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不到鱼了怎么办？把它们养起来！
为了考察中国的海洋渔业现状，我去了很多地方。一路走下来，有三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我完全猜不出对方是在做什么。
场景一：浙江省岱山县新道头村，一艘小汽艇一边喷着黑烟一边在池塘里打转，驾驶员以极高的速度从池塘的一侧驶向另一侧，然后一个急转弯再驶回来，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转了很长时间。
场景二：山东省烟台市郊区的一处海滩，一台铲车正在把一堆大小不一的石块从岸上转移到一艘平底船上，然后这艘船驶到大海深处，船底的门打开，一整船石块瞬间沉入海底，然后这艘船再驶回岸边，重复这一过程。
场景三：福建省东山岛的一处无人的海滩，细腻的沙子中埋了无数根水管直通海洋深处，管子的另一头连接着一排排人造水泥池，一共有1000多个。海水通过这些管子流进水泥池，立刻又从另一跟管子流向大海。
当我终于知道上述三个场景都是在做什么之后，我立刻知道我构想中的这个关于海鲜的故事应该如何结尾了。如果把海鲜看作是野生动物，把海洋看作是野生动物最后的乐园，那么上述三个场景代表了人类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所做的最后努力。
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在这个故事里扮演了最关键的角色。
场景一：海洋动物的驯化
场景一里的那个池塘建在新道头村的浅滩上，由政府出资建造的堤坝挡住了海水，把这片原本归集体所有的滩涂改造成了水产品养殖基地，总面积高达3600亩。如今这个基地已经被承包给了个人，承包商将其改造成100多个面积约30亩的池塘，再转租给养殖户。养殖所需的海水通过一条人工管道引入基地，再通过一系列水渠和闸门分配给每一个池塘。
基地里主要养殖螃蟹、扇贝、蛏子、虾和鱼类。前三种动物都是生活在池塘底层的淤泥里，这些淤泥需要定期更换。那艘快艇之所以费那么多柴油在池塘里打转，就是为了搅动池水，把淤泥带起来，然后通过排污管道排到大海里去。
“我租了两个池塘，养螃蟹和蛏子。”个体养殖户夏志谋对我说，“海产养殖利润高，但风险也很大，好的年景我每个池塘每年能赚5万元，但差的时候连本钱都保不住。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刮台风，那就有可能颗粒无收了。”
我到的那天正好赶上收获季，夏志谋从外地雇来的几个中年妇女正在干涸的池塘里挖蛏子。她们两人一组，每个人头上都戴着一顶遮阳斗笠，下身穿着防水皮裤，弓着腰站在齐膝深的淤泥里，用双手把蛏子一个一个从淤泥里挑出来。她们每人每天都要挖出180斤蛏子，然后就可以领到200元工资了。
“蛏子苗是我专门从宁波买来的，很贵。”夏志谋向我抱怨，“租金也一直在涨，我每年光租金就要交10万元，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叫承包商赚走了。”
我这一路上遇到的小规模个体养殖户几乎人人都在抱怨，但规模大一点的就不一样了。距离新道头村1公里远的东沙镇有家中等规模的“生岳水产养殖场”，老板刘生岳一脸自豪地对我说：“这是我2013年投资500万建起来的，国家也支持了我80万。按照现在的情况估计，我明年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了。然后我准备拿出一部分利润再投资建几个养虾池，地都已经买好了。”
刘生岳养的是南美白对虾，对水质和温度都有很高的要求。养殖场有10个水泥做的养虾池，每个池子占地2亩，上面有顶棚可以保温，同时兼防台风。从大海里抽上来的海水先用漂白粉消毒后再灌进养虾池，并通过电动搅拌机不断搅拌来增加海水的含氧量，仅这一项每年就要花掉2万元的电费。虾苗是从专门的育苗场买的，饵料也是买来的养虾专用饲料。这样的高投入换来的是高回报，每个池子每年可以生产出1.6万斤对虾，如果按照目前每斤对虾批发价25元计算，刘生岳每年可以收入400万元。养虾的利润率大概在50%左右，也就是说这10个养虾池每年可以净赚200万元，难怪刘生岳说话这么有底气。
夏志谋和刘生岳分别代表了中国水产养殖业的两个极端，虽然经营状况有好有坏，但正是这批人撑起了中国水产市场的半壁江山。根据最新版《中国渔业年鉴》提供的数据，2014年中国水产品总产量为6462万吨，其中养殖产量为4748万吨，占比73.5%。总产量当中，海水产品的产量为3296万吨，占水产品总产量的51%。海水养殖产量为1813万吨，占海水产品总产量的55%。
全世界的情况也类似。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统计，2014年全球渔业总产量为1.957亿吨，其中养殖总产量为1.011亿吨，占比52%。这是全球水产养殖量首次超过野生捕捞量，2014年因此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年。
上一个里程碑年出现在大约1万年前，那段时期人类首次成功驯化了野生动植物，人类社会从此进入了农业时代。在此之前，人类所需的所有东西，包括食物、衣服和生产工具等等全都是从大自然的手里抢来的。有了农业之后，人类可以自己生产所需的食物，不必事事都听老天爷的安排了。这个变化直接导致人口数量激增，人类社会首次出现了复杂的社会分工，最终诞生了艺术和科学这两个现代人类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从大自然的角度来讲，这件事同样意义重大。此前地球上绝大部分生物物种都是通过长时间自然进化而来，每个物种都只为自己而活着，所有的性状都是为了让自己更好地适应环境，更多地繁衍后代。但是，被人类驯化后的动植物失去了这种自由，它们不再具备独立自主的个性，所有的生理特征都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存在。
