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渔场是中国东海地区最重要的渔场，让我们以舟山为案例，看看中国沿海渔场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如果你想去舟山群岛的话，可以选择早上9点从上海南浦大桥客运站出发，先坐一个半小时的大巴车来到小洋山码头，再坐两个小时的渡轮就可以到达岱山岛的双合码头了。岱山岛是舟山群岛当中面积第二大的岛，但因为上海经由小洋山到岱山的跨海大桥尚未修通，而且岱山岛上也没有什么著名的景点，所以游客相对稀少，至今还保留了不少传统的渔村，我的中国海洋渔业考察之旅就从这里开始。
出海打鱼
双合码头位于岱山岛的西南角，岸边停靠着好几艘工程船，一片繁忙景象。据乘客说这附近有个采石场，采下来的石头被用于填海造地。码头背后的小山上有好几排海景别墅，从远处看挺漂亮，但所有的窗户都是黑洞洞的，看不到有人居住的迹象。
我下船后打了辆出租车，去位于岱山岛东北角的新道头村。这是个典型的传统渔村，村民基本上靠打鱼为生。我的联系人张志斌就是这个村的人，但他长大后改行当了大厨，离开了捕鱼业。
“出海打鱼太辛苦，我做不来。”张志斌对我说，“别看我是土生土长的舟山人，我还是会晕船的！在舟山像我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打鱼已经不再是舟山年轻人唯一的出路了。”
张志斌带我来到了新道头村的鱼码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串专门为游客服务的农家乐式的小饭馆，当地人称其为“海边人家”。不过我去的那天家家大门紧闭，看来生意不怎么好。码头上停着好几艘铁皮船，长约20米，船体锈迹斑斑，一看就是常年漂在海上作业的。我很想乘坐这样的渔船出海捕鱼，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但张志斌立刻否决了我的提议：“这种大渔船一出海就是十天半个月，有时甚至更长，船工们睡通铺，每个人的位置都是固定的，你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肯定受不了，坐小船在近海体验一下就行了。”
他领着我登上了一艘不到10米长的小渔船，这种船专门负责在近海打鱼，非常适合游客上船体验渔民生活。事实上，新道头村一直想以此为由头发展旅游业，甚至还专门投资建造了一家旅馆，可惜因为交通不便，游客数量太少，生意惨淡。
上船前，一位渔民为我展示了当地最常用的笼网。这种网长约30米，网口很宽，边缘用泡沫塑料浮子撑开，网底则非常窄，固定在两个直径约1米的铁圈上，网眼也很小，目测只有1厘米左右。笼网属于定置网，平时是固定在海底的，利用潮汐产生的推力把鱼赶进网中。我以前认为渔网都是要拉着走的，否则游得快的鱼肯定会跑掉。不过这位渔民告诉我，渔船拉着渔网在海里走是很耗油的，但凡有别的选择渔民都不会采用这种方法捕鱼。舟山群岛周围海域的潮汐力量很大，海水又很浑浊，鱼看不到渔网，一旦被水流冲进来就跑不掉了。当地渔民们利用每天两次的潮汐把鱼诱进早已安置好的笼网中，只要每天按时来收两次就可以了，既省工又省油。
如果用陆地上的狩猎来做类比的话，这种笼网捕鱼方式就好像是猎人布下的陷阱或者兽夹，这样一来猎手们就不必浪费体力追着猎物跑了，只需定期去检查一遍就行了。
我登上的这艘小渔船就是干这个用的。驾船的是新道头村的两位老船工，年纪都已经很大了，多年的风吹日晒把两人的皮肤都晒成了紫铜色。我试图和他们聊聊天，可惜他俩浓重的舟山口音很难懂，我只好请张志斌当翻译，交流起来有些困难。
下午14点，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但为了赶在下一次潮汐之前完工，我们还是准时驾船出发了。这艘小船配备了一台48马力的柴油发动机，工作的时候不但噪音极大，而且不断冒着黑烟，把我呛得睁不开眼睛。好在小船驶出码头后立即加快了速度，黑烟飘到了船后。不过那位身材较矮的船工一直站在船尾把舵，黑烟直接喷在他脸上，真不知这么多年来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一提到出海打鱼，多数人脑海里都会出现一幅蓝天碧海的美妙图画，可惜我这次的出海经历毫无浪漫可言，一来发动机一直在冒黑烟，船速稍一减弱我就被呛得直流眼泪；二来舟山附近海域的海水根本不是蓝色的，而是浑浊的黄色，一点也不上相。
虽然不好看，但黄色说明水里泥沙多，营养丰富，鱼喜欢。舟山群岛位于长江入海口，江水本来就富含营养物质，再加上季风和上升的海流使得海洋中富含养分的深层水不断升至表层，让这一带海域更加肥沃，为浮游生物提供了大量养分。浮游生物相当于陆地上的绿色植物，是海洋生态系统的基础。浮游生物多的地方就会有鱼，这就是为什么舟山渔场历来就是整个东海最多产的渔场，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那么，如今的舟山渔场状况如何呢？答案很快揭晓。大约20分钟后，我们的小船行驶到海湾的正中央。放眼望去，海面上密密麻麻布满了浮子，每一个浮子代表一个笼网，浮子就是笼网位置的标记。再仔细看，原来渔民们早就在水下打了很多木桩，笼网的网口用两根相邻的木桩撑开，网底一直延伸到海床上。只见那个矮个子船工操纵小船慢慢靠近浮子，高个子船工先用钩子钩起笼网的网线，然后利用安装在船帮上的一根绞棍把笼网从水里绞出来，最后那个矮个子船工把网底拉出水面，解开网绳，把里面的渔获倒在甲板上。
