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8小时读经，连续10年，背诵几十万字……自10年前“国学热”兴起，原本是出于对现代教育体制的反思与逃离而兴起的儿童读经运动，逐渐背道而驰，走向另一种教条化和僵化。
八年读经：发芽还是腐烂？
郑博成走到我面前，双手举至齐眉，深施一礼。这让我有些意外，也对长期读经的影响产生更多疑问——这种影响是如何施加、如何作用，又如何运行于现实社会的呢？
这个笑起来有几颗小虎牙的19岁少年是第一代“读经的孩子”。他10岁就退学进入私塾，读经8年，可以说是在私塾长大的。但经历了对读经教育的狂热、受挫、困惑与反思之后，他决定退出私塾，重新自考进入大学。“对读经私塾的每一点怀疑都是对我自己生命意义的怀疑，令我心如刀割。”但他反过来劝说妈妈，“这不是功亏一篑的问题。很可能前面就是一条死胡同，不如早回头。”
2006年，郑博成9岁，正在济南一所名校上三年级。他属于让老师头疼的那种小男孩，调皮捣蛋，数学不错，但很不喜欢写作文，有一次考试时作文直接交了白卷，把老师都给气哭了。有一天学校发了张光盘，是从台湾来大陆推广“儿童读经”的台中师范学院教授王财贵的一场演讲视频，郑博成拿回家，他妈妈一下子被吸引住了。她开始让郑博成在家里读诵经典，让人欣喜的是，他作文里出现了孔子、孟子，但就像一股风似的过去了。小学四年级毕业，尽管家人强烈反对，妈妈仍做出让郑博成退学进私塾的决定。郑博成告诉我，有一部分家长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推崇，主动抛弃体制，但更大一部分人是把私塾当作“问题孩子”的避风港，指望通过传统文化来“治病”。无论如何，这是一条分岔路，几乎不可能回头。
最初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妈妈给郑博成选了北京近郊的一家综合类私塾。“就在几个租来的别墅里面，每天读经4小时，之后再学一点书画，练一点武术。”刚刚脱离学校的郑博成非常兴奋，作业一下子没有了，很轻松。但是一个学期之后，他妈妈注意到私塾里一些孩子说脏话，决定带他离开。更重要的是，这所学校开设了好几门传统文化的课程，却缺乏有专业背景的老师，很多时候都让学生自学，比如郑博成的太极拳就是自己边看视频边练的。而且里面的教学也没有什么清晰的规划，有让学生随波逐流的感觉，而这些离开学校的孩子急切希望“有一个盼头”。
第二所学校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与其说是一所学堂，不如说是一个道场。”郑博成告诉我，学校在偏远的深山里，教室是散落在山上的一个个小房子，每个10平方米左右，生活和学习都在这里。这里有20多个学生，一个“堂主”，其余的所谓“老师”，就是陪孩子背书的家长。因为堂主信仰佛教“净土宗”，学习、生活都以宗教思想严格落实与约束。背诵的经典虽然也包括“四书五经”的一部分，但更多的是佛经，而且要求学生要以“禅定的状态”背诵。比如《普贤菩萨行愿品·别行疏钞》一本书就有14万字，是《论语》字数的10倍之多，郑博成整整背了一年。他隐隐开始怀疑这种一味背诵、没有讲解的学习经典的意义——岂不是完全不动脑子的？最典型的是背诵《楞严咒》，里面有长达2600字的咒语，“南无萨怛他，苏伽多耶，阿啰诃帝，三藐三菩陀写。南无萨怛他，佛陀俱胝瑟尼钐……”咒语本身就没有任何意义。但这种疑惑每每被似是而非的“宗教理念”抵挡回来。“我现在和当时的同学们说起‘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大家还会相视长叹一口气，那些强调智慧与知识的区别、夸大出世与入世之间矛盾的思想，当时都是用一种理所当然的态度灌输给我们的。”
郑博成回想起来，那些宗教思想当时对一个孩子来说未免过于愁苦了，让他感到黯淡无光。反而是在偶尔发现的“禁书”中，他找到了另一个国学经典的世界，那个世界是活灵活现的。学堂里有个图书馆，但绝大多数书都不被允许阅读，包括《史记》《曾国藩家书》这样的传统名著，因为“这些书增长所知障”，他们要“培养清净心”。郑博成只被允许拥有一本《古代汉语词典》。他发现《词典》的词条释义中会引用古文例句，就在经典背诵的间歇偷看那些零碎文句。可是到最后，连这本可怜的词典也被没收了。他又尝试在老师去卫生间的时候，迅速冲到柜子前，拿出“禁书”看两眼。有一次老师从卫生间回来时突然问：“看到哪一页了？”
