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第一次观看古斯塔沃·杜达梅尔（Gustavo Dudamel）的演出。演出剧目是威尔第的《弄臣》，这位炙手可热的明星指挥家首次执棒这部作品。在此之前，一些人对于这次演出表示怀疑。一个有着有限歌剧经验的南美青年，带领他的“青年军团”，想要征服全世界最重要的古老歌剧院。这听起来像一个电影的陈旧桥段。
当晚，年轻人胜利了。在斯卡拉歌剧院，杜达梅尔收获了观众的心——就像他在其他地方所做的一样。一个细节可以说明观众的狂热，在帷幕拉起之后，一阵此起彼伏的“太棒了，古斯塔沃！”（Bravo，Gustavo！）声浪一波高过一波，而此时，杜达梅尔甚至还没有抬起手中的指挥棒。
“杜达梅尔狂热”席卷了全球（他的几次中国之行也在说明这一点）。杜达梅尔的魅力在哪里呢？你很难说他是完美的。但当你来到他的现场，会看到有如“神魔附体”的迷狂。他仿佛在用直觉挥动手里的指挥棒，是一种有如暴风骤雨般自然的热情。在杜达梅尔身上，有一点非常动人，他将音乐的愉悦，与生命的真实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真”，他变得难以预测。
人们希望有一个形象大使，能像磁石一样，将大众吸引到古典的圣坛上来。像许多高雅文化一样，古典音乐也面临着危机，唱片销量下降，受众在减少。期待被放在了这个南美青年身上。在许多媒体和乐迷的话语体系里，杜达梅尔的前缀是“一个将要改写21世纪古典乐的指挥家”。
“如果我们持续用以前的方式对待古典乐，它会消亡。”杜达梅尔说，“我们应该给人们入口，让更多的观众走进来，让他们感受和欣赏古典乐。事情需要得到改变，需要变得更好。因为如果不这样，那就忘掉古典乐吧。如果不能这样，古典乐在几十年之后，将会死去。”
1981年，杜达梅尔出生在委内瑞拉西部的巴基西梅托。2004年，他赢得了马勒指挥大赛，自此声名鹊起，迅速蹿红。此前一年，他在柏林担任西蒙·拉特爵士的助理。2007年的瑞士琉森音乐节上，他首次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两年后，他担任了洛杉矶爱乐乐团的总监，此时他只有28岁。
“他实在是太年轻了。”这是人们谈到杜达梅尔时最常说的一句话。而杜达梅尔的经历，“比年轻还要年轻”。他从5岁开始学习小提琴，之后学作曲、指挥。14岁，便站上了指挥台。1999年，杜达梅尔成为西蒙·玻利瓦尔国家青年乐团的音乐总监，这一年他满了18岁，终于不再被人称作“孩子”了。
杜达梅尔出生后不久，祖母带他去见医生。医生说，这孩子太安静，要给他一点儿音乐。祖母对这个建议感到莫名其妙。杜达梅尔的父亲是当地一个Salsa乐队的长号手，母亲教人唱歌，家里又怎么会缺少音乐呢。医生说，为什么不给他一点儿古典乐？于是，祖母带着8岁的小杜达梅尔去听音乐会。
现在，人们倾向于将杜达梅尔的经历描绘成一个音乐改变人生的励志故事。一个在委内瑞拉长大的南美青年，凭借过人天赋，走到了世界中心的舞台，成为万人瞩目的明星。这故事里蕴含着好莱坞电影所热爱的各种元素：贫穷、混乱、危险、异域情调与艺术魔力。主人公拥有特立独行的桀骜个性，不断挑战已有法则。这中间有阶层的打破，也有文明的冲突。
对此，杜达梅尔表现得像一个耿直的男孩，他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委内瑞拉“音乐救助体系”（El Sistema）。“没有音乐救助体系，就绝对没有现在的我。”杜达梅尔说。从4岁起，他开始参加音乐救助体系训练。“和上百万参加此项目的少年儿童一样，我的人生因为古典乐改变了。”
