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坤的“设计改革：国际饭店与中国建筑1978～1990”展览，其研究对象选择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国际饭店。
1982年北京建国饭店开业时，长安街东延线还是一片郊区景象。这座9层的四星级饭店拔地而起，立刻成了新的地平线。
这座由2260万美元投资建成的国际饭店共有480个房间，每个房间都安装了一台彩色电视、一部按键拨号的电话机，在房间里还能使用中央空调——这些稀罕的新配备闪闪发亮，无一不在提醒人们，这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饭店。
30年后，香港大学建筑学系助理教授罗坤（Cole Roskam）开始研究建国饭店时，他发现了更多有趣的细节：建国饭店的项目是由至少15名人大常委和1名副委员长集体批示，交给国务院总理后，最终由华国锋拍板立项的；建国饭店修了迂回车道方便人们下车直接进入大堂，这种酒店车道如今随处可见，然而当时整条长安街上都没有几台汽车；更有意思的是，几乎没有客人知道这座饭店的地下还有一排防空洞，这明显是“冷战”时代遗留的产物。
罗坤的“设计改革：国际饭店与中国建筑1978～1990”展览，其内容是罗坤近年的研究对象：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国际饭店。包括1974年建造的北京饭店东楼，1982年的北京建国饭店、北京香山饭店，1983年的北京长城饭店、广州白天鹅宾馆、南京金陵饭店，1990年竣工的上海商城。
“这些国际饭店很多都是中国的第一批中外合资项目，许多当时国际上的建筑表达方式也是第一次由此被引入中国。”罗坤对中国非常熟悉，他从1997年开始，数次在中国进行长期的学习和工作。罗坤把这些国际饭店看作一种奇妙的介质：在“文革”刚刚结束的80年代，人们还在信奉着社会主义精神理想，同时在这些国际饭店中公开开展的旅游和酒店活动又是最资本主义的商业行为。“我想研究当时的中国是如何将国际饭店中的一切变得合理化的，这其中的矛盾与悖论令我着迷。”这不得不提到这些国际饭店们相似的时代背景。
1978年对外开放后，大量外国游客涌入中国观光，当年全国旅游入境人数就达到180多万，超过了前20年的总和，1979年又猛增到420.4万人。然而国内的旅游设施远远满足不了激增的外宾，北京当时仅有7家涉外饭店，其中能用的床铺只有1000张，更不要提服务水平了。很多外宾一下飞机，直接被拉去长城、故宫参观，晚上再送去刚腾出来的床位下榻。有时候北京实在没有床位了，甚至要临时把客人送到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第二天再接回北京。
旅游业，无疑是当时的中国获取外汇最直接的方式，可此时的中国又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建国际饭店。1979年1月，中国确定了第一批引进外资的试点项目，001号是中国航空食品公司，002号、003号就是建国饭店和长城饭店。
华侨陈宣远是建国饭店的美国合作方，他在美国拥有4家假日酒店和一家建筑事务所，拥有丰富而现实的经营经验。陈宣远负责筹措这座饭店的全部资金，以双方投资（中方51%、外方49%）的形式共同建造和经营。中国为建国饭店计价提供地皮、劳力和砂石料等，外方负责设计和进口材料、设备等。罗坤在资料里看到，陈宣远当时还从中国政府处得到了一个保证：如果中国发生了任何政治动荡，陈宣远在这个项目中的负债将全部由中方负责。
建国饭店由北京市旅游局与陈宣远合资兴建，由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经中国银行担保提供贷款。在这个刚刚改革开放的国家，中美合资的方式是新的，旅游业相关基础建设的贷款也是新的，连着国际饭店这个概念，一切都是新的。
一切都是新的
为了做研究，罗坤采访了30多名相关人士。隔着30年的时光回望，很多人依然记得自己第一次踏足国际饭店时的兴奋感。那些簇新的空间展示着另一种建筑美学，中国人在这里认识海外的新朋友。有人告诉罗坤，北京饭店的酒吧有个别名叫“动物园”，因为不管是外国游客还是中国顾客，都在这里一刻不停地打量对方。