第一网就让我大吃一惊，最先从网里倒出来的居然是一块木制门板！仔细一想也不奇怪，这种笼网就相当于在海里安装了一个过滤器，所有从这块水域里流过的物体都会被过滤一遍，门板这么大的家伙自然逃不掉。
船工把门板放到一旁，倒出了真正的渔获。这一次我更加吃惊了，倒出来的几乎全都是塑料垃圾，从快餐包装纸、旧烟盒到塑料玩具应有尽有。几条小鱼隐藏在垃圾堆中间一动不动，显然已经死了。只有极个别体型更小的小鱼还活着，但也都奄奄一息。
“笼网的网底空间是很小的，鱼在里面相互挤压冲撞，很快就会被挤死了。”高个子船工通过张志斌的翻译向我解释，“你仔细看鱼的鳞片，都被挤掉了，这说明鱼受伤很重，即使还能喘气，扔进海里也活不了多久。”
我蹲下来仔细检视那堆“垃圾”，从里面挑出了几条龙鱼和带鱼。龙鱼又名水潺，头形酷似龙头，体长约10厘米，身体几乎透明，摸起来柔若无骨。带鱼普遍要比龙鱼长一倍，但宽度只有2～3厘米，体白眼细，被称为小眼睛带鱼，据说是舟山特产。
这些鱼被捡出来的时候都已经死了，我注意到带鱼的鱼鳞全都破损严重，显然在笼网里挣扎了很久才死。我在死鱼堆里发现了一条像乒乓球那么大的活鱼，张志斌告诉我这是鲳鱼。鲳鱼也是舟山特产，体型极为扁平，很可能是生活在海底的鱼类，只有贴着地走的海底拖网才能把它们捞起来。鲳鱼成年后可以长到1斤多，这么小就死掉实在是太可惜了，我把它捡起来扔回了海里，虽然明知它很可能还是会死掉。
我继续在“垃圾堆”里翻弄，又找到了几十条体型更小的鲳鱼尸体，以及数量更多的小虾。它们都不到1厘米长，照理说笼网的网眼挡不住它们，但因为网里聚集了太多的垃圾和杂物，它们还是被挡住了，没能逃脱。张志斌细心地把它们都挑了出来，准备带回去当鱼饲料。
与此同时，两位船工已经把笼网重新结好，又放回海里去，准备迎接下一波潮水。然后一名船工把船开到下一个浮子处，重复上次的动作，又捞起一网“垃圾”。就这样，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收了十几个笼网，捞上来的“垃圾”很快就堆成了小山。我和张志斌负责挑出里面的渔获，把龙鱼和带鱼分别放入两个塑料筐中，其余的小鱼小虾混在一起放入另一个筐中。
张志斌找到了一条约有5厘米长的梅鱼，兴奋地拿给我看。这种鱼又名梅童，因为它长不大，最多也就长到10厘米左右就不长了。据张志斌讲，梅鱼肉质细嫩，以前大都用来炖汤，但现在也开始红烧了，因为如今的舟山近海已经很难抓到野生小黄鱼了。梅鱼的身体有些发黄，长得也很像小黄鱼，正好用来作为小黄鱼的替身，延续舟山人喜欢吃“红烧小黄鱼”的饮食传统。
中国有“四大海产”的说法，指的是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和乌贼。舟山渔场历来就是四大海产的主要产地，上世纪70年代这四种鱼占了总渔获量的三分之二。但由于过度捕捞等原因，到90年代时这四种鱼就只占舟山渔获总量的五分之一了，其中绝大部分还是繁殖力极其旺盛的带鱼。如今大小黄鱼和乌贼全都陷入了枯竭的境地，在中国近海海域几乎绝种，极难捕到。
“现在一条大一点的野生大黄鱼每斤要卖8000元，而且处于有价无市的状态。”张志斌说，“如果有人捕到一条野生大黄鱼，立刻就会被关系户订走了，普通老百姓有钱也吃不到。”
我们这次当然也没有见到大小黄鱼和乌贼的踪影，只抓到了一些小眼睛带鱼。回想起来，前三种海鱼都是我小时候经常吃的海鲜，如今竟然连它们的面都见不到了。
收完笼网，两位船工又把渔船开到另一片海域，这里早已放好了一串蟹笼，一共25个。蟹笼是一种专门用来捕螃蟹的定置工具，用铁丝和尼龙绳编织而成。笼子里预先放置一个诱饵，螃蟹要想吃到它，只能从一个喇叭状的开口钻进去，但却再也出不来了。
与收笼网一样，船工们先找到用来做标记的浮子，然后顺着一根粗线从水里捞出蟹笼，打开机关，把里面的螃蟹倒出来，再补放一个新的饵料进去。令我惊讶的是，倒出来的小螃蟹个头非常小，平均体重只有一两左右，很难想象螃蟹壳里面能吃出多少肉。更令我惊讶的是，船工们使用的饵料居然就是刚刚捕上来的带鱼，这说明即使是这么小的螃蟹仔还是比带鱼更值钱。
两个多小时后，这次出海捕鱼体验活动圆满结束。我们一共打到了15斤左右的龙鱼和20斤左右的小眼睛带鱼，估计在当地的菜市场上可以卖400元左右；还有三十几只小螃蟹，估计能卖200元；另有大约30斤小杂鱼，全部混在一起另装一筐。仔细看，这筐小杂鱼其实就是小龙鱼、小带鱼、小鲳鱼、小梅鱼等等小鱼小虾的混合物，只因它们个头太小，实在卖不出价钱，只能作为鱼饲料使用。
这，就是十几个笼网和25个蟹笼半天之内捕捞到的全部渔获，舟山附近的浅海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海鲜了。
事实上，这片海域里最多的东西不是鱼，而是各种陆源生活垃圾。我原以为船工会把捞上来的那堆塑料垃圾带上岸清理掉，谁知他从船舱里拿出一把大铁锹，把垃圾尽数铲回了海里，随手把嘴里的烟屁股弹进海中。他肯定没有读过上个月两本科学期刊上登出的两篇文章，一篇文章说人类每年往海里扔进400万吨塑料垃圾，幼鱼吃了这种垃圾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最终对种群生态带来负面影响；另一篇文章说，人类每年向环境中扔掉5万亿个香烟过滤嘴，它们释放到海洋中的重金属会随着渔获重新进入人体，带来健康危害。
