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里约奥运会结束后不久，9月10日，第32届圣保罗双年展（Sao Paulo Art Biennial）又将如期降临巴西。在国际艺术界，圣保罗双年展的名头不容小觑，它与威尼斯双年展和卡塞尔文献展并称为世界三大艺术展。
1951年，奇奇洛·马塔拉佐（Ciccillo Matarazzo）创立了这项南美大展。他是19世纪意大利贵族移民的后裔，生于圣保罗，后来成了巴西著名的工业企业家、艺术收藏家和赞助人。他偏爱欧洲学院派绘画，自己也收藏了不少。1947年，他在巴黎结识了一些法国的批评家和收藏家，前卫的现代艺术让他陷入强烈的视觉冲击中，他开始意识到艺术正在快速地推陈出新，新的艺术观正在改变全球艺术的走向。回到巴西，他与妻子约兰达（Yolanda Matarazzo）共同创建圣保罗现代艺术博物馆，关注当下正在发生的艺术。第二年，他组织了一批巴西艺术家前往意大利，参加第24届威尼斯双年展。此时的威尼斯双年展已举办了半个多世纪，模式相当成熟，参展的艺术作品也代表着全球最前卫的艺术理念和艺术形式，奇奇洛想把这种模式平移到巴西。在与圣保罗政府的多次交涉后，奇奇洛得到了支持，政府负担一半的筹办经费。以后政府一直给予财政支持，圣保罗双年展逐渐从奇奇洛的个人事业变成了巴西两年一度的官方行为。
圣保罗双年展举办之初，规格就很高。1951年的第一届吸引了来自三大洲的艺术家，60年代就已有50多个参展国，这其中还包括非洲国家，而威尼斯双年展和卡塞尔文献展直到90年代才向非洲艺术家开放。也许是因为地处拉美，少了欧美文化的中心立场，圣保罗对艺术更有包容性，力图在边缘群体中找到更前卫之所在。
与威尼斯类似，圣保罗双年展也以“国家馆”、“国际展”和“巴西艺术”三大板块作为基础架构。从第一届开始，圣保罗就不乏大师光顾，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马格利特（Rene Magritte）、保罗·克利（Paul Klee）、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乔治·格罗斯（George Grosz），活跃在50年代的艺术家几乎都参加过。1953年的第二届大概是早期最耀眼的一届，这一届被称为“格尔尼卡双年展”，因为毕加索的著名作品《格尔尼卡》第一次在欧洲之外展出。《格尔尼卡》率领着74件毕加索的作品，在圣保罗双年展开辟了一间专厅（Special Room），甚至在欧洲，都很难有机会一次看到这么多不同类型的毕加索作品。
20世纪60年代初，圣保罗政府遇到了资金危机，为了保住双年展，奇奇洛结束了双年展与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联系，开启了基金会的赞助制度。在作品的甄选上，一方面希望指明当下艺术的发展方向，推广拉美本土艺术，另一方面又希望将更多欧洲不同时期的作品呈现给拉美观众。诉求太多，很难两全。不过从50年代到70年代，从立体主义专场到超现实主义群体的集体亮相，圣保罗双年展的步伐一直走在艺术发展的浪尖，1967年的展览汇集了当时美国波普艺术的所有大腕儿，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欧登伯格（Claes Oldenburg）一一亮相，从1964年波普艺术在威尼斯双年展获奖以来，美国人的大众文化迅速席卷全球，符号化、易复制、易传播，圣保罗又为这股热潮添了一把火。
八九十年代以来，拉美本土艺术家越来越受到关注，专业策展人的出现也给双年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从前按照作品门类布展的思路被改变，每一个板块开始有了主题，各个主题将内部观念有关系的作品相互连接，“观念性”开始主宰展览的走向。“人与生命”“乌托邦与现实”，双年展的主题通常足够宏大，可以容纳多维度的思考和各种方式的呈现。在过去，架上绘画是最被人接受的艺术形式，而当行为、装置、影像成为艺术展的主人，又在探讨有关人性、日常生活、社会制度或是民族态度这些近在身边的问题时，艺术究竟是离我们越来越远，还是越来越近了？
今年的圣保罗双年展主题是“生存的不确定性”（Live Uncertainty），策展人是担任过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的德国人约亨·福尔茨（Jochen Volz）。在目前公布的81人参展名单中，主办方特别强调超过一半是女性艺术家，1970年以后出生的中青年艺术家占大比例，拉美艺术家的数量也超过往届。在未来的艺术界，性别、年龄、国籍，这三种身份特征或许将不再构成艺术家独特的身份特征，女性、亚文化、地域性这些标签也不再如以前那样引人眼球，艺术将回到原位，因其自身的魅力而成为焦点。
文 薛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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