举例来说，作为食物的主要来源，人类对于家养动植物的基本要求无非就是好吃好养高产抗逆，于是几乎所有被人类驯化的物种，无论是小麦水稻玉米大豆，还是猪狗牛马鸡鸭驴鹅，全都丧失了野生状态时的绝大部分生理特征，其行为模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如今的宠物狗已经不会在野外捕食了，家禽和家畜也基本上失去了在野外逃避天敌的能力，小麦和玉米等农作物甚至已经失去了自我繁殖的能力，只有在人类的帮助下才能繁衍后代。
水生生物在这一轮驯化热潮中明显落后了。丹麦生物学家玛丽安·荷马（Marianne Holmer）和她领导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在2007年4月20日出版的《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综述性论文，得出结论说目前现有的已驯化陆生动植物品种约有90%都是在2000多年以前就被人类驯化成功了，但水生动植物则正相反，人类现有的水产养殖品种中的97%（大约430种）都是在1900年之后才被驯化成功的。
别看水生生物驯化起步晚，但速度却比陆生生物驯化最快的时期还要快100倍，其结果就是水生生物无论是驯化成功的比例还是品种数量都要比陆生生物多。具体来说，陆地植物已有250种被驯化，占已知陆地植物品种总数的0.08%，陆地动物的驯化成功率更低，目前只有44种被驯化，占陆地野生动物总数的0.0002%，相比之下，已有19种海洋植物被驯化，占已知海洋植物总数的0.17%，海洋动物的人工驯化最为成功，目前已有约180种淡水动物和250种海洋动物被驯化，占已知水生动物总数的0.13%。
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现代人具备了更加先进的生物学知识，另一个原因则和生物进化本身的特点有关。为了保护自己，陆生动植物要么自身含有对人体有害的成分，要么生活习性太过暴烈，不适合被驯化，其“可利用率”非常低。就拿动物来说，我们的祖先经常食用的陆地野生动物仅有200种左右，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在进化上比较高级的哺乳动物和鸟类，其余的都因为肉质太差、体型太小，或者其他各种原因而不在人类狩猎的范围之类，因此陆地野兽的驯化对象只能从这200种动物中寻找。相比之下，水生动物大都属于进化上比较低级的物种，食用性要比哺乳动物好得多，人类经常食用的野生鱼类有3000多种，驯化的选择范围要比陆地动物大多了。
虽然种类多，但水生生物的驯化程度要比陆生生物低，尤其是在遗传多样性上的差异最为明显。像猪狗牛马鸡鸭驴鹅等等这几种最常见的家畜家禽几乎全都是在很早以前就被驯化了的少数野生动物的后代，其遗传多样性远比现存的其他野生动物要小得多。换句话说，对于一个来自外星球的生物学家来说，他只要研究一下这些动物的DNA就可以判断出它们和野生动物不一样，是被人类驯化过的物种。
相比之下，目前已经被驯化成功的400多种水生动物当中只有鲤鱼可以和家禽家畜相比，其余物种在种群分化和遗传多样性等方面都更加接近野生动物。中国科学家曾经研究了全球33个具有代表性的普通鲤鱼品种的遗传特性，发现它们全都来自同一个杂交品系，这一点和家禽家畜非常相似。这篇文章发表在2014年9月出版的《自然遗传学》（Nature Genetics）杂志上，想了解鲤鱼驯化史的读者可以找来读读。
写到这里需要补充一句：遗传来源的单一和品种的多样化并不矛盾，这就好比地球上的狗全都是某个1万多年前被人类驯化的狼群的后代（此结论的一些细节尚有争议），但经过这么多年的人工选择和培育，如今全世界的狗狗们从外表到性格全都相差极大。鲤鱼也是如此，除了食用鲤鱼外我们还有很多仅供观赏的锦鲤，外形也是千变万化的。
鲤鱼之所以如此特殊，原因就在于这是最早被人类驯化成功的水生动物，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驯化史。正因为如此，鲤鱼被公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养殖鱼类，目前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一共养了2000多万吨鲤鱼，占全球养殖鱼类总量的40%。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普通鲤鱼（The Common Carp）的养殖量超过了300万吨，占全球淡水鱼类总养殖量的10%。
中国消费者对这种鱼一定十分熟悉，因为我们最常吃的鲤鱼就是这种。事实上，鲤鱼最早就是被我们的老祖宗驯化的。春秋末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范蠡早在公元前475年就写了本《陶朱公养鱼经》，里面就提到了鲤鱼的饲养方法。这本书被公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本关于养鱼的技术专著，中国人在水生生物驯化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