对于这位年过半百的老船工来说，海洋生态和重金属污染都不是他最关心的事情，他只关心鱼市的行情。他告诉我，其实那两筐能卖钱的龙鱼和带鱼在他们小的时候都是只能当鱼饲料的边角废料，如今大鱼抓不到了，于是人也开始吃它们了，导致价格成倍上涨。
据他回忆，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村头这片海域里的大黄鱼多得不得了，渔汛来了的时候甚至用竹筐捞就行了，根本用不着下网捕。那时候如果家里来了客人，只要划一艘小舢板去海里转一圈就能带回来一大筐海鲜，而且都是大黄鱼大螃蟹这类大家伙，根本不愁没东西招待客人。可如今舟山附近的大鱼越来越少，个头也越来越小，就连舟山本地人都吃不到大黄鱼了。
“还有，现在国内海鲜市场上很时髦的皮皮虾，在我小时候连当肥料都嫌硌脚，都是直接倒回海里去的。”船工补充道。
为什么这个曾经世界闻名的舟山渔场竟然会没鱼了呢？我在回程的途中找到了第一个答案。
鱼都到哪儿去了？
捕鱼结束，小船掉头回新道头村码头，我终于有机会仔细观察了码头周边的情况，找到了舟山渔获减少的第一个原因：沿海滩涂被破坏得太厉害了。
舟山群岛一共有近千座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海岛，使得这片海域有大量滩涂和岩礁可供鱼类产卵。舟山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东海鱼类最重要的产卵场，海鱼冬天待在深海里过冬，夏天便洄游至舟山附近的浅海海域产卵，以便能利用滩涂上丰富的养料让小鱼快点长大。著名的中国四大海产都是这样的长距离洄游鱼类，每年夏天舟山人都可以在家门口捕捉到它们，根本不用航行到深海。清朝的舟山籍诗人刘梦兰在《衢港渔灯》中曾经这样描绘岱山渔场当年的盛况：
无数渔船一港收
渔灯点点漾中流
九天星斗三更落
照遍珊瑚海上洲
可是，今天的舟山群岛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基建热潮。新道头村的海岸线原本非常平缓，涨潮时海水可以进入内陆很深的地方，退潮时便会留下大片滩涂，科学术语称之为潮间带。这是很多海洋生物产卵的地方，在整个海洋生态系统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如今这片滩涂已经被挖成了人工养鱼池，为了保护这片池塘，政府在陆海交界处建造了一条长长的堤坝，虽然挡住了潮水的侵蚀，但原来的天然海岸线便也消失了。
不仅如此，新道头村两侧的土地也都被造船厂征用了，这就进一步破坏了宝贵的滩涂和浅海，导致海洋鱼类的产卵场越来越少。再加上来来往往的轮船带来的噪音污染，以及各类工厂和附近居民排放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使得整个海岸线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洄游鱼类自然也就不愿来了。
不过，舟山毕竟有近千座小岛，并不是每一座都被开发了，鱼类要想产卵总还是能找到地方的，所以说，鱼类减少的最大原因还是过度捕捞。
“我小的时候每到夏天都有好多大黄鱼来海边产卵，晚上隔老远都能听到它们咕咕地叫，像婴儿在哭。”一位老船工回忆道，“我们只要驾着小舢板把大黄鱼围在中间，大家一起用力敲鼓，把大黄鱼震晕了，然后就可以拿筐随便捞了。”
大黄鱼对声音很敏感，繁殖期的大黄鱼会用鱼鳔发出咕咕的声音，以便相互联络。没想到聪明的人类利用了大黄鱼的这一生理特性，把正处于产卵期的大黄鱼捞出来吃掉了。除此之外，四大海产中的乌贼有趋光性，这一点也被人类利用了，上文那首诗中描写的点点渔灯就是为此。
问题在于，这样的捕捞方式会将目标鱼种不分老幼、不加区别地一网打尽，这个做法是不可持续的。
另一种不可持续的捕鱼方式就是那些威力太过强大的渔网。我刚刚亲眼见识了舟山笼网的厉害，没想到还有比它更厉害的。船工告诉我，他们用的笼网毕竟面积太小，拦截的方式也单一，杀伤力不够大。舟山最流行的是雷达网（又名帆张网），这也是一种定置网，其原理和笼网类似，都是依靠潮汐的力量把鱼赶进网中，但雷达网能360度随意调节方向，像雷达似的，故得此名。这种旋转方式使得雷达网无论涨潮还是退潮都可以使用，杀伤力至少提高了两倍。更厉害的是，雷达网的网口面积最大的可以达到3600平方米，相当于8个篮球场那么大！想象一下，如此大的一张网从水面一直延伸到海底，凡是从这里经过的生物，无论是表层鱼还是底层虾蟹一个都逃不掉。为了进一步增加渔获量，雷达网的网眼越做越小，甚至有不少人干脆用帆布做渔网，连鱼卵都给捞上来了。
因为雷达网太过厉害，当地人都称其为“绝户网”。其实渔民们也都知道这种捕鱼方式有问题，但只要有一个人偷偷在用，别人也就都用起来了。再说，舟山海域的鱼越来越少，用雷达网都不一定打得到鱼，不用就更打不到了。一位当地鱼贩子告诉我，舟山地区现有680艘使用雷达网的近海渔船，今年有95%的船都会亏本，因为上半年的产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70%以上，下半年再怎么努力也弥补不了。
但是，雷达网还不是最厉害的。
“舟山近海早就没什么鱼了，雷达网再厉害也没用。现在要想挣钱必须开到很远的地方，然后用拖网在海里一遍一遍地拖。”我遇到的一位舟山渔船船长对我说，“甚至整个中国专属经济区也没太多好鱼了，只能偷偷去别国的海域盗捕。”