一年后看管没那么严了，郑博成开始了一项冒险的读书计划：因为知道有很多古典书籍放在另一个山头的“往生堂”，他就在每天夜里11点，等老师和同学入睡之后，悄悄地溜进去，打着手电筒看书。往生堂是为刚去世的人超度亡灵的地方，但他已经顾不得害怕了。“我甚至感觉那些书里被幽闭的精魂才是斯文所系的命脉，而私塾的读经教育很可能是背道而驰的东西。如果说后来我还有点独立思考能力，可能都要归功于往生堂手电筒的光照为我分开了黑暗。”郑博成说。
山上的4年半是一段与世隔绝的日子，没有电子产品，没有节假日，甚至有一年的春节都没被允许回家。虽有疑惑，但他时刻约束自己怀疑的念头，最顶峰的时候一天读经11个小时。郑博成后来自问，为什么没有及时觉醒？“一方面是因为年龄小，心智不成熟，另一方面可能要归因于环境的巨大压力。”压力有多大，他讲了一个小故事：刚到学堂一个月时，有一天看到一个同学用手在空中极力比画一个巨大的圆形，说“这么大的橘子”，他反驳说：“那怎么可能呢？”没想到遭到了围攻，大家纷纷指责他“诽谤因果”“肯定会堕地狱”。原来那个同学的原话是“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么大的橘子”，但他依然认为匪夷所思，再竭力反驳，招来“对牛弹琴”的讽刺，只好不再多说。
发展到后来，山上的私塾日益宗教化，“也不背书了，要求一天之内把一张桌子重复擦上400遍”。郑博成又离开了那里，去了另外一个学堂继续读经。这个地方也在山区，但更偏远。“有好长时间，孤独的大山中，加上我在内，总共只有三个人七条狗。发电靠太阳能，雨天和大雪时会断电。”就这样全天候读经5年，基本经典早已背完。但由于没有老师讲经，只能被迫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背诵那些不知背了多少遍的书，郑博成才开始对这种教育的意义产生真正的怀疑，“我到底在干什么？”他发现，一开始是认为某个学堂有问题，解决办法就是去找下一个，一个个找下去才发现，是整个私塾体系都存在问题。不仅是缺乏经费、缺乏师资，更严重的是教育理念本身的谬误和荒唐。
那个时候，郑博成已经16岁，他以前的小学同学们快要升入大学了。他告诉我，四年级退学后他就再也没跟小学同学联系过，私塾里也一再说体制内教育多么不好，“教材全是垃圾，老师都不可信，回去上学等于浪费”。到后来纵然想回去，也回不去了。尤其是他妈妈，当初承受了亲戚朋友的巨大压力，如今更无法接受这个一意孤行的教育实验的失败。但是，再往下怎么走？学堂已经不负责了，只能自寻出路。2013年秋，郑博成转到一所专为十几岁的读经学生开设的学堂，据说可以帮助学生进入大学，但这些孩子脱离体制太久，除了背经什么都不会，谁都没能上大学。
“书总有背完的时候。没有进入体制的路径，又缺乏其他能力，这时候只剩下对自己无能的愤怒。”郑博成告诉我，他在这个时期第一次走进网吧，花大量时间沉浸在玩游戏中。“不是真的想玩，而是想找一个精神刺激，但是虚拟世界毕竟无助于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于是更加寂寞空虚，又走入网吧，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中。”
这时候，有同学向郑博成推荐了文礼书院。2012年成立的文礼书院堪称读经学生的圣地，由儿童读经运动发起人王财贵亲自创办，是他“十年读经、十年解经”模式的后半阶段。但是入学标准也很高，要求“包本”背诵30万字经典，其中20万中文，10万英文，而且要有录像为证。郑博成知道，所谓“包本”，指不间断地连续背完一本书。其实那20万中文经典他早已背过，但是如果要录像，他又不得不重新背诵。“念上上百遍，背得滚瓜烂熟，很快彻底忘光。再背得滚瓜烂熟，又忘光……”这一次，难道又要去重复那个曾经机械性地重复了无数遍的过程吗？这样做的意义何在？难道就是为了进入文礼书院吗？会和之前经历过的私塾一样失败吗？他带着疑惑去见王财贵，忍不住询问毕业后出路的问题。王财贵直接说：“如果你还考虑前途名利这种东西，那就不要读书了。”郑博成不知所措。他想起有一个学长曾告诉他，“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其实他不是在问功利的问题，他问的是“所以立”，是在忧心未来，却被粗暴指责为追求名利。