可惜的是，近代中国的水产养殖业却掉了队，尤其是在海水养殖方面，更是全面落后于日本。据一位中国海洋科学家回忆，新中国最早搞养殖的那批海洋生物学家学的都是日语，因为当时所能找到的参考书都是日文的。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现代海水养殖体系都是在日本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迅速致富的人口和越来越少的野生鱼类资源就像两针强心剂，把中国的水产养殖业一下子刺激起来了。最近这20年里，中国的水产养殖以每年7%～8%的速度在增长，很好地弥补了捕捞业的不足。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早在1999年的时候，中国水产养殖业的总产量便首次超过了野生捕捞量，中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到了2006年，中国的海水养殖总产量也首次超过了海洋捕捞量，同样是世界第一。
根据FAO的统计（和中国渔业部门统计数字有些差异），中国水产养殖的总产量占全世界的62%，海水养殖部分则占到全世界的70%，贝类养殖更是占到全世界的80%以上。
有句话总结得很好：在中国，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养鱼池。
1994年，一位名叫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的美国学者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作《谁来养活中国？》（Who Will Feed China？）。第二年，他把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扩展成一本同名书，出版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布朗计算了中国的土地资源和淡水资源，以及其他一些影响农业生产率的硬指标，再把中国的人口增长率考虑进来，得出结论说未来中国肯定无法养活那么多中国人，只能去国际市场买粮食，此举必定会引发全球范围的粮荒。
20年后，布朗的预言显然没有兑现。据说他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误判，并给出两个理由：一个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比他当初预想的更加严厉；另一个就是中国的水产养殖业异军突起，极大地弥补了传统畜牧业的不足。
不管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但中国水产养殖业在过去20多年里的高速发展肯定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中国人引领了新的世界潮流。
但是，如此迅猛的扩张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主要集中在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等方面。其中，淡水养殖最大的问题是抗生素的滥用。养殖户为了减少损失，往往过量使用预防性抗生素，导致对抗生素产生抗性的病菌在中国泛滥。海水养殖这方面的问题不如淡水那么严重，因为很多海洋生物对水质都有很高的要求，养殖户必须经常换水，抗生素就没用了。
海水养殖最大的问题就是鱼饲料的来源问题。众所周知，鱼饲料中必须含有一定比例的小鱼小虾（鱼粉），无法完全用粮食来替代，根本原因在于陆地上的植物无法合成出鱼类所需的欧米伽-3脂肪酸，这东西只能在海藻中被合成出来。小鱼小虾吃了海水中的海藻，于是体内也有了这种对健康十分有益的脂肪酸。
全世界很多企业和科研机构都在研究如何把欧米伽-3合成酶基因转入植物当中，以便让普通农作物（比如大豆）也能生产出欧米伽-3脂肪酸。包括孟山都公司在内的数家研究机构已经获得了成功，但因为民间反转基因势力太过强大，这个技术至今没有得到应用。于是，渔民们只能把自己辛辛苦苦捞上来的小鱼小虾拿去喂养自家池塘里的高价鱼类，这件事无论是对渔民还是对海洋生态系统来说显然都不是一件好事。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场景二适时地出现了。
场景二：海洋牧场
场景二里的那台平底船属于烟台东宇海珍品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原本是一家专门负责填海造路的工程公司，曾经参与建造了著名的青岛海湾大桥。2008年公司决定转型，加入到海水养殖的大军中来，因为公司老总意识到填海造路和海水养殖几乎是一回事，完全可以无缝对接。
土木工程和海水养殖怎么会一样呢？原因就在于他们养的是海参，一种只有东亚人才喜欢吃的棘皮动物。
“海参是附着在海底礁石上生活的，我们只要造出海礁，让海参有地方待就行了。”东宇公司的工程负责人邹健对我说，“我以前的工作是用石头填海，现在的任务是用石头造礁，两者都是把石头往海里扔，本质上是一样的。”
据邹健介绍，岸上堆放的石块都是从附近的山上挖下来的，他们公司以前就是干这个的，整套程序早已轻车熟路了。这艘平底船每次可以装载200立方米的石块，价值1万元。他的工作就是把这船石头运到指定海域，然后在20秒内倒进海底。这片海域水深13～20米，既不太深也不太浅，扔下去的石块正好可以在海床上形成一个石头堆。
