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自纯粹大陆的视角考察，南海既构成主导性海洋强国遏制中国的包围圈，又可建设为闭锁门户的离岸堡垒。但对一个具备全球眼光的大国来说，目前所经历的只是海洋转型中的第一阶段考验，并无捷径可走。
渔船穿过马里奎特岛与纳科达岛之间的水道，渐渐远离巴拉望岛西岸时，海水的颜色陡然由翠绿变为深蓝。船尾处仍可见海蟹游动的清晰身姿，船头处却已是波涛万顷，滚滚而来。一瞬间，我不禁喝了一声彩。
少年时代搭乘“远望二号”航天测量船出长江口、驶向舟山海面的记忆，使我对海水色调随离岸远近的层次变化，早已有过清晰的印象。但在如此迫近的距离上，观察“南中国海”这一貌似熟悉却素未谋其面的独特水体，依然给人别样的震撼和激动。当午夜前后渔船抵达南沙群岛舰长暗沙以西时，我甚至开始畅想：不知1946年那支南下光复海疆的中国舰队，在沿途是否也曾目击过同样的星斗、鱼群与霞光？
这是一片安静而单调的水体，也是全世界最剑拔弩张的海域之一。分布于南海之中的250多个大小岛屿、环礁、暗沙、礁石和沙排按照地理位置的靠近程度可以划分为5个群岛，共有6国7方（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台湾）对其提出各有差异的主权和专属经济区（EEZ）诉求。在我们即将前往的南沙群岛，189个已有命名的岛、礁、暗沙和暗滩中，有43个分别被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所占据，其中越南占29个，菲律宾占9个，马来西亚占5个，中国台湾控制太平岛，中国大陆有效控制的岛礁仅有8处（文莱也对南通礁提出主权要求，但未有占领）。每个国家都在部署越来越多的两栖舰艇、远程飞机、巡航导弹乃至柴电潜艇，以支撑自身的领土和安全诉求；每个国家也都试图吸引尽可能广泛的舆论关注，以便伸张自己的诉求。考虑到全亚洲海上贸易吞吐量的90%以及由中东输往东北亚的油气资源的95%都须穿越这片半封闭的边缘海，南海局势的紧张早已不是一个地区问题，而成为亚洲乃至全球忧心忡忡的焦点。
对致力于获取全球政治、经济影响力以及全方位的海洋活动能力的中国来说，南海问题的性质同样是双重的：在地区层面，它将考验中国的外交手腕、沟通能力以及战略经济的加成作用；亚洲这个21世纪初全球最富经济活力的区域能否继续保持繁荣，与此有直接关联。在全球层面，它涉及中国与美国这个当前的主导性海洋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是否能避免法国、德国、苏联等陆海复合型国家曾经踏进过的海权陷阱。从这个角度看，关注南海，意义恰恰在于超越南海。就像数年前一位美国海军退役上校对我所言：“几乎所有一时之雄都曾保有一支强大的陆军，但只有那些真正伟大的文明才能长久维持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
“边缘地带”的海洋转型
从广义上说，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乃是一种“海洋转型”（Maritime Transformation）进程，它试图把高度自给、立足内需、奉行保护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拥抱国际市场、实现商品和资本自由流通、从共享中获利的增长模式；后者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依托海洋这一全球公域，并且与主导性海洋强国（美国）操控的开放政治经济体系不谋而合。中国在海洋转型的前30年未曾遭遇重大反弹，与此不无关联。
从地理政治学角度看，中国属于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或者说“边缘地带”（Rimland）国家——拥有进入大洋的通道，背靠自然障碍较少的陆地，须同时面对两个战略方向。“海权论之父”马汉将历史上曾经影响过一国海权发展以及海洋能力成长的主要条件归纳为地理位置、自然构造、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特点、政府的性质和政策六项，其中前三项就本质而言都是地理性的。一个无须在陆地上自保或扩张的国家可以从容地集中精力发展海权，这是英、美等国的先天优势；反之，陆海复合型国家往往要同时面对陆、海两个方向的压力，在战略重点的选择和陆海两个方向的资源分配上需要更精细的战略缔造。这种缔造不仅与该国本身的战略意图有关，还要考虑它会给既有权势结构中的其他国家带来的冲击。用一位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的话说就是：“一个国家是否要争取强国地位可以由它自己决定，但这种努力是否奏效则取决于其他国家会做什么反应。”