但他并未放弃进入文礼书院。从2014年夏天到2015年夏天，他足不出户11个月，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包本背完了20万字。这是一段极端孤独的历程，毫无意义的机械背诵给他带来越来越冷静的思考：“读经界一直在极力宣传‘读经万能论’，亲身经历的事实且不说，经典中为什么也找不到一句类似的说法？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孔子在警告，单纯的记诵读经恰恰是无用的。”后来，他读了一些研究古代私塾教育的书籍，明白了古人读经之前，必先初学训诂。不许理解的记忆是极其脆弱的，稍一停搁，便随风陨灭，毫无踪迹。而他自己记忆深刻的“四书”，正是因为在四川一个方丈门下短暂学习了一点经典文句的训诂，第一次搞明白了“四书”和《孔子家语》的章句大意。郑博成说，很显然，古人读经是建立在一定理解基础之上的，“不许理解”的“背诵”肯定不是古代私塾的读经方法，只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当代创造。
仿佛是为了打消自己越来越深的质疑念头，郑博成又进入一家非常有名的御定“包本”专门私塾，冲刺最后4本英文经典的包本背诵录像摄制，以便获得进入文礼书院学习的资格。那里进门后先没收东西，只允许携带三套换洗衣服和目前正在背的那一本书，其他任何东西甚至纸笔都不许带入。老师见他在莎士比亚英文十四行诗的书上注了音标，当即令他擦除。课堂上，老师只是按下读经机按钮，不解释句意，不教发音。读经机发出的每个音节都是神的语言，只许跟着重复，而且要用最大的声音一起齐声“吼经”。莎士比亚千言万语，但这里吼出来的每一句都是差不多的，嗓音沙哑，混沌不清。这样“背诵”了莎士比亚，26个字母却还认不全，一句简单的英语问候也听不懂、不会说。但学堂的老师却说：“什么！你问我能不能去哈佛留学？我告诉你，背完经典，我们是要去哈佛当教授的。”他找到总管老师表达疑问，老师甩出一句：“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你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他感到绝望，自己把青春岁月都倾注在私塾和读经上了，他们却视他为半途而废的逃兵。这一次他终于决定离开。
我问郑博成，这么多年的读经留下了什么呢？他认真地想了想，应该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价值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传统文化给了我一个能够超越自我的理想主义。”另一方面，他无奈地说，“同龄人都在反叛体制，我却不得不过早地学会怀疑自己，这也是读经经历的一大收获。”但是无论如何，传说中经典的“种子”并没有发芽。郑博成说，“读经界”有个惯用的“扎根”理论，一开始他深信不疑：“南方有某种竹子，前3年只见它成长了3厘米，实际竹子的根已经成长了10米，于是第4年可以一天1米的速度迅速成长。读经亦是扎根，根本既深，大才自然成就……”听上去非常巧妙，但他付诸实践，八年如一日地背诵经典“扎根”，后来却意识到，没有阳光、空气和水，多好的种子都会腐烂。
如今郑博成正试图回到他最初离开的那条路上，先通过自考本科，再去读研。他从去年夏天开始自学，自考本科已经过了六门科目，还剩下六门。谈起读经，他已经很平静，他说：“我自己选的路，要自己付出代价、承担责任。”上个月，他写信给他所尊敬的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道里书院和同济复兴古典书院院长柯小刚，将自己的读经经历讲述出来，并同意公之于众，也是因为这是读经界的普遍问题，而众多还在读经的孩子和家长仍在纠缠于“包本”的问题、王财贵的理念问题，没有意识到是读经教育整体出了问题。郑博成告诉我，他的妈妈因为常年陪他读经，也陷入其中，开了个书院教学龄前孩子读经。他对妈妈说，开可以，但是坚决不许收像他那么大的孩子。
深山里的私塾：“老实大量读经”闭合链