“像这样一船石头我们每天要扔6船，6万块钱就这么扔进水里了。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在这上面花了2000万元，光是去年一年就往海里扔了25万立方米的石头。”邹健继续介绍，“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8.3万亩海域的人工礁石建设，架子已经搭好，就等着收获了。”
“这么大的一笔投资，收回成本一定需要很长时间吧？”我问。
“不用很长时间，因为我们公司产的是野生有机海参，价值很高。”东宇公司的企宣燕青为我算了一笔账，“普通海参都是在池子里养的，喂的是饲料，半年就可以成熟，每斤只能卖38元。我们产的是野生海参，不喂饲料，5年才能长到3两一只，每斤售价120元。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收获了30万斤海参，预计全年可以产50万斤，相当于6000万元。”
“你们这不也是养的吗？怎么可以当野生的卖呢？消费者能买账吗？”我不解地问。
“我们一不人工育苗，二不喂人工饲料，三更不用任何添加剂，只是为海参提供一个安全的生长环境而已，当然算是野生的！”燕青说，“其实懂行的消费者肯定能分辨出来，因为人工饲养的海参和野生的差别很大。野生海参长短不一，刺短而粗钝，外表不够漂亮，吸盘很密，颜色也不均匀，吃起来有咬劲。人工饲养的又整齐又好看，但吃起来口感松松垮垮，而且有股明显的药味儿，因为他们都会用抗生素和双氧水来消毒。”
燕青非常在意“野生”这个词，跟我重复了很多遍。东宇公司非常看重自己的这个“野生+有机”的标签，经常组织消费者跟着潜水员下海体验采参。据介绍，东宇现有20名潜水员，用的是导气管而不是压缩气瓶，每人每次最多下潜半小时，手快的一次可以抓上来180斤海参。我本来也可以出海体验一次，但不巧的是那几天烟台正好刮大风，一刮风就起浪，海水就会变浑，海参就看不见了，所以整个体验行程都取消了。
我注意到，我一路上采访过的所有渔民都非常在意“野生”这个词，每个人都会说野生的比养殖的要好吃，燕青只不过又加上了一句“野生海参营养价值比养殖的高多了”而已，一点也不奇怪。她还经常把37度挂在嘴边，说烟台正处于北纬37度线上，这里产的海参质量最好。按照东宇公司官网的说法，37度是人类最佳的生存体温，与此相对的地理位置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里出产的野生海参具有益智健美、软化血管、滋补保健、排毒养颜、提高免疫力等各种神奇的功效。但是，官网并没有给出这个说法的科学证据，信不信由你了。
“可是，你们这么大面积地造礁，会不会影响到这片天然海域原有的生态系统？”我继续追问。
“不会啊，我们除了造礁外不做其他任何改变。”燕青回答，“而且人造礁石会弄破海底拖网，对这片海域的鱼类起到了间接的保护作用。”
这个理由把我说服了。我见识过海底拖网的厉害，“绝户网”这个外号真不是瞎起的。据说经常被拖网作业的海域整个海床都是平的，如果海底突然多出来这么多大石块，不但拖网肯定没法用了，海洋鱼类也更容易找到藏身之处，其他捕捞方式的效率也会大打折扣。从这个角度来看，人造礁石真是一个一箭双雕的好主意，非常适合中国国情。
“人工鱼礁建设其实就是海洋牧场的一种形式，我所的老所长唐启升院士在这件事上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的现任所长金显仕对我说，“当年正是唐院士牵头，19位院士专家联名给国务院写信，呼吁保护水生生物资源，这才有了今天这个局面。”
金显仕所长在百忙中接受了我的专访，为我讲述了当年那个里程碑事件的详细经过。就像前文说的，中国的海洋渔业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发展，但很快就受到资源条件的限制而进入了停滞期。包括唐启升院士在内的一大批老科学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决定做点什么。当时唐院士是黄海水产研究所的所长，这个所的前身是1946年成立的中央水产实验所，是中国建立的第一个海洋与水产研究机构，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于是，由唐院士出面，联合了另外18位院士专家给国务院写了封信，提议中央调整策略，加强对水生生物资源的保护。
“联名信原来用的词是‘保护’，我提议改成‘养护’，因为我觉得海洋鱼类毕竟不是大熊猫或者中华鲟，还是可以被人类利用的。”金显仕所长对我说，“如果用了‘保护’这个词，那就意味着只能保不能用了，这是不行的。我认为保护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养护’这个词更准确地表达了这层意思。”
国务院对这封信非常重视，农业部渔业局立刻组织专家花了3年时间编写了一份纲要，于2006年4月正式公布于众，这就是中国渔业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计划纲要》。