这位船长所说的拖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绝户网”，因为它不受潮汐和洋流的限制，在几乎所有的海域都可以使用。其中破坏性最厉害的是底拖网，网口从海面一直张到海底，不但可以把生活在深海的底层生物全部捞上来，而且还会在拖网的过程中给珊瑚礁带来毁灭性的破坏。
根据最新版《中国渔业年鉴》提供的统计数字，中国海洋渔业总捕捞量当中有47%都是用拖网拖上来的，几乎占到海洋渔获的一半；另有14%的海洋渔获是用流网捕上来的，这种流网也属于定置网，其特点是面积大，放置时间长，经常一放就是一个星期不收。洄游鱼类撞上流网后鱼的鳃盖和鱼鳍等部位会被网线缠住，从而达到捕捞的目的。流网的网眼大小决定了渔获的大小，网眼太大了小鱼抓不到，网眼太小了大鱼抓不到，于是中国渔民改进了流网的设计，发明了多层流网。顾名思义，这就是把不同网眼规格的流网组合在一起放进海中，这样就可以做到大小通吃了，所以也有人把这种流网称为“绝户网”。
事实证明，像底拖网和多层流网这样的“绝户网”才是海洋渔业资源逐年匮乏的最主要原因。大多数西方国家早已禁止了这类网具的使用，中国农业部也于2014年公布了海洋捕捞网具最小网目尺寸和禁用渔具目录，并于2015年1月1日正式实施，可惜为时已晚。再加上相关执法部门监管不力，很多非法渔具至今仍然在使用。比如，农业部规定拖网的最小网目不得小于54毫米，张网的最小网目不得低于55毫米，但我在舟山看到的渔网几乎全都违反了规定。
其结果就是，中国海洋渔业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严重的衰退，不少近海渔场已经被彻底破坏，短期内很难恢复了。
其实中国海洋渔业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历史资料显示，新中国海洋捕捞业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1950年，那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海洋捕捞船很少，技术水平也很低，全国总的捕捞量只有60万吨。但因为抗战和解放战争导致海洋捕捞几乎停滞，中国近海的渔业资源得到了一个难得的喘息机会，于是在整个50年代中国的海洋捕捞总产量稳步增长，到1958年首次突破了200万吨，8年增长了3倍多。
第二阶段从“大跃进”开始，直到“文革”开始时为止。这段时间海洋渔业总产量首次出现起伏，以前产量巨大的经济鱼类种群（比如四大海产）数量开始下降，渔获中首次出现了幼鱼，以及大量经济价值较低的鱼种，比如鳀鱼。
第三阶段就是“文革”时期，这段时期海洋渔业生产几乎瘫痪，很多管理机构被撤销，再加上当时的政治环境不鼓励渔民搞副业，使得海洋渔业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不过，从7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加大了对海洋渔业的资金投入，形成了以17个国营海洋渔业公司为主体的国营海洋捕捞生产基地，产量重新开始增长。
第四阶段开始于1980年，结束于20世纪末。这段时间对应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而渔业是最先被放开的领域之一，其标志就是1985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放宽政策、加速发展水产业的指示》。这份红头文件一经公布立刻引发了连锁反应，曾经垄断国内捕鱼行业的国营海洋渔业公司迅速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以股份合作制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基础的私营捕鱼业，生产力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得到了彻底的释放。据统计，1985～1999年全国水产品连续14年保持高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2.4%的高位，创造了世界渔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前无古人的奇迹。中国渔业的总产值在大农业（即农林牧渔）中所占比重也从1978年的1.6%迅速增长到1999年的11.6%，20年增加了10个百分点。中国水产品总产量从1990年开始跃居世界第一，并将这一位次一直保持到现在。其中海洋捕捞总产量自1995年开始首次突破了1200万吨，占到全球总捕捞量的五分之一。
第五阶段从上世纪末开始直到现在，这一阶段海洋渔业投资仍然不断加大，但总的捕捞量却停滞不前，2015年的海洋捕捞量（不含远洋）仅为1280万吨，相当于近20年没有明显的增长。
其他国家的情况也类似，全球海洋捕捞总产量在1996年达到峰值，此后便处于稳中有降的状态，再也达不到1996年时的水平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只要把鱼想象成野生动物就不难理解了。