郑博成的信以“惟生”的名义刚发出，就被曾教过他的一个学堂老师空山认出来了。空山是郑博成在第一家综合性私塾时的老师，6年后他想要去考文礼书院时又联系上，那时空山已经自己办了学堂，而且成为王财贵读经教育推广中心宣导讲师。尽管观点不同，但空山一直很欣赏郑博成，觉得他是个可造之才，而且他认为，郑博成的经历反而证明了读经的意义。“这个孩子已经背完20万字经典，又有如此清晰的思考力和好学的精神，孔子云‘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不是正好可以做进一步的培养吗？他虽然对自己走过的路有所不满，但从字里行间，仍然能感觉到他的诚恳和对理想的执着。现在十八九岁的孩子有几个能这样？这不正是经典的力量吗？”
在空山看来，郑博成的问题，恰恰是他不够“老实大量读经”。王财贵提出的“老实大量读经”理论，目前已经占据读经教育主流——所谓“老实”，一是内容，就是“读真正的经”；二是方法，“只管读，不要管懂不懂”。所谓“大量”，是平均一天要读经6到8小时，到最后达到进入文礼书院的标准“包本背诵30万字”。为了让我对老实大量读经有更深体会，空山同意我去他的学堂看看。
正如对“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场所想象那样，这所学堂设在远离城市喧嚣的北京远郊一个小村庄里，距离市中心50公里，背后就是巍峨的山峰。村口隐隐看见它饰有古典纹样的灰白色坡顶，但是走到附近，又找不到入口。一个穿着米色中式布衫的瘦削男人从一个院子里闪出来，看上去若有所思的样子。他就是空山，学堂的堂主。因为像这样的私塾处于灰色地带，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很低调，门口也不挂牌。
上午9点，正是学堂里上第二节课的时间，院子里一片诵读声，声调有些夸张地抑扬顿挫，听上去像是拖长了音唱歌。空山的学堂算是规模比较大的，有130多人，学生们按年龄分为三组，6岁以下是小班，6岁到12岁是中班，12岁以上是大班。小班每天读经6小时，中班8小时，大班要十几个小时。以大班的时间表为例，每天4点40起床，简单洗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读经，从5点读经到6点50，再跑跑步、打打太极等晨练40分钟，然后再吃早饭，之后是上午的读经，从8点一直到11点50吃午饭，中间只有40分钟休息。下午从2点开始再开始读经，一直读到5点40吃晚饭。略微活动一会，晚上6点半开始到8点40又是一轮读经，9点半熄灯睡觉。
如此一天到晚地只读经，不是违背儿童天性的吗？空山认为，这正是“老实大量读经”的精髓所在：“你把一本《论语》和一部动画片一起拿给孩子，他会选什么？当然是动画片。但是看动画片真的让他长久快乐吗？读经典，是有意逆着人类喜欢理解、实用，喜欢多样性、趣味性的现实人性，其实是尽可能地提升人性。而且读经典是有时机的，按王财贵先生的说法，3岁到13岁是记忆力占上风，13岁之后才是理解力。13岁之前他不理解，你就不让他读经了吗？那就贻误时机了。就让他背诵，不是‘填鸭’，而是‘填牛’，鸭子填多了会不舒服，牛填多了是会反刍的。一时消化不了没关系，他可以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消化。”
空山一开始也教过蒙学、“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那个学堂里还开设了其他琴棋书画等综合课程，但他发现小孩子一时会感兴趣，但心会散，“比如书法课，上课一小时，再加上前后收拾的时间，两小时过去了，师生都会心思浮动。”后来他看了王财贵的理论，慢慢从少量读经推进到大量读经，从兼顾理解、阅读、才艺、功课等内容的“兼容式读经”，转变到“老实大量”的纯读经。而最近5年，老实大量读经也占据了读经学堂主流，其理论自成一体，自设标准，不为外界左右。
在这个完美的闭合框架里，任何疑问都被抵挡在外。现代学校教育是首当其冲被批判的。在空山看来，它的原罪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学家杜威。“近百年的教育都是被他笼罩的。经典不实用，所以不受重视。而且由‘一切学习都是经验积累’而来的启发式学习，内容特别浅薄，学习过程又特别复杂。”那么，解决办法就是回到古代经典，老实大量地读，“经典是钻石，一般知识是石头”。在王财贵的理论里，经典的最高层次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其次是《易经》《诗经》《书礼春秋选》，再次是《老子庄子选》《古文选》《佛经选》，再之后的唐诗宋词和蒙学读物都不算真正的经典，都是辅助性的。照这个标准，前三个层次中的“包本”背诵构成了进入文礼书院20万字中文的门槛，之后再加10万字的英文，包括《圣经选》《苏格拉底柏拉图选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等。而经典是万能的，空山说：“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