1975年，何塞·安东尼奥·阿布留博士（Jose Antonio Abreu）发起创立了委内瑞拉“音乐救助体系”。阿布留是一名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也是一名指挥家。他相信，音乐有教化人的力量，相较其他艺术形式，它对人类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音乐代表了所有这些：欢乐、和平、希望、融合、坚强和无穷的能量。”作为一种用音乐救助社会底层孩童的福利工程。在这个体系中，孩子可以免费得到一件乐器，在一起学习音乐演奏。“音乐救助系统”的最初目的，不在培养音乐家，而是将音乐作为社会黏合剂，把边缘孩童引到正常社会之中。它的口号是“去演奏、去战斗”，以及“演奏并抗争”。
参加“音乐救助体系”的孩子，大多来自问题家庭，有些家人吸毒犯罪，有些家境贫困不堪。然而，当他们开始一起排练，便会在指挥的引导之下，发出统一和谐的声音。杜达梅尔感到，这是一个美好的信息：“他们不仅在弹奏音符。重要的是，他们相信，音符背后的东西会改变他们，也会改变听众。给出生在贫民窟的孩子一把琴，他就能融入这个社会。他会明白，他有权利去拥有美好的东西。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与“音乐救助体系”的另一个出色成果——西蒙·玻利瓦尔国家青年乐团一道，杜达梅尔将这个南美小国带到了国际古典乐坛的视野里。十几年间，“音乐救助体系”从少为人知的国家行为，成为席卷全球的运动，嫁接系统计划的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英国、葡萄牙、土耳其、日本和中国台湾等。
这个闯入圣殿的南美青年，反对一切既有法则。他不认为听众需要拥有专业知识，反对参加音乐会时盛装打扮，不介意一切幕间礼仪，甚至会对乐章之间的掌声报以微笑。“人们认为古典乐是为精英准备的，它只属于一部分人。为什么青少年就不能指挥马勒或贝多芬的作品呢？古典乐的教条又是谁定下的？莫扎特如果看到自己的作品在上百万人面前演出，他一定会感到很开心。”
“没有乐团，指挥看起来就像一个在空气中挥舞手笔的疯子。指挥家是乐团的一部分。你需要乐团，比乐团需要你多得多。”当杜达梅尔带着他的“委内瑞拉青年军团”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之时，这名指挥家看起来像一个激情澎湃的青年革命领袖。他有领导他人的力量。
许多人猜测，成为国际明星之后的杜达梅尔，会将视线全部放置到世界舞台的浮光掠影中。他们似乎误解了这个委内瑞拉青年的驱动力所在：“El Sistema是我的家，有我的兄弟姐妹，我会永远和他们在一起。这件事永远不会改变。”
在一次采访中，有人问杜达梅尔，作为一名艺术家，希望将来怎样被人们记住？杜达梅尔说，“我希望将来每个孩子都能拥有享受古典音乐的机会和权利。个人名气再大，有再多的荣誉，都不重要，他们只要记住音乐，就可以了。”
我还记得，在斯卡拉歌剧院拉开《弄臣》帷幕的那个晚上，美国总统大选正在进行，奥巴马努力争取着他的连任。《经济学人》当时的一篇文章，将杜达梅尔称作“音乐界的奥巴马”，是要带来改变的人。这个称呼来自对作曲家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的采访。“杜达梅尔做了许多引人关注的事儿。就像奥巴马第一次当选那样：并非一切都完美。然而，当你成为众人焦点，人们对你的要求也会提高。”
4年后的今天，大约不会有人使用这个称呼了。美国总统大选再次来临，人们等待白宫迎来新主人，很快，将没有人再谈论前总统。而在杜达梅尔陆续展开的人生之旅中，已经预定了许多华彩乐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章，是2017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将成为这个重要演奏会历史上最为年轻的一个指挥家。人们还在期待杜达梅尔——期待他带来改变。
文 何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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