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与设计 15年5月号
有伦敦最受欢迎的现当代艺术画廊之称的蛇形画廊(Serpentine Gallery)创建于1970年，坐落于伦敦海德公园内的肯辛顿花园里，由一座1934年建造的古典风格的茶馆改建而成，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由于每年都有不同的建筑师团队对蛇形画廊重新进行设计，所以除了主建筑外，门口还经常会多出一些奇怪但是酷炫的附属建筑。
每年大概有75万人观看蛇形画廊的展览。许多著名当代艺术家都在此举办过展览，如：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曼·雷（Man Ray）、亨利· 摩尔（Henry Moore）、安迪·沃霍（Andy Warhol）、布里奇特·瑞利（Bridget Riley）、亚伦·麦可兰（Allan McCollum）以及达明·赫斯特（Damien Hirst）等。
今年3月到5月，著名艺术家帕斯卡尔·马提那·塔尤（Pascale Marthine Tayou）在伦敦的首次个展也在蛇形美术馆的赛克勒展馆举行。塔尤1967年出生于非洲喀麦隆，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了他的艺术家生涯，曾经在喀麦隆、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国家举办展览。2011年在丹麦获得由阿肯当代艺术馆（ARKEN MUSEUM OF MODERN ART）颁发的艺术大奖（the ARKEN Art Prize 2011）。
“回旋镖”与生存线
这次展览的被命名为“Boomerang”，意为“回旋镖”。回旋镖是一种土著用来打猎的工具，扔出去以后会绕着弧形轨道飞行，能以最短的时间飞出最长的距离。当时的中国已经发明了弓箭用来狩猎，但在欧洲、非洲、澳大利亚等地，仍然有许多土著使用回旋镖。回旋镖在当时当地的社会指征就是“向大自然讨口饭吃”。所以这个展览就是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而这也是这位艺术家一直关注的课题。
塔尤在展览序言中写道：“我做艺术是源于我对这个世界的思考，我常常问我自己我到底是谁，我们应该做什么，人类的未来是怎样的，我们其实都像回旋镖一样。”与此同时，展厅的墙上挂着三个巨大的回旋镖，正好是红绿灯的颜色，意味着自然界也有它的秩序。有趣的是，回旋镖本身也有杀戮和狩猎的含义。
这位出生在非洲的艺术家一直致力于研究如何站在社会关系的角度上看待政治、经济问题。人类的生存发展以及和自然环境的冲突在他的作品中被一再探究。此前20年，他在比利时和喀麦隆两地工作生活，他也曾经环游世界为了寻找各种奇怪的经历。这些经历给这次展览带来了丰富的展品，展品不仅仅涵盖陈列在展厅中的各种装置作品，甚至延生到了蛇形画廊旁边餐馆的外墙上。
悖论和矛盾在艺术家所使用的材料和主题中时有体现。他几乎采用了他能获得的一切材料来创作作品，如：塑料袋，棉花，泥土，玻璃，布料等等。这次展览中很有趣的一件“爆炸的云”装置，主要材料就是木头和棉花。材料的廉价并不影响作品效果。
安得广厦千万间
生存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需求，当这一需求得不到满足时，极其容易引发社会问题。塔尤的故乡喀麦隆曾经是欧洲殖民地，1960年才脱离殖民。独立后又因为领导人的独裁被政治风暴席卷。根据2001年的资料，喀麦隆人民的识字率估计为75.9％，所以不难想象，大部分喀麦隆人还在温饱线上挣扎，住房的问题在非洲也让人不得不严肃面对。由于各种原因，许多人流离失所。
透过一个人对于住房的态度可以得知他对于这个社会的态度。拥有固定住宅的人会更加注重自身的行为以及和周围人的联系，而漂泊不定的人社会责任感较弱，因为他们不容易建立稳定的社会关系。当一个国家里的流民数量增多时，社会结构也是动荡松散的。所以住房可以说是一个地区稳定发展的基本保证。这次展览上艺术家也是借房子这个形象构建出背后隐含的社会结构。