“虽然以前也有一些地方单位实施了某些养护措施，但这份《纲要》出来后，各级政府立刻重视了起来，纷纷拨出专款，以实际行动支持国家的新政。”金显仕所长对我说，“有了政府的资金支持，海洋牧场和增殖放流等养护措施相继开始大规模实施，大力发展休闲渔业的口号也提了出来，并且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所谓“海洋牧场”指的是在特定的开放海域内，通过规模化的投资和系统化的管理，把具有经济价值的海洋生物集中起来，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海上放养。“增殖放流”的意思就是通过人工的方式向海洋或者河流湖泊等公共水域释放水生生物苗种或者亲体，以此来加快该种群的恢复速度。从定义来看，这两种方法介于捕捞和养殖之间，其地位类似于陆上放牧，一种介于圈养和打猎之间的获取动物蛋白的方式。
如果单从生产效率来看，圈养是获取动物蛋白的最佳方式，如今市场上的鸡肉和猪肉之所以卖得那么便宜，主要原因就是养猪场和养鸡场的规模越来越大，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成本越降越低。但是这种方式过于追求投资效率，忽视了产品质量，于是鸡肉和猪肉的口味变差了，抗生素或者瘦肉精之类的丑闻越来越多，消费者也越来越不满意。这个过程在家禽家畜养殖业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现在又转移到了水产业，本质其实都是一样的。
讨厌饲养场的人大都会不遗余力地赞美野味，但普通消费者是吃不起野味的，抱怨几句之后还是得提着菜篮子乖乖地走进菜市场。问题在于，野味其实并不一定比家禽家畜更好吃，安全性也不见得比后者高，营养价值就更谈不上有多优越了。更重要的是，野味的数量是有限的，随着打猎技术越来越高，野味肯定会越来越少，吃野味早晚会变成少数富人的奢侈享受，和大部分人都没有关系了。
水产品在这个问题上有些特殊，海产品更是如此，原因在于绝大部分水产品，无论是池塘里养的还是大海里捞的，本质上都是野生动物，个中原因前文已有叙述。这就是为什么陆地上饲养的家禽家畜，即使是通过放牧养大的，也不能称其为野味，但海洋牧场出产的海鲜就可以，因为这些海鲜无论是遗传特性、生长周期还是食物来源都和野生的没有区别。
事实上，不放人工饵料是海洋牧场的最大优点，不但为养殖户节约了成本，而且还保护了环境，属于双赢。但增殖放流就不一定了，一片天然海域突然被放进来大量单一品种的鱼苗，肯定会对原有的海洋生态系统带来影响。
“增殖放流分为生产型放流和生态型放流，前者就相当于在大海里养鱼，事先放些鱼苗进去肯定会起到一点作用，但毕竟是短期的，经济效益明显，但生态效果就很有限了。”金显仕对我说，“后者才是真正为恢复海洋渔业资源所做的努力，但在实际操作和监管方面难度很大。”
据金显仕透露，增殖放流工作很多都是在各省的地方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往往只放地方性鱼种，毕竟谁也不愿给别人做嫁衣。中央政府的拨款主要用于放流长距离洄游性苗种，比如中国对虾和一些鱼类。但因为目前中国近海的捕捞强度太大，小鱼小虾还没长大就都被捕捞上来了，生态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不管怎样，海洋牧场和增殖放流都属于临时性的养护措施，肯定都会给海洋生态系统带来一定的影响。东宇公司的海参养在海底，外人不容易看出来，但大多数鱼类和贝壳类都是养在笼网里的，只要你有机会坐飞机经过中国沿海，肯定会看到海面上密密麻麻的网箱，从渤海湾一直延伸到海南岛。如果这个趋势不加以控制的话，早晚有一天整个中国沿海海域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养鱼池，就像第三个场景描述的那样。
场景三：科学的贡献
第三个场景中的那个东山岛位于福建省东南部，距离厦门市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该岛是中国第七大岛，总面积22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2万，其中三分之一从事海产养殖业。我在海滩上见到的那一排密密麻麻的排水管便属于一家名叫“东山一水”的鲍鱼育种公司，像这样的公司在岛上还有好多家，他们提供了全国鲍鱼养殖所需的一半的鲍鱼苗。
东山岛的形状像一只张开翅膀的蝴蝶，距离大陆最远的那个翅膀的尖部被规划成了鲍鱼养殖基地，因为那里的水质最好，而鲍鱼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其实那片海域不但水质极佳，而且沙滩也很棒，非常适合搞旅游，但谁叫咱中国人那么喜欢吃鲍鱼呢！于是，原本风景绝美的一处沙滩被一根接一根的排水管占据了，见不到一名游客。
中国人实在是太爱吃了，其他需求都得让位给和吃有关的行业。
我是跟随一个中澳联合科考团去的东山岛，澳大利亚方面的领队是阿德莱德大学著名的海洋生态学家布朗温·吉兰德斯（Bronwyn Gillanders），她在今年5月召开的韩国釜山世界渔业大会上被选为世界渔业协会理事会（World Council of Fisheries Societies）主席。这次她带领一个由15名海洋专业大学生组成的考察团前来考察福建的海水养殖产业。厦门大学也招募了15名海洋系的大学生加入了这个考察团，中方领队是厦大海洋与地球学院副教授游伟伟，他的专业就是鲍鱼遗传育种，他所在的科研团队与“东山一水”鲍鱼公司正在开展产学研的合作。
“多亏了厦大科学家的帮助，才使我们生产的鲍鱼苗保持了很高的竞争力。”公司总经理林瑞明告诉我，“如今我们这个只有32名员工的小公司已经做到了年产值2500万元，利润1000万元的规模。”