公地悲剧
如果把鱼想象成野生动物，把海洋想象成一群猎人（渔民）共同拥有的猎场，那么捕鱼业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公地悲剧，最终两败俱伤。
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英国学者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首先提出来的，他于1968年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如果一群人共享有限的公共资源，那么每个人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都会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源，最终导致自然资源枯竭，大家都没饭吃。之所以称之为悲剧，是因为在这个假设的情景当中，即使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行为最终会导致灾难，但因为人类共有的自私天性，没有人能够主动地做出自我牺牲，所以最终大家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悲剧发生而无能为力。
哈丁在论文中使用的是牧羊人争草地的案例，如果改用猎人捕杀猎物的话，情况会更加糟糕，因为大部分陆地野生动物都有迁徙的习性，如果你不去抓，下次很可能就轮不到你去抓了，所以每个猎人都不会放过任何一只从自己猎场经过的野生动物。同理，大部分有经济价值的海鱼都是洄游性鱼类，而且洄游的路线比陆地动物更长，不但会跨越国境，甚至会从一个洲游到另一个洲，一旦错过就再也没机会了。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的渔民当中都流传着一句类似的谚语，大意是说，如果哪个渔民认为今天没有捕捞到的鱼，明天还会留在原地等他，那他就是个十足的傻瓜，注定贫穷一生。
但是，鱼是有限资源，其更新速度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无限增长。如果洄游线路上的每个渔民都尽全力去拦截，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大家都打不到鱼了，这就是公地悲剧的真正含义。就拿舟山渔场来说，这是很多东海鱼类的产卵场，这一特点导致舟山渔场的幼鱼非常多，渔民们捕捞了大量幼鱼用作农业肥料，后来又用于制造鱼饲料，严重影响了东海鱼类的自然繁殖。可是，如果舟山的渔民不去捕捞这些幼鱼，等到鱼长大后游到别的海域，肯定会被其他渔民捞走，舟山的渔民同样捞不到好处。
于是，即使舟山渔民内心里知道捕捞幼鱼不好，但他们还是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捞。问题在于，如果幼鱼都被捞光了，东海渔场就完蛋了，如果东海渔场完蛋了，舟山渔场自己也肯定好不了，这就是为什么捕鱼业的公地悲剧必然会发生的原因。
事实上，舟山渔场很早就出现了公地悲剧的征兆。根据牛津大学历史系教授穆盛博（Micah Muscolino）撰写的《近代中国的渔业战争和环境变化》一书记载，舟山渔场的生态压力早在清朝时期就出现了，逼得舟山渔民们只能去很远的海域捕鱼。但当时的清政府为了防止渔民加入海盗团伙，下令禁止渔民去远海捕鱼，于是舟山近海的生态压力就更大了，因为抢鱼而引发的暴力冲突时有发生。
到了民国时期，渔民群体之间的冲突达到了高潮。比如，来自福建和广东的移民带来了笼捕乌贼的技术，比舟山本地流行的网捕技术效率高出一倍以上。但笼捕法抓到的大都是正处于产卵期的乌贼，对乌贼种群的伤害极大，于是网捕和笼捕这两派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造成了8人死亡多人受伤的惨剧。
这是一起典型的渔民冲突事件，但肇事双方其实谁都没有把乌贼种群的延续放在心上，两派关心的都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对于渔民而言，竞争对手的渔船和海盗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在鱼还没有被捕捞之前就将他们劫走了，而后者则是从渔网里把鱼劫走了，虽然方式不同，其结果是一样的。当时的民国政府和渔业公所曾多次试图调解双方的矛盾，但所有的努力也都仅局限于解决渔业争端本身，而不是从根本上恢复乌贼种群的健康。
渔民们还试图借助宗教的力量解决渔业纠纷，但效果同样不佳。因为出海打鱼非常危险，渔民群体当中宗教迷信活动一直非常盛行。舟山地区最具权威性的宗教机构是羊府，岱山岛的羊府宫门前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渔汛禁约》。但这个《渔汛禁约》仅限于禁止渔民越界偷鱼，干扰或者毁坏竞争对手的捕鱼工具，其重点在于保护渔民人身安全，防止行业纠纷，同样没有表现出对自然环境的丝毫关心。