在展厅中，塔尤把一个小房子从天花板上倒挂下来，如同水中倒影——因为住房问题今天在非洲一些贫困地区依然严峻，拥有这么一座自己的小房子仍然是镜花水月。房子上打印了一些图案，有一些非洲的图腾纹样，也有生活用品，这些图案类似一件拼贴作品——这意味着构建这座房子需要许多的材料，不光是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或者说，这样的一座小房子其实也是一种图腾是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几个白色的编织袋装满东西压在房檐，代表着住房的代价——在非洲很多地区，哪怕是这样的简易房也是奢求。由于房子被倒挂，这些编织袋只能压在房檐，更增加了整个房子下坠的沉重感，同时让人担心薄薄的房顶是否会断裂。
由于该展厅的形状类似“回”字形，艺术家也特意把展品设置成对称模样。所以展厅的两侧各悬吊了一个小房子。两座房子分别处于展厅东南和西北，看起来相似，但是图案却不尽相同。关于房子这件作品等原始立意，塔尤在一次访谈上说：“人类的居住权和居住环境在世界各地有着巨大的差别，这个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住房问题，在不同的地方会带上不同的政治色彩和其他社会属性。”这种差异吸引了他。
贫穷与信仰
比住房更重要的生存需求是食物，展厅东南角可以看见好些印有我们熟悉图案的搪瓷盆子——和80年代的中国一样，非洲人民一样在用这种廉价朴实的容器。它们主要被用来盛放食物。塔尤多次在自己作品中使用搪瓷盆子元素，值得注意的不单单是上面的纹样表现得非常接地气，由于他总是把这些盆摞起来，堆得高高的，这件作品也由此表达了贫穷造成的失衡状态。
如果说装置艺术是利用了物品本身的象征意义，那图像的传达则更为直接。这次展览中有两幅人像摄影，照片为作者本人的照片，一张右边眉骨上有弹孔。一张脖子上有弹孔，这是艺术家枪击自己的照片。枪击是社会事件，而自己的照片则是人类的生存状态。除了住房和饮食的困境之外，枪械带来的直接暴力对人类的生存具有更大的威胁。
当生存危机频发的时候，人类自然需要某种宗教信仰来庇护心灵。塔尤还创作一些灯管装置作品，在这次展览中他把六芒星，新月图案，十字架，三个宗教符号重叠在一起，在深色背景上闪闪发光。因为宗教在信徒眼里总是闪闪发光的，而宗教的意义对于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社会意义是不同的。
塔尤的出生地非洲喀麦隆也是一个各种宗教混杂的地区。这里主要信仰基督宗教，40%的人为天主教信仰，30%信仰基督新教，另有20%的穆斯林和6%的非洲部落宗教和万物崇拜。甚至有人同时受到多种不同宗教的影响。而在发达国家，信仰会相对单一纯正。这个装置的背影为深棕色，可能也隐喻着当地人的肤色或者土地的颜色。
而利用灯管做装置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艺术家尝试过。毕加索曾经利用相机的长时间曝光创作了一些列光绘画。灯管装置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和光绘画的手段一样，都是使用一些发光的线条来表达自己的艺术态度。而光绘画只能以图片的形式呈现，灯管装置则只要有电就可以一直发光，非常耀眼。
予取予求的代价
温饱过后，能源与环境也是塔尤关注的主题。塔尤认为，不要认为石油开采和我们的生活距离很远，其实每一次给我们的车加油时，都是在支持石油工业。他在环游世界的时候曾经到过许多依靠开采石油为主要工业的国家，本身也居住在石油大国，石油在全球范围引起的热议，在塔尤这里不仅仅是那些表面问题那么简单。在他们这样的国家，这条生存与致富的命脉与所有国计民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我们看待能源问题时，其实不难发现有很多政治因素参杂在其中，国家之间尤其是发达国家和石油出产国之间或明或暗的能源争夺战时刻在发生。塔尤的故乡喀麦隆就是一个原油出产国。这个国家出口创汇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各种原料。塔尤不曾在作品中明确滴表达出自己的政治态度，他对于政治题材的选择上也是十分谨慎。