这家公司成立于22年前，最早饲养的是本地品种九孔鲍，但这种鲍鱼商品规格小，病害较多，渐渐被产业淘汰了。后来中国科学家从大连引进了一种优质高产的皱纹盘鲍，经过几代的定向选育，培育出了能耐福建海域高温的皱纹盘鲍品种，畅销过一阵子。可惜后来因皱纹盘鲍近亲繁殖情况严重，导致品种质量退化，于是厦大科学家从日本和美国等地引进了西氏鲍和绿鲍，与本土的皱纹盘鲍进行杂交，随后又经过多代选育及杂交选配，终于培育出了性状优良、能耐高温的西盘鲍和绿盘鲍。如今这两个杂交品种成了福建鲍鱼产业的生力军，价格比常规苗种高20%以上，仍然供不应求。
“鲍鱼育种和杂交玉米育种非常像，亲本都掌握在育种公司手里，卖出去的都是杂交子一代，性能优异但养殖户无法留种自行繁殖，所以每年都得买新的。”游伟伟介绍说，“有时育种公司也会卖亲本，但出售的只是母本系，而真正优质的母本往往都是留下来自用的。”
杂交玉米的这一特性使得玉米种子公司赚了大钱，这一点曾经让一些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颇有微词，但其实这个特性刺激了种子公司研发新品种，使得玉米产量节节上升，最终获益的还是农民和消费者。鲍鱼产业这几年之所以愈发兴旺，也和鲍鱼育种水平逐年提高有很大关系。
游伟伟带领大家参观了该公司的育苗池，每个池子长6米、宽4米、深1.5米，池壁用水泥砌成，里面摞满了青砖大小的附着板。整个公司像这样的鲍鱼池有1000多个，每年能够向市场提供2500万粒鲍鱼苗，规模算是相当大了。
在该公司的成品养殖区里我们还看到了层层相叠的鲍鱼养殖笼，每个水泥池子里装得下800个养殖笼，每个笼里都同时养着几十粒鲍鱼苗。如此高密度的养殖必须解决水质劣化的问题，好在公司就建在海边，每个池子都有两根水管通向大海，一根负责进水，另一根把脏水排进大海。因为鲍鱼对水质的要求太高了，这个循环水系统每时每刻都得开着，光是电费每天就要3万元。不过这家公司正在研究海水自循环系统，希望能减轻对海洋的依赖，增加抗风险的能力。
看到眼前的景象，吉兰德斯教授提了一个问题：这些养殖场随意向大海中排放污水，有没有征得环境部门的许可？要知道，在澳大利亚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随便抽取海水搞养殖的，必须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养殖许可证。她得到的回答是，在中国搞水产养殖不需要许可证，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这个行业。好在鲍鱼养殖排放的污水没那么脏，问题还不是很大。
鲍鱼每年10月份产卵，鲍鱼卵养6～8个月就可以长到1.5厘米，此时就可以作为种苗出售给其他养殖户了。养殖户买回去后通常再养一年半就出售，虽然此时的鲍鱼每只只能长到1两左右，但养殖户们不愿意承担风险，所以中国市面上看到的鲍鱼大都是这种规格的。
“澳大利亚也有养鲍鱼的，但他们都是直接在大海里养，不用专门喂饲料，基本上算是野生的。正因为是野生的，无需承担太大的风险，所以他们通常要养4～5年才出售，那时的鲍鱼每个都可以长到1斤多重，价格是每公斤100澳元（折合人民币500元）。中国产的人工饲养鲍鱼只能卖到每公斤120～150元，是人家的三分之一。”游伟伟对我说，“中国人也想像澳大利亚那么养，但鲍鱼是吃海藻的，中国近海海域已经没有野生的海藻林了，所以只能人工养殖。”
海藻林是由海带目的大型褐藻所构成的海底森林，福建这边的鲍鱼吃的是一种丝状海藻，当地人称之为龙须菜。以前福建海边到处可见野生的龙须菜，如今却只能依靠人工饲养了。这家公司所需的龙须菜都采购自当地的海藻养殖场，鲍鱼每3～4天就要喂一次龙须菜，由专人一个箱子一个箱子地塞进去，既耗工又耗时，这也是澳大利亚之所以无法大规模人工饲养鲍鱼的原因之一，澳大利亚的人工费实在是太贵了。
中澳两国在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上的差别决定了两国的水产品无论是质量还是价格都有极大的不同，澳大利亚产品质量高但价格也贵，中国产品物不美但价足够廉，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起。
当然，澳大利亚产的优质鲍鱼也不是卖给澳大利亚人吃的，而是几乎全部出口到了中国。根据FAO提供的数据，2013年中国养殖鲍鱼的年产量高达11万吨，占全世界鲍鱼总产量的90%，其中福建的产量为8.85万吨，占中国产量的80%。换句话说，全世界有70%的鲍鱼都产自福建省，光是在这个小小的东山岛上就有超过1000家鲍鱼饲养场，是名符其实的鲍鱼岛。
参观完后，一位澳大利亚学生看出了鲍鱼养殖行业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鲍鱼必须要卖出很高的价格才能维持下去。接下来他又问了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愿意花这么多钱去吃这么一点点肉？我只能如实地回答他，鲍鱼的味道固然很不错，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鲍鱼的形状很像女性生殖器，所以中国人认为它具有滋阴美颜的功效。
“这个说法有科学根据吗？”他问。
“据我所知并没有，但中医相信以形补形，食药同源，所以才会去吃鲍鱼和海参这类东西，希望它们能起到某种神奇的功效。很多中国老百姓也相信这个，双方联手把一些营养价值并不高，甚至连一点味道都没有的野生动植物给炒成了珍品佳肴，海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再次如实地回答了他。
鲍鱼和海参好歹还是有肉的，有一定的营养价值，但接下来我们去参观的海马养殖场就有些让人不解了。这家公司名叫碧水绅蓝，是一位名叫张东的海归博士创建的，他在美国做完博士后研究后顺便把佛罗里达海马带了回来，在东山岛成立了这家海马养殖场，打算用科学的方法人工饲养海马。
