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是王朝垠从来稿中发现的。那时王朝垠与《诗刊》的沈季平一人一间合住在和平里一个拥挤的单元房里。我是到沈季平家里认识的王朝垠。王朝垠“文革”前就是《人民文学》的编辑，人奇瘦，酷爱啤酒，喝到酣处，眼睛就在镜片后闪光。那时《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是许以，副组长是涂光群。涂光群是湖北人，王朝垠是湖南人。涂光群告诉我，王朝垠是最有眼光的编辑，这眼光指能从大量普通来稿中嗅出优秀作家的能力。韩少功就是王朝垠从普通来稿中挑出来的，可以说，是王朝垠在《人民文学》培植出了一支“湘军”。那时在《人民文学》，稿签其实很能衡量一个编辑的质量。王朝垠写稿签是最用功、最见水平的，写出得意处，还会当众以湖南腔念一段。一个性情中人，可惜90年代，50多岁就去世了。在湖南株洲，喝酒，兴奋，突发心脏病，那时我已经离开《人民文学》了。
韩少功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叫《七月洪峰》，写一位市委书记顶着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压力，带病抗洪的故事。非自己生活积累，写作方法又累赘，所以，后来编文集他省略了此篇，以《夜宿青江铺》为首篇。我认识他，记忆中他就是到《人民文学》来改《夜宿青江铺》的。那时我算“借调”在《人民文学》的知青，他还在汨罗县文化馆。记忆中他就安静地坐在王朝垠办公桌旁的沙发上，下班跟着王朝垠回家，就住在王朝垠家里。
少功对王朝垠是有感情的。王朝垠去世后，我读到他的一篇文章，说到王朝垠曾提着一个买啤酒用的塑料壶，与他在和平里的夜空下并肩缓行；说到王朝垠与他谈稿子，最长曾写过一封10页的信；也说到王朝垠死后，据说存折上仅有几百元钱。王朝垠确实是为他付出了心血的，每个优秀作家背后一定有一个优秀的编辑——从《七月洪峰》直到《爸爸爸》、《女女女》，他早期“三级跳”的作品，都是经王朝垠的手，发表在《人民文学》上。
《夜宿青江铺》写的也是一位老干部形象，但氛围描写已经有了自己的特色。韩少功应该算粉碎“四人帮”后最早成名的知青作家，相比，张抗抗是在粉碎“四人帮”前成名的。但韩少功不是“伤痕文学”作家，卢新华1978年在《文汇报》发表《伤痕》，开始知青控诉，孔捷生随后在广州《作品》上发表《在小河那边》。情绪化的控诉感染、左右1979年上半年文坛时，韩少功却在1979年第四期《人民文学》发表了《月兰》，将感伤引向了另一个方向。
《月兰》写的也是知青的他，对农村与自己的另一种认识——在那贫困中也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我”作为一个不知晓民情，下车伊始的“工作队”队员，忙于限制社员的养牲口数量，禁止牲口下地。“我”当然不知道无饲料可喂，下地觅食的鸡其实是贫困至极的农民维持孩子上学的唯一经济来源，于是用农药毒死了月兰的鸡，还要逼其检讨与罚款，将这贫困家庭逼向了崩溃，将月兰逼上了绝路。这篇小说，直到今天重读，我仍会热泪盈眶，也许我们都亲历过那时农民的贫困艰辛吧，今天的读者也许不会相信这是当时残酷的真实。韩少功的这篇小说原名就叫《最后的四只鸡》，据说当时屡遭退稿，辗转到王朝垠手里，才被当成宝贝。据涂光群说，篇名是因时任主编李季认为标题太“阴暗”而改的。从文学史回头看，我以为这篇小说之所以了不起，就在于它从知青汹涌澎湃争先恐后的控诉声中脱身而出。当他人争相历数乡村赋予的苦楚时，他却在痛心检讨自身给贫穷者增添的苦难，这真构成了不一样的思维认识。知青下乡，最多10年吧，如果摆在世代生活在这里贫困农民的天平上，知青短暂的苦难真是太微不足道了。
写《月兰》的时候，韩少功已经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进了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那时我已经到《中国青年》文艺部当编辑，“二功”——“北有陈建功，南有韩少功”——已经引人注目，我和“二功”的关系都比较近。少功到北京来，我陪他去王府井，他已经在外文书店挑英文原版书了。我也到长沙去过他们学校，到他家里见过他母亲，他带我去橘子洲头、岳麓书院，现在回顾，还真有要“到中流击水”的意气。那时的湖南师范，在他周围团聚了一批文学青年，其中最有名气的是张新奇，张新奇写出一篇很重要的知青小说《那绿色的山寨》，发表在南京《青春》上，之后却懒散再也逼不出新作了。
韩少功在《月兰》之后，又写了两篇极不一样的知青小说，一篇是1980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西望茅草地》；另一篇是帮我写的，参加《中国青年》“五四青年文学奖”征文的《飞过蓝天》。《西望茅草地》写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讲述一个没有文化、不懂管理，却以理想主义感染着“我们”，表面朴素粗暴，实质亲切慈爱的老场长的故事。韩少功用这篇小说思考了知青经历的价值问题——“我们”都是被这个老场长式的理想主义鼓荡下乡的，理想非现实，所以，最终农场因经营不善，被解散了，改天换地的理想都成为泡影。那么，那几年艰辛与付出是否无谓荒废了呢？站在简单的立场，将曾经的宝贵青春生活都视为一场苦难，那些岁月就都变成空白了。但曾经的生活中毕竟有那么多难以磨灭的刻骨铭心——比如曾拥有的纯洁的相爱，尽管老场长拆散了本可能甜蜜的“我”和他女儿小雨，最后以包办婚姻痛苦面对了小雨的意外死亡；比如曾享有的温暖的慈抚，那个老场长带“我”去供销社洗脚买鞋的细节夸张，对在那个岁月浸泡过的我读来，仍感到真实。我自己的经历中，就有这么一位走过枪林弹雨，严厉又时时以慈爱目光盯着你的老场长。那目光几十年都跟随着我。在这篇小说的结尾，少功写到离开这个失败象征的茅草地后大家的笑声，他反问——
笑总算离开了茅草地？笑兄弟们终于摆脱了一个不堪回首的地狱？可能该笑笑了，但过去的一切都该笑吗？茅草地只配用几声轻薄的哄笑来埋葬？
他将那段生活看作是摇篮，我很认同。
《飞过蓝天》对比着写一个知青与他心爱的信鸽。人叫“麻雀”，鸽子叫“晶晶”；人与鸽子建立了感情，但在关键时刻人出卖了鸽子，为一个招工名额将鸽子作为礼品。鸽子被带到远方，逃离后历经千辛万苦要回家，回到知青点的上空，却被人打了下来。故事是人为的，也是残酷的，尽管韩少功加了一个晶晶死后，一定变成了在黎明时开放的淡蓝色小花的诗意结尾。
记得当时陈建功喜欢这样说：“悲剧就是打碎最美好的东西。”那时大家都喜欢这样的打碎，认为它更有力量。在这篇小说中，能看到韩少功心硬的一面。它最终在《中国青年》的征文获奖作品中排名第一，也获得了当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待续）
文 朱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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