塔尤把加油的枪和输油管做成章鱼模样，就是表达了这样一种思考：章鱼在海洋中是一种捕食者的角色，它以其他小鱼虾为食物。石油工业是否对于自然也是一种侵害和猎食的状态呢？而章鱼遇敌会放出黑色墨汁作为掩护然后逃遁是否也意味着工业章鱼对于海洋的污染。在他的作品中经常是提出一个问题，而不是给出答案。他希望引发人们的思考。
除了原油，木材也是喀麦隆的主要出口商品，森林面积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左右，喀麦隆是所有非洲国家中砍伐树木最多的国家。木材这么具有代表性的材质，自然要被艺术家拿来做各种作品。他把木制非洲鼓做成人腿的形状。并且上面还插满了小针。虽然喀麦隆有大片热带雨林，但是许多大的林区难以深入开发。伐木搬运业主要由外国公司经营，他们每年向政府缴纳6000万美元的开采许可金，法律则要求木材开采要安全并且符合可持续发展，不破坏生态平衡的原则。不过事实上这个产业却是喀麦隆国内管制最少的行业之一，滥砍滥伐基本是常态。雨林被毁也造成当地野生动物数量锐减。塔尤把木材和人的肢体结合起来，其含义不言而喻。
展览中，还有一道炫目的风景：塑料袋装置。这次蛇形画廊的展览上，塑料袋和树枝一起悬挂在天花板上，仿佛树上结出累累果实。这并不是这次展览的主要展品，但是其蕴含的人类消费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却贯穿在整个展览始终。塔尤在访谈中说道：在他小的时候，旷野里风特别大，有时候塑料袋被吹得到处飞，其中一些就挂在了荆棘上，完整的塑料袋好像树的果实，破碎的塑料袋好像旗帜。在塔尤看来，如此有视觉效果，可塑性又高，还带有深刻内涵的塑料袋是在是制作装置艺术的不二之选。其实在这次展览之前，他就做过多个塑料袋装置作品。其中一个还在丹麦获了大奖。
塑料袋是理想的装置制作材料，并且塑料袋本身具有一种消费文化的象征意义，而且和环境问题有关。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大小可变，可以团成球，也可以像绳子般缠绕，增加了视觉的冲击力；而且一般为纯度较高的白色、蓝色、红色，非常醒目。当大量塑料袋并置的时候如同许多高纯度色块聚集在一起，现场效果是非常震撼的。美国的艺术家阿丽塔·厄比（Allita Irby）和巴基斯坦艺术家卡里尔·克瑞斯蒂（Khalil Chrishtee）也都曾以塑料袋做装置作品。塔尤用这些柔软的可塑性极强的塑料袋做作品，除了制造类似波普艺术的感官效果，自然也有他自己更深的含义在内。
塑料袋的使用以及回收利用在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作者出生在非洲，工作在欧洲，一直环游世界，他对于塑料袋这一小小物件在不同国家的价值是非常有发言权的。作为一种消费的衍生物，塑料袋的使用和回收频率和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在贫穷国家，塑料袋被反复使用直至破损，但破塑料袋被遗弃后的垃圾处理工作有远远不到位，于是造成进一步污染。加上发达国家会出口垃圾到贫穷国家，塑料袋折射出来的信息量可谓巨大。因此塔尤认为，经济问题对于贫穷国家的冲击更大，也更值得被重视。
塔尤的创作力似乎在材料的应用上得到了特别的体现，很多生活材料被直接用于制作装置从而产生非凡意义。泥土，木材，粉笔，树叶都是触手可得的材料，在塔尤手里，就可以把它们重新塑造成另一种物体，通过更改精神的分子结构，使其产生一种错位的美感和意义。在这次蛇形画廊的展出中，值得一提的是，整个画廊空间也和作品结合的相当完美。尽管空间不是非常大，整个布展显得精致而有层次，每一处角落放置什么作品都被仔细考量过。这也符合蛇形画廊简洁精致的一贯风格。而对于关心人类这件事上，塔尤也做得很充分，这种充分不是指一种审美的高尚或哲学的高度，而是不论是他是在故乡喀麦隆的原野上行走，还是环游世界的轮船上漂流，他的所见所想所用都和他的贫穷祖国气质相符，诉求相同。在艺术日渐浮夸与虚无的今日，尤显可贵。
文>方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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