空山带我们去看学堂里的读经。除了“包本”阶段的自读班，大部分班级都是领读班，一个老师在前面领读，十几个学生端坐着，面前是同一本竖排繁体书，手指按在正读的句子上面，老师读一句，下面跟一句。字旁标注了音标，但是音标字号很小，而且是转90度竖排的，以防诵读时引起干扰。老师也更多起到复读机的作用，或者会按下复读机就行。按王财贵的说法，老师只要说一遍“六字真言”——“小朋友，跟我念”就行，所谓“阿猫阿狗都可以教”。空山严格信奉和遵循着“老实大量读经”理论，不照做，要管教。“古代私塾里为什么有戒尺，就是来鞭策他，我们这里也会打板子，严重了要下跪。”
这个学堂是被王财贵认可的标杆私塾，食堂里有一面墙上挂着他手书的《大学》开篇。按照他“老实大量读经”理论的设计，在这里读经10年，之后再升入文礼书院解经，才是正道。尽管这个过程很漫长、淘汰率很高。王财贵曾估算：“3亿孩子，大概10万个孩子里有一个读经，全国共有3000儿童在读经。3000人里面才有十分之一是老实、大量读经的。所以最近几年，大概每年可以有几十个升入书院，五六年后才有几百人。”而且文礼学院的课程设计也很模糊，基本全靠读书自学，只有一个老师。王财贵说：“学生还没有受教的能力，你请大师来也没用。”再问从文礼书院毕业出来干什么，他常开玩笑：“扫厕所。”——这个问题在经天纬地的宏志下是不屑于讨论的。
“读经产业”的野蛮生长
郑博成的经历，让董若岐觉得“说到心坎里去了”。她告诉我，虽然她在私塾只有3年，但是郑博成每一个阶段的处境，特别是从满怀憧憬到迷茫彷徨的心态变化，每一个读经孩子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感同身受。
像很多语文突出的孩子那样，小学毕业时，她希望能更加深入经典，但是传统的学校教育无法提供。董若岐说，那个时候读经学堂提供了另一种更加灵活的选择，而且它对学校教育体制的诟病也迎合了人们的心理。她退学时已经12岁，对学堂来说已经到了记忆力衰退的阶段，但堂主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她收下了。回头看，她并不后悔这个选择，因为之前从来没有翻开过这些经典，那3年时光至少有了通读的机会。“经典和如何读经典不是一回事。”她强调。
董若岐在学堂里的进度很快，但她越来越怀疑一味读经的做法。“我见过有人7天背一本《论语》，也见过有人抄30遍也背不会。不同的人适合不同的方法，每天关在一个封闭大院里用一种模式背怎么可以？而且，只背诵，不理解，怎么去践行？那我10年后还能适应现实社会吗？”这样的疑问在学堂里显然是不受欢迎的。更大的问题是里面的混乱管理，她所在的学堂已经算是比较正规了，但是仍面临师资水平低下的问题，甚至老师连最基本的言传身教都做不到。她说，有个冬天，她因为长期读经造成的咳嗽已经一个月了，老师还让她晚上去跑步，回来就说不出话来了，一查成了哮喘。结果那个老师说：“你怎么样没关系，别带坏了别的孩子。”
郑博成认为，他接触过的读经学堂的堂主们大多是有道德理想的人，但是道德不代表能力，而且还会增加他们承认和纠正错误的难度，反而容易把事情搞糟，甚至背道而驰。现在流行的读经模式又将儒学和佛教混杂在一起，只不过有的明显，有的隐蔽，“老实大量纯读经”就比较隐蔽，这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目前全国大约有3000多家读经学堂，上万人在里面读经，但是就算进入文礼书院是一条出路，能坚持下来10年的有几个？我的大部分同学都退出了，学校又回不去，只好去打工，干体力活，完全看不出经典留下的痕迹。谁来为他们负责呢？”郑博成说，像他这样清醒反省的是极少数个例。