“海马有补肾壮阳、活血通脉、散结消肿的功效，主治阳痿遗精、宫冷不孕和遗尿尿频，还可以提高男性和女性的性生活质量。”该公司的企宣在公司自建的海马博物馆里为大家讲解了海马的药用功能，“传统的服用方式主要是泡酒和煲汤，张东博士发明了一种方法，可以将干海马制成超微粉直接服用，便于人体吸收。”
“这个说法有什么科学依据吗？”我问了同样的问题。
“当然有啊，我们公司和国家海洋药物工程研究中心建立了合作关系，他们的科学家做了大量研究，从科学上证明了海马的药用价值。”
这位企宣不是学科学的，自己解释不了，便递给我一本公司宣传手册，让我从上面找证据。我看到小册子上列出了海马含有的各种化学成分，包括神经鞘酯、磷脂酰胆碱和溶血磷脂酰胆碱等等，声称它们具有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强精益肾的功效，其实懂点生物学的人都知道，它们的名字虽然很高大上，但其实都是很常见的有机大分子，很多食物中都有，一点也不稀奇。这本小册子还列出了海马含有的微量元素名单，其中锌和铁用的都是英文名字Zn和Fe，也许他们觉得这样可以增加神秘感吧。最后，手册上还说海马含有甾醇类，为性激素样物质，与性兴奋有关。看来中国人不光喜欢美食，还特别喜欢通过食物来滋补身体，尤其对滋阴壮阳有很强烈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像海马这样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一点肉的小型硬骨鱼类晒干后可以卖到3000元一斤，尸体磨成粉后制成的胶囊也可以卖到980元一瓶的原因。
事实上，中国的很多海产养殖业都是靠某种“信仰”而存活的。
看完博物馆，这位企宣又带着大家进入养殖场内部参观。当澳大利亚大学生们看到大水缸里养着的一大群小海马时，大家的不解情绪达到了最高点，有位女学生居然问出了这样的问题：你们是先杀死海马再晒干制药，还是趁它们活着的时候就直接晒干磨成粉了？
中澳双方对待野生动物的态度相差太大了。
“海马是上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保护名录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国家明令禁止捕捞和贸易，你们这么做合法吗？”我问。
“当然合法，海马是药典里收录的一味中药材，是国家认可的。”这位企宣回答，“据我们调查，中国目前药用海马的年需求量高达1000吨，其中只有30吨能够自给自足，其余的全都是从东南亚等地走私进来的。我们之所以要养殖海马，就是为了降低野外捕捞压力，对于保护野生海马是有帮助的。”
我在很多地方听到过类似的说法，那些养蛇的养老虎的养狗熊的人都会用这个逻辑来支持自己的做法。有人反对说，这么做很可能会刺激中药市场，鼓励另外的人去盗猎，因为有相当多的人相信野生的效果更好。不久前甚至有好几位政府高官公开发表意见，认为野生药材被人工养殖产品替代导致了中医的衰落。
“这个说法不对，我们养殖的海马不但药效一点也不逊于野生的，甚至有科学研究表明，养殖海马药效比野生的更高！”那位企宣这样回答我的质疑，但她同样无法给出那个科学研究的任何细节。
与其在“人类是否有资格利用野生动植物来治病”，或者“野生与养殖到底哪个药效高”这两个问题上纠缠不清，不如先问一句：野生动物的药效究竟有没有科学根据？如果搞清楚了这个问题，中国的水产养殖业也许会再来一次革命。
我又想起了《谁来养活中国？》这本书，那位布朗先生认为水产养殖业喂饱了中国人，这个看法还是太天真了。中国大力发展水产养殖行业绝不仅仅是为了喂饱中国人，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为了满足口舌之欲，或者从海鲜那里获得各种神奇的功效。鱼对于外国人来说也许只是蛋白质的来源，但对于中国人来说，鱼更多地代表了一种饮食文化。中国人在吃鱼，尤其是在吃海鲜的时候，脑袋里想的并不是补充蛋白质，而是为了满足味蕾的需求，属于一种纯精神的享受。
之所以有这种结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鱼类本质上属于野生动物，无论是捕捞的还是养殖的都是如此。我们在吃猪肉和鸡肉的时候是不会追求什么原汁原味的，只能在烹饪技术上做做文章，因为它们都太同质化了。相比之下，海鲜的种类极为丰富，味道千变万化，我们在吃海鲜的时候，体会到的是老祖宗们在打猎时才能体会到的那种新鲜感，这种感觉在家禽家畜身上是体会不到的。
总之吧，中国人实在是太爱吃了。要想真正理解中国的海鲜文化，那就必须把中国人的饮食文化考虑进来，否则是无法真正弄明白的。
当天晚上考察团在一家餐馆聚餐，双方在饮食文化上的差异再次表现得淋漓尽致。澳大利亚这15个大学生当中居然有4个人需要在饮食上享受特殊照顾，其中两个人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一个人花生过敏，另一个人乳糖不耐受；还有一人曾经因为学了海洋专业而拒绝吃鱼两年，直到最近才终于解禁。反观中国，15个大学生当中没有一个人有饮食禁忌，餐厅有什么大家就吃什么。
主办方按照一般宴会的标准点了一桌绝对谈不上奢华的中式菜肴，结果当天晚上每个桌子都剩下一半的菜没吃掉。据我观察，中国学生虽然个头小，但饭量都比较“正常”。澳大利亚学生别看个个人高马大，但饭量却都很小。最终，越是那些大鱼大肉类型的菜剩得就越多，蔬菜则大都被吃光了。