这里说的“其他国家”，不仅包含了因为陆海复合型强国发展海权而受到直接冲击的主导性海上大国，比如拿破仑和威廉二世时代的英国、“二战”后至今的美国，也包含了与该复合型强国在陆地和海上毗邻的其他国家。后者甚至要比主导性海上大国更早和更直接地感受到陆海复合型强国调整其国家战略与军事路线带来的压力，这些国家的即时反应尤其是带有抵制倾向的反应，对主导性海上大国采取遏制战略来应对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崛起，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不妨以“一战”前的英德关系为例来分析这种冲击—反应模式的运作逻辑，这也是国际政治学者经常拿来与今天的中美关系作类比的一个模型。一则今日的中国与19世纪末的德国同属新崛起强国，在经济实力、全球地位及后发优势上颇多共同之处，也都有发展海军、维护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的倾向，令主导性海洋强国相当忌惮。二则中德两国同属海陆复合型国家，在陆上有显著的安全利益，难于将全部资源都投入海上扩张，似乎又合于马汉指出的陆海两栖国家的天然缺陷。德国在海军竞赛之初一度踌躇满志，1912年之后却已难以为继，原因就在大陆安全形势的恶化使得扩充陆军的压力激增，无力继续在造舰方面投入物力财力。
路德维希·德约（Luwdig Dehio）把不列颠帝国在其鼎盛时期的作用概括为“中介者”——当时存在一个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分布大体均衡的欧洲大陆，即所谓“大陆体系”；又存在一个以形式上的民族独立和贸易自由为原则的洲际远程贸易体系，即所谓“大洋体系”。主导性海上强国因为拥有实力占优的舰队和靠近主要海上交通线的基地网，便可以在这两个体系间充当中介。对大洋体系而言，英国皇家海军不仅确保了英国投资者能拥有进入世界市场、取得原料来源的自由通道，而且为一切遵循既存贸易秩序的商业主体提供了公利（Public Good），违背这一秩序者将遭到驱逐和禁绝。对大陆体系而言，英国无意直接介入或干预，但倘若出现有能力攫取欧陆霸权继而觊觎全球海上霸权的挑战者，皇家海军就是最好的力量投送工具，可以将英国从大洋体系中收获的经济和政治优势用于恢复欧陆均势的斗争：这也就是两个体系间的力量转移。
放任大陆体系被单一国家控制的危险在于，资源总量的价值尤其是“生产”这一要素相对于贸易的重要性的上升，使得一个拥有大洲级规模疆域的陆上强国有可能取得显著的经济优势，动摇主导性海上强国在经济方面的领先地位。有了稳固财源的支撑，再取得对外扩张必需的出海口，这种海陆两栖强国便可以迅速扩充海军，取消原有海上强国作为两大体系唯一中介者的地位。“陆权论之父”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对“心脏地带”（Heartland）强国俄国的恐惧，便是出于此种原因。而英国在先后面对路易十四—拿破仑一世法国与威廉二世—希特勒德国的挑战时，最为担心包括荷兰、比利时在内的低地国家的安全，除了意在防范对手以此为跳板入侵或封锁英国本土外，更是担心控制低地国家的陆海复合型强国就此操控洲际远程贸易，进而急剧提升海洋能力。而无论拿破仑还是希特勒，他们赖以与英国相抗衡的经济武器都是封闭性的、自给自足的欧陆经济区，这是遵循贸易自由、航行自由原则的海上强国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大陆均势与海军优势，这是主导性海上强国赖以维持其地位的两大支柱，两者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鉴于大陆均势的基础作用，主导性海上强国永远会怀着警惕心理防范地区霸权的觊觎者，并以津贴体制等工具作为手段，寻求该地区其他国家对觊觎者的制衡。一般而言，这些邻国对区域均势的敏感度远高于它们对全球均势的敏感度——对一些小国而言尤其如此，而主导性海上强国对（至少是形式上的）民族独立原则的强调，也易于获得这些旨在维持现状国家的赞成。是以无论法、德还是苏俄，历史上陆海复合型强国的称霸努力往往遭致主导性海上强国与毗邻的陆上国家的双向夹击，从而暴露其先天的双重易受伤害性弱点。
中国海洋转型的地理困境之一，在于周边毗邻的海域无一不是封闭或半封闭的边缘海，不能直接抵达开阔大洋，而边缘海连接大洋的出口或者说遏制点（Choke Point）却并不由中国掌握。这一点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显著。而主导性海洋强国对面临此种态势的“边缘地带”国家，警惕心理尤其突出。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米兰·维戈（Milan Vego）在其经典著作《窄海地区的海军战略与作战》中指出，那些濒临一个或多个大洋但直接接触的乃是封闭海域或边缘海的国家，在海军战略方面往往具有两重性——它们会倾向于在封闭海域建立传统制海权，同时对半封闭海域和邻接的部分大洋实施制海权争夺（Dispute in Sea Control）。争夺制海的最高目标是向完全制海过渡，最低目标则是消极的海上拒止（Sea Denial），即排除敌对一方利用该海区关键航路进行军事力量投送的可能性。华盛顿对中国南海战略的负面看法，便是基于这一推断。