硬件建好了，当时的中国完全没有酒店管理的概念，建国饭店头5年的管理团队是从香港地区整个请过来的。最开始陈宣远说“中国没有饭店”时，中方还完全不理解，经营起来才发现意识上的巨大差别。有一次法国总统来华，点名要在建国饭店里宴请宾客，恰巧赶上建国饭店走廊天花板有一处漏水。中方人员下意识地要找个脸盆接水，再赶紧树一块“请绕行”的牌子。外方经理却叫来了一名穿着黑西服的男领班，男领班看上去是在给客人引路，实际上他一直站在漏水点下面，悄无声息地用身体接住滴水。从始至终，所有客人都丝毫没有察觉。
在长城饭店，罗坤听说了更有时代感的故事：长城饭店专门颁布了一个禁令，禁止员工在饭店的公共卫生间里洗头——在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中方员工的家里都洗不了热水澡，大家自然希望能利用工作便利。但是作为一个国际饭店，让客人看见员工在公共卫生间里洗头无疑又太令人尴尬了。“国际饭店里的中国员工要接受很多训练，怎么去服务，怎么穿衣服，甚至是怎么以规定的标准剪头发，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
冲突之外，融合也是迅速的。
中国的艺术家们在国际饭店里推广自己的作品，第一次接触成熟的艺术品市场。1981年，皮尔·卡丹在北京饭店做了第一场面对普通观众的服装表演，这也是中国观众看到的第一场T台走秀。中国的摇滚乐几乎是生发于北京的国际饭店里，崔健早年基本都在长城饭店、马克西姆餐厅等涉外饭店、餐厅演出，外国游客是他们最早的观众。
国际饭店很快显示出了自己的文化和经济价值。罗坤被国际饭店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深深吸引：“这些饭店完全可以看作一种特殊的微型经济特区，这里的经济活动与饭店外的世界截然不同。”例如第一批入华的海外银行，都把北京办公室设在了建国饭店的一层，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家都用“华尔街”来称呼这里。
在美国人罗坤的眼中，这些国际饭店也是一个外交场所。国际政坛领导访华时都住在这里，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及新加坡等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首次交往，也都放在了国际饭店的环境之中。国际饭店变成了中外企业家联络的渠道，早期的投资者大多是海外华人，在这种日益频繁的交往中，“文革”造成的僵化印象被渐渐打破，很多海外华人群体开始建立对中国大陆的信任。“考虑到当时人们对香港、澳门能否顺利回归还抱有疑虑，这种在国际饭店中的前期交往，无疑是一种重要的策略。”
国际饭店为国家源源不断地带来外汇，也让特定的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跟当时国家的大环境一样，很多保守主义者对此有不同声音：一些人认为，应该避免让大众过多地了解国际饭店中的那些市场经济活动，以免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负面影响。国际饭店的灯红酒绿，在他们看来，也是贪腐和精神污染的代名词。
跨过时代的距离回望，罗坤觉得，在那些富丽堂皇的大堂里，人们还是更直接地感受到了什么叫“改革开放”。中国对外开放的口号在这里以咖啡、法国餐厅、迪斯科派对的形式体现，在中央空调徐徐的暖风中，一切都变得真实可感了。
从新潮变老牌
现在预订软件中搜索“北京建国饭店”“香山饭店”“广州白天鹅宾馆”，留言中最常见的评价是“老牌酒店”“服务好”“名气大”，国内游客已经成为这些饭店的主流客户。
30年前还是另一番景象。罗坤在访问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很多饭店从图纸到实物，中途都进行了大量改动，其中最常见的改动居然是针对中国市民的：为了不让街上的普通中国人随随便便就走到饭店里去，很多饭店都添加了限制措施。像上海商城就在门口设立了保安，还在大门处修了两个巨大的抽象牌楼，以震慑住想进去转转的行人。“当时的中国政府一方面担心普通中国人会给外国客人造成麻烦，另一方面也不希望普通市民过多地暴露在国际活动之中。”
“我听到了一大堆关于中国市民如何想进入国际饭店，又被各种办法阻挠的故事。你可以想象一下，在80年代，一个普通市民眼看着街上建起这么一个漂亮宏大的新建筑，自己却没法进去看看，整件事都显得特别奇怪。”在展览中，罗坤专门选了一些照片，显示那些宏伟的国际饭店与周边的环境有多么格格不入。
国际饭店的建筑自身就是一种奇观。建国饭店为了追赶工期、降低工费，直接复制仿照了陈宣远在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的假日饭店，又因为周围外交部宿舍居民对采光的强烈要求，最终变成一边只有4层半高，另一边只有9层高的设计。这个美国乡村旅店式风格的饭店整体朴素、低成本，它快速建成，又快速盈利。