当晚每桌还上了一条2斤多重的多宝鱼，几个澳大利亚学生想托我去问餐厅老板这条鱼究竟是野生的还是家养的，最后一位中方老师替餐厅拍了板：“中国餐厅里供应的鱼，凡是像点样子的一律都是养殖的。”
金显仕曾经告诉我，中国海产养殖业有两个明星物种，南方主要养大黄鱼，产量最高，北方则更喜欢养多宝鱼，后者正是由已故的黄海所雷霁霖院士从英国引进的名贵鱼类。这种鱼学名大菱鲆（Turbot），是一种在水中贴底生长的鱼类，生长速度快，味道鲜美，深受全世界消费者喜爱。最近有媒体报道说这种鱼能致癌，导致行情一落千丈，从刚刚养殖成功时的400多元一斤降到现在的不到20元一斤，养殖户损失惨重，大菱鲆产业受到重创。
“有些媒体记者特别不负责任，一句谣言毁掉了一个产业，曾经的海南香蕉业和多宝鱼养殖业是两个最经典的例子。”金显仕对我说，“确实有个别养殖户在养殖时用抗生素给池子消毒，但量都不大。我们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养殖规范，经常派人抽查，所以说现在的养殖鱼类除了口感和野生的有些不同之外，质量都是绝对安全的，希望广大消费者放心吃。”
金显仕虽然承认有不少鱼种养殖和野生的吃起来不一样，但他同时也认为两者的差别和鱼的生活方式有关，不能一概而论。“大黄鱼是长距离洄游鱼类，野生大黄鱼整天在海里游，肉质当然会和活动范围有限的网箱养殖大黄鱼不一样，但多宝鱼本来就贴在海底生活，活动量很小，所以养殖的和野生的在口感上是没有差别的。”
金显仕还告诉我，一些养殖户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试图让养殖的大黄鱼动起来。浙江已经有人尝试用1公里长的网箱养大黄鱼，据说效果还不错。
看来科学家们已经开始尝试用科学的方法改变养殖海鲜的口味了，对于广大海鲜爱好者来说这是个好消息。
第二天我们又去东山岛的另一个水产养殖基地参观，厦大在那里设了一个研究站，有几个研究生在那里做实验。在基地走了一圈之后，我再一次体会到了科学的力量，因为海水养殖行业有很多违反直觉的地方，必须用科学来解释。比如，基地里有很多养虾的，科学家建议放几尾鱼进去。要知道鱼是吃虾的，一般人肯定不会这么做，谁知放了鱼的池塘虾的产量反而上去了！原来，每个种群都会有弱者，它们最容易得传染病，并把病菌扩散给种群内的其他成员。捕食者会把那些生病的弱者清理掉，间接防止了传染病的扩散。所以说，适当地给种群施加生存压力对于维持种群的健康是有好处的。
再比如，养殖基地里这种露天开放式混养的饲料转化率常常会低于1，也就是说喂9斤饲料居然会长出10斤肉，原因就在于鱼类的排泄物会促进藻类的生长繁殖，相当于大自然自己生产出了一部分饲料。
金显仕告诉我，中国科学家已经把这个立体养殖的思路用在了海洋牧场上，在獐子岛和石岛等地方开始了所谓“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Integrated Multitrophic Aquaculture，简称IMTA）。简单来说，这个方法就是让一种生物的排泄物成为另一种生物的食物。比如在海水的上层养海藻，中间层用网箱养鲍鱼，吃海藻，海底再养海参，专吃鲍鱼的排泄物。实践证明这个方法可以大大减少因养殖而导致的海水污染，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保护了环境。著名的科普期刊《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曾经在2015年第四期上对这个养殖方法做了详细报道，中国科学家在水产养殖领域再一次走在了世界前列。
“我们要在中国沿海开展资源养护型海洋捕捞业，以及环境友好型海水养殖业，这就是我们的目标。”金显仕总结道。
结语
一个人吃掉一只鸡，没人会觉得不妥，但如果他吃掉的是一头野生的大雁，肯定会被告发，因为大多数人骨子里已经不把普通家禽当作“生命”了，但野生动物则仍然被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
确实，当一种动物被成功驯化后，人类便不再把它视为一种具有独立意识的“生灵”了，而是将其简单地视为能量转换器。它们的任务就是把蕴藏在饲料中的低级能量转化成为储藏在肉里的高级能量，这样可以更高效地被人类利用。
纵观人类养殖史，我们的努力方向一直就是从低效转向高效。吉兰德斯教授告诉我，澳大利亚过去曾经有段时间羊肉比鸡肉便宜，但现在已经彻底倒过来了，原因就是鸡的饲料转化率更高，对环境的破坏程度比羊低，所以现在养羊的越来越少，养鸡的越来越多了。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那么水生动物是最高效的能量转换器，因为大多数水生动物都是冷血动物，它们为了维持生命而“浪费”掉的能量比恒温动物（比如家禽家畜）要少得多。换句话说，同样生产1吨肉，鱼类所消耗的饲料要比家禽家畜少多了。比如，有研究显示养殖鱼类的饲料转化率是牛的6倍，是猪的4倍，更不要说养牛养猪导致的环境污染，以及有可能带来的传染病了，所以说，如果一定要养点什么的话，养鱼是对生态环境最友好的一种方式。
事实上，还有很多养殖水产是不用专门投放饵料的，比如贝类就是如此，它们只需依靠大自然的馈赠（海藻）就能生长得很好了。据FAO统计，目前全世界有一半的水产养殖是不喂饲料的，鱼类当中不依靠人工饲料的占30.8%，总量大约为每年2270万吨。
所以说，中国人虽然是出了名的爱吃肉，但我们也开发出了世界上最高效的肉类生产方式，算是功过相抵吧。
文 袁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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