远离“加勒比海化”
依据上文的逻辑，我们当然可以提出如下疑问：既然陆海复合型国家海洋转型的成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特别是这种反应与主导性海上强国遏制战略间的互动，那么，中国有没有可能采取一种中间路线，建立仅仅以西太平洋为中心、覆盖整个南海和第一岛链内海域的“区域海上霸权”呢？或者从反面说，中国是否会像许多西方战略学者所担忧的那样，在亚洲海域推行独占性的“东方门罗主义”、把南海变成加勒比海之于美国那样的“后院”呢？
这个问题涉及海权或者说海上力量（Sea Power）的先天性质。具有区域性优势的海上力量早在近3000年前即已崭露头角，但海权被推崇备至甚至尊为“福音”，则公认是始于15世纪末的“哥伦布时代”。这一时代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航线的贯通和各大洲交通往还的建立，而海上力量作为即时的、全球性力量投送工具的性质，也正是在这个时代渐趋显露。是以对海上力量乃至海上统治权的追逐，天然地或者说必定是与对全球影响力的觊觎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承认世界上存在仅仅以自卫为目标、只装备最低限度海上兵器的海军（这与现代国家主权理论以及国家武装力量体制的完善有关），也承认一国海军可能因为财力、科技水平乃至政策的制约，仅能在有限的海区之内投射其力量，但绝不存在一种可以严格规定外延和影响范围的“区域海权”。在不发展大海军的前提下，一个陆海复合型强国依然可以依据陆上力量和经济-社会影响力维持其主权完整与地区大国地位；但当这个国家开始扩充大舰队、努力发展海权之际，则它势必已经做好了取得全球领导者地位的心理准备。它的努力能取得怎样的收益，也变成了两个层次上的问题：如何在全球层面处理与主导性海上强国的关系；如何在地区层面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对处在两个不同层次上的应对者尤其是地区层面的“小国”而言，它们对“中国威胁”的判断乃至应对方式实际是存在很大差异的。诸如越南、菲律宾甚至韩国这样的国家对中国“无意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的表态未必心领神会，这些国家的利益范围和战略眼界还远远没有延伸到全球范围，它们对全球未来的愿景远不如对地区秩序乃至个别具体利益的调整来得感兴趣。是以中国在应对南海问题乃至塑造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均势时，更多需要借助“政治牌”，寻求建立一套良性的区域性国际制度，在灵活而有约束力的机制中形成互动，消除彼此之间的猜疑和敌意。
另外，相当特殊的是，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角度看，这种地区秩序都很难由中国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直接缔造。正如“哥伦布时代”之初，进入亚洲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完全绕过作为东亚朝贡体系中心的中国而与其附属国乃至各地方政权直接发生关系，“二战”后特别是“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地区政治及安全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参与缔造的。中国周边诸多国家在现实利益以及历史关系上与美国勾连甚深，在应对地区安全问题时几乎没有脱离美国单独行动的先例，以至于它们既不可能在未经美国首肯的情况下自行其是，也不可能主动脱离美国而投入由中国单方面缔造的体制。某些场合甚至会出现“政治对冲经济”的情形：越是在经济上接近中国，越是要在政治和安全上抓牢美国。换言之，单纯以经济手段和市场吸引力为基础的对外战略有其效能上限；到达临界点之后，政治和安全制度建设必须跟进。是以中国必然也必须容忍美国这个“区域外国家”在亚洲安全秩序以及未来亚洲政治互动关系中的存在——这不是一个抽象的“国威”或“国际声望”问题，无关“尊严”，而是既定的权力结构所决定的，是现实政治。
与“冷战”年代的美苏关系相比，中美之间的不一致包含的冲突特征明显偏弱：首先，两国不存在基于领土争端或陆上安全冲突的对抗，因之不会像“冷战”时期的西欧一样，因为双方大批陆军的近距离接触而强化紧张气氛。至于两国海空军之间的摩擦，其烈度将被海洋的空间弹性所稀释。实际上，尽管中美海军的相互试探、施压乃至互为假想敌已经成为常态，但迄今为止，它仅仅是作为政策执行和输出的末端而存在，远不像美苏之间的核威慑、核平衡已经成为政策制订的基础。与摩擦和试探并行不悖的是，中美海军的联合演习、互访乃至高层互动仍在频繁进行。