熟悉历史的读者都知道，人类历史上有很多狩猎民族都有不杀幼崽的戒律，为什么渔民一直没有类似的规定呢？为什么渔民们意识不到捕杀幼鱼才是导致渔获减少的主要原因呢？这是因为渔业和陆地狩猎有个显著的不同，那就是陆上猎场的状况是相对透明的，猎人所捕杀的又都是和人很相似的哺乳动物，猎手们很容易判断出猎物的生存状况到底是好是坏，因此也就更有可能为了保护猎物种群的正常繁衍而改变自己的狩猎行为。但海洋是个庞大而又不透明的地方，即使是最有经验的老渔民也很难知道水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再加上海洋生态系统本身就很复杂，渔获量每年都会产生自然波动，而且波动幅度还相当大，这就更增加了这个问题的模糊性。
比如舟山渔场1906年曾经历过一次大规模减产，没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到了第二年产量又恢复了，也没人知道这是为什么。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使得渔民们很难意识到渔获的减少和自己无节制的滥捕行为有关联，这就是为什么海洋渔业的公地悲剧往往比陆地狩猎来得更早，而且也更难解决的一大原因。
当然了，导致海洋渔业公地悲剧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渔民不懂科学，不知道海洋生态系统其实是很脆弱的，也是非常需要保护的。民国后期一些政治精英借鉴了日本渔业的经验，试图把科学引入中国的捕捞行业，但那批人只是主张借助科学的力量从海洋中获取更多的产品，比如借助科考船寻找未被开发的渔场，或者运用科学手段设计生产更高效的捕捞工具等等，仍然没有把海洋生态系统的脆弱性考虑进去。
新中国政府在成立的初期同样提倡科学捕鱼，但主要目的也还是为了扩大产能，增加税收，对于中国近海生态资源的保护一直没有足够的重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海洋渔业的总产量直线上升，整个行业都笼罩在一片乐观的气氛当中，似乎只要想办法搞到一艘渔船就能发大财。当时最流行的一个词就是“下海”，意思就是说辞职经商就好比出海捕鱼，虽然风险大，但只要运气好肯定能赚大钱。
中国下海渔民在改革开放的头20年里确实赚到钱了，不仅捕捞总产量直线上升，而且总产值也飞速上涨。据统计，1999年中国渔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加了80多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利润直接进了渔民的腰包，一直敬陪末座的渔业成为“大农业”当中最先富起来的行业。
海洋渔业之所以在这20多年里发展神速，最需要感谢的是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国是一个拥有300万平方公里海域、6500多个岛屿和3.2万公里海岸线和岛岸线的濒海大国，15米等深线内的浅海和滩涂面积高达2.1亿亩，海洋渔业的发展潜力实在是太大了。一旦放开管制，任凭渔民自由竞争，产量高速增长是预料中的事情。
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海洋捕捞业已然是疲态尽显，虽然总产量仍然能保持在较高水平，但却是以越来越高的投入为代价换来的。再加上海洋渔获的个头越来越小，高附加值的鱼种所占份额越来越低，导致整个海洋捕捞行业的利润急剧下降，有不少人开始考虑转行了。事已至此，中国的官员们终于意识到，问题不是捕捞能力不足，而是海里真的没鱼了！
“海洋生态系统的特点决定了渔业不太适合走完全的市场经济道路。新中国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和基本制度基础，尤其不适合。”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副院长、海洋政策与法律研究所副所长唐议教授在接受我的专访时指出，“如果一定要走市场经济道路也可以，那就必须向先进国家学习，先把规则制定好了再放开，否则公地悲剧必然会发生。”
出了问题不能不改，中国政府在科学家们的帮助下，开始了艰难的改革。
艰难的改革
说起来，中国政府对渔业部门的监督管理一直没有放松。新中国成立至今已经出台了500多个和渔业有关的法律法规，其中比较重要的是1979年出台的渔业许可证制度，以及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前者把自由入渔改为准入控制，后者则进一步强化了许可证制度，试图通过控制渔业人口来限渔，但事实证明效果不佳，海洋鱼类资源日益减少的现象未得到有效遏制。
