资助选举的企业主们联络感情。他回忆20年前的这段经历，发现即便是邀请他们到白宫做客这类通常他们都挺愿意参加的活动，如果是跟同性恋事宜挂钩的，响应者寥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之前，收到了一封支持信，上面有379个美国大企业CEO的签名，这意味着，如今这些公司也都站在了赞同同性恋婚姻的立场。
这个签名对LGBT群体而言，更为切实的意义在于，这些大公司里的薪资福利尤其是医疗保险覆盖配偶的政策，实现了同性恋与其他人平权。支持信中甚至宣称当时只限于异性婚姻的法律，“从一定程度上有害于我们实现公平，并且不利于我们雇用到最优秀的员工”。
大公司经历这样的立场变化，尤其是互联网公司，支持LGBT群体利益代表的开放自由精神与许多公司的形象设定是一致的。但民意在这个议题上扮演的角色显然非常重要。事实上，在美国这样一个选举植入生活的国家，民意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表述，民意调查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候选人的态度，至少候选人在公众面前的立场，是经过盘算和衡量的。
在这一点上，被许多人称为一手促成全美同性婚姻合法化裁决的奥巴马就是例子。2008年首次参选美国总统时，他对同性婚姻的公开态度是“不赞同”，因为其时黑人教会内对同性恋婚姻的反对态度是激烈的。为了争取更多的选民，奥巴马最终选择了争取黑人教会的选票，因而修改措辞说，他支持的是“同性关系”。而从内心，他本人对同性婚姻是支持的，这一点由他当时的竞选顾问大卫·阿克塞尔罗德（David Axelrod）在《信徒：我在政界的四十年》（Believer：My Forty Years in Politics）一书中证实。
这个功利性的态度选择，有数据作支撑。按照每年都对美国社会就同性恋婚姻态度做一次调查的盖洛普机构（Gullup）的数据，2008年，支持同性婚姻的公民是40%，而到2012年奥巴马竞选连任时，支持者已超过反对者；也正是在这一年，奥巴马正式表示支持，事实上，他当时的副总统拜登就有一个已婚的同性恋女儿。
到了今年总统大选，两个党派的候选人——希拉里和特朗普对LGBT的态度均是支持，这大概也和去年盖洛普的调查数据结果是60%相关。
对LGBT群体的支持程度，历来是美国政治人物必须做的一道选择题，他们要在同性恋和教众两类选民中做出排他性选择。看上去，这一切发生了变化。当全美同性婚姻合法化后，反对者多为基督教人士，他们越来越被边缘化，不得不发出这样的声音：“不让我反对同性恋，就是侵犯宪法赋予我的言论自由。”此话一出，不由叫人感慨，同性恋此次真正进入主流，就像若干年前，越来越多的白人开始以“性别歧视”对雇主提出诉讼。
文 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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