其次，中美两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安全乃至全球治理问题上也存在广泛共识。北京虽然始终坚持在海洋领土争端上维护本国主权，但也默认了华盛顿在亚洲海洋安全方面的利益相关性，接受了美国这个“区域外”大国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在亚洲的现实存在。而在朝鲜半岛无核化、打击全球恐怖主义等更广泛的安全议题上，两国的利益高度重合；在中国力图发挥更大全球作用的背景下，这种一致性无疑是有益的。
更为重要的是，迄今为止中美在扩大互惠贸易、加速推进全球一体化以及维护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方面观点大致趋同，这与昔日的美苏关系有着根本区别。苏联在经济上的长期目标是建设一个独占欧亚大陆战略资源、在供给上不依赖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封闭经济体，这与彼时美国的设想完全背道而驰。反之，中国引以为国策的对外开放从根本上否定了自给自足的观念，在借助国际市场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多边贸易、产业互补乃至资本流动方面形成了极高的依存度。两国在经济上的高度依存性实际上决定了任何一方的发展和调整都不可能撇开另一方，损害对方利益也未必能直接带来本国权势的增殖。
不仅如此，作为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全球进出口排名位居前三的贸易大国，中美双边关系的变化还会在国际市场造成涟漪效应，从而进一步影响中国继续发展的外部环境。以“零和博弈”为设定制订的政策，经过国际体系的多重传导，其收益将被稀释，不可控的冲击则将进一步放大。以此观之，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共同发展乃是中美双方都乐见的前景，也是两国互动的最良性模式。诚如美国前财长萨默斯（Lawrence H.Summers）所言：“可以想象，中美关系的前景将是这样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两国可能都做得很好，也可能因为某些原因都做得不好；但很难出现一个做得好、另一个做得不好的情况。”
摆脱“能源强迫症”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观察家对南海乃至东南亚问题的关注，往往和一种“能源强迫症”（Energy Obsession）联系在一起。这类观点在强调“马六甲困局”和南海争端对中国能源安全构成负面影响的同时，提出了强化硬实力、敢于“亮剑”的策略，其手段包括进一步提升海军的远洋作战能力和规模，并以更加大胆、主动的姿态伸张诉求。
能源安全之于中国经济繁荣的重要性自不必赘言，需要省察的是：马六甲和南海问题的严峻程度，是否真的到了只能以成本高昂的“硬”手段来解决的地步？答案至少不是完全肯定的。作为一系列战略性国际海上通道之一，马六甲乃至南海航路“存在受阻风险”和“遭到完全截断”可以说是两个概念。发生后一种情况意味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人为隔绝在国际市场之外，实际上只可能由跨地区重大军事冲突所导致；那种条件下，常态保障已不敷使用，国家将以一切可能的军事和政治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而在仅仅是“存在受阻风险”特别是非国家因素导致的风险的情况下，所有经过这一航线的船只所受的威胁是均等的，利益相关方采取的应对策略也应当是集体化的。
主张以“硬”手段处理南海问题者，往往以1904年的罗斯福推论（Roosevelt Corollary）作为参照：彼时美国总统老罗斯福以稳定地区秩序为标榜，宣称欧洲国家和拉美国家间的纠纷以及美洲内部冲突都应当由美国加以处置。同年，美国购入巴拿马运河开发权，将这一通往太平洋的门户和墨西哥湾、加勒比海一起纳入势力范围之内。今日的南海在直观特征上酷似这一史例，但中国并不具备110年前美国拥有的地理和政治优势：老罗斯福时代的美国与欧洲已经实现了“领域分离”（Separate Spheres），周边也无迫近的海上安全威胁；如果抱定孤立主义决心，美国甚至可以放弃太平洋防御，把舰队集中到大西洋一侧。相比之下，南海之于中国的意义，与同样存在争端的东海乃至完全统一前的台湾很难分出轩轾，这意味着中国不大可能把国防资源过度集中到某一区域。不仅如此，1904年恰好是英国北美分舰队裁撤的同一年，美国实际上是在获得英国这个传统海上强国默认的前提下，成为西半球的海上领导者；今日的南海却是一个各方利益错综复杂、牵一发可动全身的板块，短期内难于以单一路线加以厘清。