北京香山饭店完全是另一番局面。“无论对建筑师还是对中国政府，这都是一个妥协的产物。”罗坤总结，“贝聿铭想以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来建造，但中方更希望看到一个现代、新潮的国际饭店。”香山饭店的325间客房以“之”字形布局，曲向延伸出5个方位，整个建筑高度不超过4层，中央是一个3层楼高、玻璃屋顶的庭院。每一间客房的窗户均向庭院敞开，窗户就像画框一样将美景引进住客视野。但饭店一建成，就被中国学界批评造价过高、房间利用率太低（平均每间客房的面积有118平方米，比同期在北京建造的13家酒店平均多出来44%）。贝聿铭从南方运鹅卵石，自己找人烧青砖并人工磨齐对缝，这些对细节的严格要求，远远超出了当时国内建筑界对工时工费的心理承受能力。
北京长城饭店、南京金陵饭店、广州白天鹅宾馆和上海商城，都还是最明显的高层建筑形式，这些大楼都建在了城市的中心地区，向人们展示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建筑形式。作为建筑学学者，罗坤发现，这些国际饭店在改革开放初期都承担着引进最新建筑技术的使命——在“文革”中，中国的建筑工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内地的建筑师、工程师和施工方们，都是通过这些国际饭店，开始学习全新的混凝土加固技术。那些在市中心闪闪发光的巨型高楼，第一次把玻璃幕墙、现代线路系统和公用工程系统引入中国，像直梯、自动扶梯、有线电视这些如今已经熟视无睹的设施，最早都是国际饭店里令人咋舌的舶来品。
“如果一定要给这些国际饭店找个共同点，那就是中国政府希望能从这些合资饭店里学到最多的先进建筑技术，然后迅速使用到其他地方。与此同时，政府更希望能给外宾们留下好印象，以便能尽快地吸收外汇。”罗坤总结。
30年过去了，这些昔日豪华的国际饭店，大多已经历了第二次翻修，以便能跟上当下中国市场前所未有的酒店业激烈竞争。我们问罗坤，这些国际饭店昔日树立的审美标准和先锋形象，是否已经彻底消弭了，毕竟更多本土和国际知名品牌的酒店已经在全国各地攻城略地，老牌国际饭店的光辉，似乎已经被历史渐渐掩盖了。
“当我们审视当下的中国都市时，其实还是能看出当年这些国际饭店带来的深远影响——为了抓取吸引力而高层建筑、摩天大楼广泛使用的玻璃幕墙、建筑内外大量光泽的表面、奢华的酒店环境，以及为富有精英阶级提供的各种设施——这都是老牌国际饭店带来的价值取向。”罗坤在访谈中发现，很多眼下知名的中国建筑师都有到这些国际饭店里参观的经验。尤其是知名美籍华裔建筑师张永和，他当年的实习，就是在陈宣远的旧金山公司里参与建国饭店的设计。
“跟更新、更奢华的新酒店相比，它们也许算不上先锋了，但放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看，这些国际饭店都是重要的先行者。”罗坤说。
在即将开幕的展览中，罗坤的很多展品都是从不同的设计院、建筑公司等渠道借来的，大多数机构都很愿意配合他的展览。但在寻访过程中，这位美国学者也遇到了很多冷脸。“有些人觉得自己知道的信息太敏感了，很多当年党内的参与者参与了国际饭店的早期投资，由此接触到了国外资本，并获得了普通中国人远远无法获得的巨大收益，其中一些人至今还是这些国际饭店的投资人，他们并不想跟我讨论其中的细节。”
展览中可以被展示的是，这些国际饭店获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建国饭店一开业，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95%的入住率。陈宣远向建国饭店投入了1000万美元资金，次年，他就获得了150万美元的净利润，而且以每年2倍的速度持续增长。10年之后，按照最早签订的合同，陈宣远慷慨地将所占有的49%股份以1美元价格转给中方所有，此时建国饭店创造的利润早已相当于7到8个建国饭店了。“1美元买一个饭店”，这是又一个只属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传奇故事。
记者 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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