包括郑博成和董若岐在内，这几年，先后有七八个读经孩子找到柯小刚和他的书院，一边旁听大学课程，一边准备自考，柯小刚也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到儿童读经的问题。他说，与很多儒家学者一样，他对10年前开始的国学热和读经运动经历了一个态度转变的过程。“起初自然是抱一种同情的态度。经历百余年来的反复摧残，传统文化教育几度中断，所剩无几。体制内教育中仅存的一点古文也往往是在非常任意武断的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方针指导下的阉割残废经典，以及基于各种现代性偏见的片面讲解。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主张全日制忠实背诵经典原文的做法构成了一种重要的补充，提供了一种选择。”
但是，柯小刚越来越意识到，一种明显荒谬的读经方法正在成为非理性、扩张式的运动。“错误的读经不是‘读经’，而是‘毒经’。”他告诉我。他在几所学堂里见过一些能包本背诵几十万字的孩子，“他们根本不是在背诵，而是一种类似于摇头丸效果的摇滚Rap。背诵是非常好的学习方法，但那些孩子用一种极为快速而模糊的发音‘嘟嘟嘟嘟’地摇滚出来的东西，不过是一些被迫记住的毫无意义的音节组合。一个月不复习那些音节组合，他们就忘记了”。在他看来：“读经运动只不过是把体制内基础教育的内容完全替换为传统文化经典，而且是不允许讲解的、强迫背诵的、意义锁闭的、僵化的经典。反体制的读经不但没有解决体制教育的灌输教育问题，反而发展出一套更加极端、更加野蛮的灌输方法。”
这种荒谬的读经模式为什么会风行全国？柯小刚认为，只能归咎于传统文化土壤的贫瘠、教育生态的畸形。“读经运动的产生，诚然是出于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反思，尤其是对现代体制教育的反动，但吊诡的是，读经运动本身很可能是一种现代性病症的体现。读经运动的推动者反复宣传读经是简单的，无须理解，只需背诵，起初很可能是出于师资缺乏的无奈之举。但当它们发展简单可复制的连锁模式的时候，简单化、数量化、标准化就成为一种现代快餐企业的必备商业技术了。”
柯小刚担心这种产业式的读经运动一旦崩盘，会给传统文化复兴带来负面影响。他说，真正的传统文化是生命成长的学问，它不期望通过大规模的运动来推进，而是因势利导、潜移默化地渗透进去。目前民间热情高涨，但是毛病很多，体制内做得很少，以民间实践倒逼体制内改革的理想还没找到好的路径。“还剩下什么可能性？只有古人、经典和我们自己。”柯小刚做公益性质的道里书院十几年，一直在探索在当代社会实践经典教育的现实可能性，“房子和资金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人和文，是有圣贤经典，有老师同学，大家一起读书”。
他和几个一线读经老师也在摸索儿童读经的形式，比如在假期或者周末开设一些传统文化课堂，作为学校的补充。有过几年教授经典经验的杜云飞告诉我，最重要的还是师资，“阿猫阿狗都能教”绝对是老师匮乏的一种托词。就他的经验，“纯读经模式一不符合常识，二不符合传统，三没有案例。‘豁然贯通’是大话，一个人如果只是诵读而没有基础的训诂训练，就不能了解文意，比如‘苟不教，性乃迁’，很多小孩都会理解为‘狗不叫了’，望文生义。如果没有人解释‘苟’不是‘狗’，就永远无法理解”。他见过不少这种模式下出来的孩子，“所有的灵性和好奇心，全部都被打磨殆尽了，不会发问，不会独立思考，但是往往还有一肚子傲气，因为他觉得我肚子里背的字比你这个老师还多呢”。而且，并不是单纯的读经就能培养出一个人完整的素养的。他们还计划教授礼仪，这就对老师提出了更高要求。礼仪老师子曦告诉我，目前的学堂即使教授礼仪，也只是《弟子规》，那实际上是古代小学生行为规范，编成了顺口溜形式。真正的礼仪落实需要师长本身精通，言传身教。“比如人们常说的‘长者先，幼者后’，长辈之间和同辈之间是不同的，带来的‘长幼先后’的做法差别也很大。如果不能理解，就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而要真正应用在现代，还要理解每个要求背后的义理。比如说有事在身时，‘童子不还礼，不答礼，不受礼’，那是因为未成年的时候是没有资格与长辈对等行礼，所以童子才有可能绕开。因此古代很多事会交给童子做，不会耽误事。”
主笔 贾冬婷 实习记者 杨文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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