不仅如此，后“冷战”时代美国对中国既定的“软制衡”政策，以及东南亚国家借美国力量“对冲”对华经济依赖的路线，实际上已经限制了中国的战略选择。美国以东盟地区论坛（ARF）为渠道，对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等传统盟友维持长期影响，同时有针对性地发展与越南等国的双边关系。相比“冷战”时代双边优先的战略，这种强调多边进程的做法更节省资源投入，同时对提升美国与本地区国家的互信度大有帮助；不仅如此，美国还试图将包括日本在内的东北亚合作进程与其主导的东南亚多边机制集合起来，作为亚太“再平衡”的长期权势基础。站在东盟国家的角度，多边进程意味着东南亚由一个“被创造”的共同体成长为真正具备国际行为能力和影响力的主体，符合其长期愿景；不仅如此，多边进程服务的直接对象乃是本地区国家，相较为他人作嫁衣的“冷战”经验无疑更具吸引力。
另外，对南海乃至马六甲作为能源运输通道功能的强调，往往忽视了一项先决条件：从中东和非洲通往中国的能源航线并不始于南海，它们首先需要穿越印度洋腹地，经孟加拉湾才会抵达马六甲海峡。如果我们把“存在受阻风险”这一可能性绝对化，等于要把确保印度洋航道畅通的责任也揽到中国一国身上，这在能力和成本上都没有可行性。现阶段中国在印度洋扮演的仍是公地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在西印度洋的护航行动便是参与活动常态化的表现，符合自身定位。
过度偏执的“能源强迫症”，本质上是一种“绝对安全”观念。一方的绝对安全带来另一方的绝对恐惧，这一点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就没有改变过。当一国将其安全环境人为地预设成绝对敌意，进而按照这一预设建设一支在舰种和规模上都趋向“绝对全能”的大舰队时，它将导致的只有疑惧和对抗。主导性海上强国更多是依据对手的实力变化而非空洞承诺来推测其意图，1904年的《克劳备忘录》即是一个明证，当陆海复合型强国基于“绝对安全”观念的“绝对实力”舰队尚在建设中时，主导性海上强国可能已经开始了遏制甚至先发制人的打击——这就是所谓“预言自证”，即一国推崇“绝对安全”观念恰恰会放大冲突的可能性。
中国需要何种海权
2015年5月26日，中国国防部在新发表的《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中，对解放军海军的战略做了简要陈述，并提出了“实现近海防御型（海军）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的长期目标。在南海争端方兴未艾之际，这一表述显然是在划定中国所需要的海上力量的任务和装备类型。
1978年之前，解放军海军大体作为陆军的辅助兵力存在，主要任务是在近岸水域实施防御，以应对敌方的登陆。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重要性持续上升，“近岸防御”路线在1985年被修正为“近海防御”，迄今未有改变。个中原因，除去海军的现代化进程启动较晚外，也与中国政府的政治态度有关：中国长期以来都表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称霸、不搞军事扩张；海军的公开战略亦须与这一方针相适应，而隐藏其进攻性特征。因此，尽管海军领导层早在1997年就已提出“变近海防御型海军为远洋区域型海军”的目标，并做出了相当的努力，但以周边海域为重心的防御性战略至今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2015年版的军事战略白皮书依然表示：“（解放军）海军按照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战略要求，逐步实现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构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上作战力量体系。”
所谓“近海防御”，就性质而言可以细分为两类任务：一是拓展在西太平洋尤其是第二岛链以内的海上防御纵深，从而最大限度地确保中国最富经济活力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安全；二是保障对发展经济至关重要且仍在不断延伸的海上交通线的安全，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当下，中国用20年左右的时间将其近海防御圈的覆盖范围延伸到了150～200海里（即整个专属经济区），从而在第一岛链内建立起了事实上的有效对海控制（Control of the Sea）。至于白皮书提到的另一个概念“远海护卫”，至少包含有两部分内容：一是在远离本土600海里以上的区域，进一步提升对海上交通线的防卫能力，具体措施包括在南海建立侦察和补给据点、尝试在印度洋的水下巡航，以及获取区域外基地的努力；二是继续培养实施区域外非传统安全行动的能力，如海军外交、海上联合执法、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HADR）等。