眼看情况越来越糟，中国政府于1995年正式开始实施伏季休渔制度，黄海、渤海、东海和南海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分别在夏季实施2.5～3.5个月的强制休渔，在此期间所有近海渔船一律禁止出海。这个制度的目的是要给每年夏季来到浅海产卵的海洋鱼类一个喘息的机会，本意当然是好的。可是，不同鱼种的产卵时间不尽相同，一刀切的做法不见得是最合理的。更糟糕的是，休渔期间民间积蓄的力量在休渔期结束后立刻像火山爆发般释放了出来，每年9月初的中国沿海都会出现万船齐发的壮观场面，其结果就是休渔制度产生的积极效果在休渔期结束后短短几天内就消耗殆尽了。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伏季休渔制度还是利大于弊的，因为这个制度实施起来相对容易，政府部门也好监管。”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的金显仕所长这样向我解释，“中国某些基层部门的管理水平有限，因此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一定要简单易行，有时甚至不惜采用这种一刀切的做法，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我国自“八五规划”以来便一直在执行的双控制度也是这种一刀切管理模式的经典案例。所谓“双控”指的就是渔船的数量和发动机功率这两个指标都严加控制，原则上不再增加。这两个指标都和捕捞能力有一定的关系，但都不能准确地反映出捕捞能力的大小。比如，同样两艘船，排水量和船载捕鱼设备的不同会导致两者的捕捞能力天差地别，出海时间的差异更会对捕捞量造成很大的影响。再比如，发动机功率在拖网渔船上确实和捕捞能力有直接的关系，但如果是其他作业方式（比如流网或者海钓），关系就没那么大了。
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双控制度相对容易实施，管理起来也比较容易，所以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事实证明，如果没有双控政策，只是利用渔业许可证制度限制渔民数量的话，情况只会更加糟糕。
至于前文提到的海岸线保护问题，中国政府也早有应对。农业部多年前就为中国沿海划定了功能区，但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严格执行，至今还有很多渔场和海水养殖区没有获得地方政府颁发的营业许可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我，政府之所以迟迟不发证，是因为一旦发了证就不能随便更改用途了，以后如果再有开发商打算占用某块沿海滩涂，就必须给持证方一定的经济补偿，没证的话开发商往往就不用付这笔钱了。
1999年，农业部再出重拳，首次提出海洋捕捞零增长的目标，几年后又提出了海洋捕捞负增长的口号。在今天这个各行各业都在追求高增长、高效益的时代，敢于提出这个口号简直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的壮举。
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这个目标，在今天的中国，减产往往比增产更难做到。比如，上文提到的那些限产措施都属于“投入控制”的范畴，即通过限制捕捞能力来控制捕捞量。但是，因为种种历史原因，如果把中国现有的捕捞能力全部用上的话，其“捕捞努力量”不但远远超过了中国近海渔场所能承受的上限，也远远超过了实际的捕捞总量。要想实现捕捞总量零增长的目标，就必须要求很多渔民主动降低产能，可渔民们的经济状况本来就因为鱼越来越少而变得越来越糟糕了，他们想要改善生活，只能想尽一切办法逃避管理，加大产出，这个矛盾给渔业部门带来了巨大的执法压力。
于是，2000年修改的新版《渔业法》首次提出国家将实行捕捞配额制度，即为总的捕捞量设定一个上限，一旦到了这个上限就不能再捞了。这是个革命性的提法，因为这相当于“产出控制”，远比“投入控制”更加准确可靠。
“国外和国际渔业管理中已大都采用产出控制，这是最有效的做法，但技术难度很大。”唐议对我说，“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研究捕捞配额制度，但自从2000年正式在《渔业法》中做了规定后，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制定出任何一条细则。也就是说，在新《渔业法》颁布16年后，这个配额制度仍然只是《渔业法》中的一项规定而已，尚未在中国实施。”
唐议在2003年受农业部渔业局委托研究配额制度，在这个问题上很有发言权。在他看来，所谓配额制度大都是针对单一鱼种在特定的水域范围内制定一个总的可捕量，一旦超捕了就惩罚。而这个总可捕量一般是基于生物学的“最大可持续产量”（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简称MSY）来制定的，即一种鱼在一定范围里每年最多可以捕捞多少才能维持原有的生物量不消减。从科学上讲，虽然每个鱼类种群都能计算出一个MSY值，但这个数字很难确定，科学家必须先对这种鱼的种群现状做出准确的评估，还要对这种鱼历年来的实际捕捞量有一套完整而又精确的统计。中国的海洋物种生态研究基础非常薄弱，往往在上述这两个方面都有欠缺，MSY数值就很难计算准确。如果这第一步都走不好，下面的路就更难走了。