应当承认，尽管解放军海军的装备状况在过去十几年里有了显著改善，但和具备全球级海洋能力的美国相比，今日的中国海军本质上还是一支“先进中等海上力量”（Developed Medium Sea Power）。它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自卫能力，但在跨区域活动和投送能力方面劣势明显，并且对全球主要的海洋地理遏制点缺乏影响。以此观之，美国宣扬“中国海上力量的扩张带来的挑战”，似有言过其实之嫌。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特殊的海洋地理形势，在无形中放大了其海上力量的杠杆作用。中国直接濒临的黄海、东海和南海皆属于半封闭的边缘海，在一定范围内提供了“步步为营”地拓展战略纵深的机会——在背靠大陆、依托远程岸基武器（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岸基飞机）和沿海基地体系的情况下，濒临边缘海的国家可以首先对狭窄的封闭海域建立控制，进而以此为基础、向邻接的遏制点和大洋边缘推进。
换言之，“步步为营”的实质是将分块蚕食陆上领土的模式搬到海上，以远程岸基武器作为保护伞，掩护海军分阶段、分区块地提升作战能力，最终造就一道距本国海岸线数千海里的“防御蓝带”。防御者不必在全球击败海洋强国，只须使对手在越过“蓝带”时、要冒遭受重大损失的风险，便足以限制对手的行动。而最近5年到10年美国极力渲染的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或曰“要塞舰队”（Fortress Fleet）战略，正是这样一种模式：它以反舰弹道导弹（ASBM）作为保护伞，意在取消美国对西太平洋沿岸的即时干预能力，最终将影响到全球海洋经济的开放性和统一性：这恰好与美国海上战略的两大目标完全对立。是故尽管A2/AD完全是出于美方本身的揣测，华盛顿对此却表现出如临大敌式的警惕。
对南海岛礁的经营乃至试水印度洋的探索，合于中国海军立足防御、稳步扩展影响力的既定策略，但不宜也不必使其成为营造“要塞”的先声。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像陆上战略那样步步为营地累积海上控制范围的“量”，并不能带来海洋能力层次上的“质”变。“一战”前的德国曾试图以“风险舰队”控制北海，继而以北海为杠杆、要求全球范围内的话语权；但一旦英国以远程封锁方式限制了德国海军的活动范围，远离大西洋航路的北海即使为德国所独占，产生的影响也微乎其微。苏联海军同样试图完全控制其濒临的边缘海，但在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时，需要兼顾陆海两个方向的莫斯科被证明很难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海洋。这足以彻底否定“要塞战略”的模式。
事实上，美国自身亦不得不承认：对中国“要塞战略”的判断更多是基于推测，而中国海洋能力上升带来的首先是正面效应。2015年五角大楼发布的新版海军战略备忘录明确承认：“中国海军向印度洋和太平洋进军带来的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已经证明它有能力接受国际规范、制度以及与日益上升的权势地位相称的行为准则。”而海洋就其性质而言，恰恰是最适于分享和合作的介质。在反海盗、执行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任务、在冲突地区实施撤侨以及从整体上保护海洋交通线等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利益和目标一致，这使得双方有可能联手来确保海洋公域的安全。中国海军远洋作战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在区域外投送能力（航母、大型两栖舰）方面的进展，可以分担美国维持全球航行自由的成本；当中国不是试图另起炉灶创建一个新的国际体系而是积极融入现有的框架时，双方的冲突系数将大大降低。
而与合作和交流并存的中美海上“摩擦”，同样可以从反向加以理解：从2001年的“4·1”撞机事件到近期的南海对峙，中国在14年时间里将其海空侦测和拦截的有效范围扩大了数百海里，本身即是中国海军作战能力提升的表现。随着中国海军远海护卫和全球活动能力的增长，与其他国家海军尤其是在多个海区维持前沿存在的美国海军的各种接触和互动势必进一步增加，而且未必都是善意的。这类接触在考验中国海军的灵活性的同时，也为了解和总结对方的行为模式，乃至形成对我有利的海洋“新常态”提供了机会。在通过参与“环太平洋2016”联合军演等活动积累正面国际合作经验的同时，有节制的海上试探、监视和侦听、跟踪与反跟踪等活动同样可以成为提升战斗力的台阶，并且在和平时期的活动中尤有意义。
地区与全球并举
5年前，知名保守派媒体人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Kaplan）在刊登于《外交事务》杂志的一篇谈论南海问题的文章中提出过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美国能否在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同时，维护亚洲的稳定、保护其亚洲盟友，并限制一个大中国的出现？”他的答案是建立一种亚太版的“俾斯麦体系”，在确保继续对南海周边各国承担安全义务的同时，减少对当地局势的直接干预，转而以一套灵活的多边安全机制去开发盟国的自主性，把美国与各盟友间的双边合作融合进这种多边机制当中，迫使中国转入防御，把这个崛起大国对全球体系造成的冲击最小化。
另一位知名历史学家沃尔特·麦克杜格尔（Walter A.McDougall）给出的方案更加有趣，那就是新的“华盛顿体系”。麦克杜格尔认为，在确保美国依然拥有海上优势并且北太平洋的军事平衡不会被打破的前提下，应当允许中国在南海投射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美国及其盟友可以效仿20世纪20年代的“华盛顿体系”去缔结包含中国在内的多边安全条约，使北京成为东北亚海域的守护者，鼓励中国接受某种非独占性的地区领导者角色。
无论卡普兰还是麦克杜格尔，他们多多少少都注意到了一个吊诡的问题：作为近20年世界范围内崛起幅度最大的强国，中国的全球角色和它的地区安全保障之间其实存在一种紧张，由于在后一问题上缺乏稳定而持久的解决框架，中国在发挥全球作用时顾虑颇多、后劲不足。用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一书中的话来说，北京面临着“国际定位危机”，它对周边事务的关注和全球存在没有很好地衔接，有时甚至相互抵触。
进一步说，中国在南海的地区责任和行事方式与它在处理中美关系时的重点并不完全一致。华盛顿会关心全球范围内的权势平衡，会关心中国是否有意愿和能力在某些场合扮演“买单者”；而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主动出击更多抱有疑虑和恐慌，这种心理源自区域权势结构和空间距离，并且不是美国可以完全左右的。事实上，美国的亚洲合作者对华盛顿的态度比较接近上世纪60年代末的西欧：某种程度上它们乐见中美两国剑拔弩张、刀兵相向，这样华盛顿将不得不以军事保护伞庇佑其盟国；同时这些小国又惧怕中美之间达成妥协，这样周边国家将沦为战略俘虏和抵押品，因此它们不放过一切机会强调行动自主，甚至敢于煽风点火、试图拉美国下水。
针对此种问题，国际关系史家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提出过一条冲突系数较低的路线，那就是“超越”（Transcendence）——主动创设并扩展服务于本国利益的制度性安排，以国际共识、对话机制和多边协议打消彼此间的敌意，寻找合作机会。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必须自己去创建灵活而有约束力的机制，实现与各地区国家的良性互动，缓解彼此间的猜疑和压力。
在此布局中，海军能发挥何种作用呢？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安德鲁·埃里克森（Andrew S.Erickson）判断：北京将同时发展适用于本土、近海（以第一岛链为界）和跨区域的军事力量，其优先顺序和有效程度随覆盖范围与本土间的距离逐次递减。但南海不应成为唯一的关注点：提升海军执行跨区域非传统安全任务的能力，特别是遂行海军外交、参与多国海上联合行动、实施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等方面的能力，也应当在海军的发展规划中占据一席之地。尤其应当指出，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上升，中国海军需要参与或主导的任务，在地域上可能超过今天的范围（仅限于和中国公民相关的地区），扩大到更广的海域。这恰恰可以成为中国向全世界展示其领导意愿和能力的绝佳舞台。
作为1500年以来前赴后继的新兴强国之一，中国面临的战略考验既普遍又特殊：普遍者，每一新兴强国都须在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基础上方有可能问鼎世界领导权；特殊者，中国在历史上即不以纯粹的军事扩张主义著称，战争作为政治工具的可取性在20世纪以后也已被大大压制，这给予了北京风险更小的操作空间。以灵活但不失硬度的方式解决南海问题，最终寻求的是使中国在非对抗性条件下获得世界强国地位的可能，这无疑需要高超的平衡术和极强的自我克制。
文 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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