“中国还有一个特殊国情，那就是中国渔业大都是多鱼种作业，很少有一种渔具或者作业方式是只捕捞单一品种的。而国外大都是单鱼种渔业，这种作业方式最适合实行配额制度，无论是总可捕量的制定还是分配配额、监督执法等具体的操作都比较容易进行，这也是为什么配额制在国外普及得这么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唐议补充道，“国外也有对多鱼种渔业实行配额制度的实例，一个方法就是对每一种鱼都设定一个上限，无论哪一种先到达限额，整个渔业就不准继续作业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分别管理，只要有一种鱼没到上限就允许继续捕捞。若想捕捞已达上限的鱼种，那就必须从其他渔民手里买配额，前提是如果其他渔民还有配额可卖的话。”
确定可捕量只是配额制度的第一步，接下来还要制定可捕总量的分配计划，以及相应的管理制度，安排专人负责统计渔获量，对于超标的人还必须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惩罚机制，需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就拿分配计划来说，中国沿海各省都有自己的经济指标要完成，谁分少了都不高兴，更不用说还要和周边国家一起参与分配了。要知道，鱼在洄游的时候可不分国界，必须把洄游途经的全部海域拉在一起搞配额，否则就不科学。考虑到南海和东海的复杂局势，仅凭这一点，配额制度在中国恐怕就很难实现。
“农业部渔业局只有四十几个人的编制，其中还包括人事、财务、办公室等服务部门和水产养殖部门，真正负责捕捞渔业管理的人太少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对我说，“这还不算，中国政府还有个轮岗制度，而渔业又是这么一个复杂的行业，新官上任适应了一年终于搞明白了，刚想干点什么就又被调走了，这种情况导致中国渔业在管理上始终缺乏连续性。”
不过，据唐议教授透露，中央对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视了，已经准备在很多地方搞捕捞配额管理试点，比如浙江和山东就很有积极性。但这个制度到底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得以实施，目前还说不好。
尾声
那天打完鱼，渔工从筐里挑了一部分渔获交给“渔家乐”的厨师，当场为我们做了一盘清蒸带鱼、一锅清蒸螃蟹和一碗水煮龙鱼，前两种都不加作料，最后一种也只放了点酱油而已，全靠海鲜本身入味。虽然鲜度是够了，但肉实在太少，螃蟹几乎只能嘬几口就扔掉，根本挑不出肉来。
有个词叫作“景观失忆”，意思是说，生活环境的变化往往是渐进式的，生活在其中的人每天只能看到一点点变化，几年下来就会逐渐失去对昔日景观的记忆，即使最终周边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也往往察觉不到。
新道头村就是“景观失忆”的绝佳案例。仅仅在30年前，村民们还能很轻易地吃到几斤重的大黄鱼，3寸宽的大带鱼，可如今却只能吃吃不到1寸宽的小带鱼，肉质似软豆腐的龙鱼，以及连肉都挑不出来的小螃蟹了。但他们依然喜欢标榜本地海鲜味道鲜美，舟山海味天下无双，却没有意识到海鲜的质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黄鱼
近海洄游鱼类，主要分布于南海、东海和黄海南部，平时栖息较深海域，4～6月向近海洄游产卵，产卵后分散在沿岸索饵，以鱼虾等为食。成年大黄鱼体长40～50厘米，通体金黄，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是中国传统四大海产之一。野生大黄鱼在中国沿海已近绝迹，目前市场上供应的大黄鱼多为养殖产品，尤其以南方省份养得最多。
多宝鱼
学名大菱鲆，原产于北大西洋海域。这种鱼生长速度快，肉质鲜嫩，小刺少，是世界公认的优质比目鱼。中国水产科学院黄海水产研究所雷霁霖院士于1992年从英国引进了200尾大菱鲆鱼苗，并养殖成功，迅速成为中国北方省份养殖最多的鱼种。最近有媒体报道说这种鱼能致癌，导致行情一落千丈，从刚刚养殖成功时的400多元一斤降到现在的不到20元一斤，养殖户损失惨重，大菱鲆产业受到重创。
小黄鱼
近海洄游鱼类，主要分布于渤海、黄海和东海等地，冬季在深海越冬，3～6月洄游至浅海产卵，产卵后在近海索饵，主要以糠虾、毛虾以及小型鱼类为食。成年小黄鱼体长16～25厘米，通体金黄，肉质细嫩，呈蒜瓣状，味道鲜美，是中国传统四大海产之一。野生小黄鱼在中国近海仍能捕到，但产量越来越低，人工养殖小黄鱼目前尚处于小范围试验阶段，形不成规模。
带鱼
近海洄游鱼类，主要分布于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在中国的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都有分布，带鱼身体呈带状，体长一般50～70厘米，最长者可达120厘米。带鱼食性杂，白天在海水中上层活动，晚间沉至海底。春季洄游至北方海域，秋季返回南方过冬。带鱼洄游时喜欢成群结队，是捕捞的好时机。目前带鱼在我国近海产量仍然很高，是中国传统四大海产当中唯一仍然可以形成鱼汛的鱼种。带鱼目前没有养殖的，市场上的带鱼全部是捕捞来的。
文 袁越 摄影 黄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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