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宝贝，保护起来却不容易。
7月的一个周末，我偶然跟了个京郊游的队伍，踏上了个不寻常的旅程。领队郑旭是个30岁出头的北京人，开着辆吉普，自称历史爱好者，带着我们车队开到了170公里开外的张家口宣化。古城宣化的历史源远流长，夏属幽州，周属燕国，秦为上谷郡，也是史前黄河文明和红山文化的渊薮，炎黄二部的涿鹿之战就发生在其东南40公里处。清设72府，宣化有“京西第一府”之称。
如今的宣化已经撤县改区，古城的钟鼓楼附近还可见小段城墙，这里有三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要去的就是下八里村的宣化辽墓。宣化虽西接古要塞云州之大同，南靠内蒙古草原，却有一番塞上江南的风景。所以明朝的城志上写着：“壤土沃衍，四山明秀，洋河经其南，柳川出其北，古今斯为巨镇，恒宿重兵以控御北狄。”
郑旭喜爱辽金史，跟学院派不同，他在书本之外足迹遍布河北、内蒙古、东北，那段冷僻的历史让他游离在主流汉室文化之外，有颇多的惊奇发现。“我研究历史，喜欢先摸索它的来龙去脉。”他经常驱车前往人迹罕至的险远之地探皇陵，也许是在传统主流史观的统治下，那些稍纵即逝的少数民族朝代远没有得到重视。“我国的文保体系真的相当混乱。”这是他的心得。
一座辽墓的命运
车子开进下八里村，一处散落在田野的瑰宝慢慢向我揭开面目。村子尽头一个不大的红色铁门，门左有个紧闭的古庙，仔细看才知是售票处，门右竖着一块铁招牌，显示是一处辽代的家族墓，在1972至1993年间，这里出土了15座墓葬，内有98幅480平方米的壁画，是1993年时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1996年被评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网上了无这些信息，只能搜寻到那被称作“辽代地下艺术宫殿”的壁画，它是美术史家们心仪的研究对象，芝加哥大学的艺术史教授巫鸿在专著《黄泉下的美术》里提及它。
现实中，这座地下艺术宫殿的门可罗雀让人惊讶，没有景区的规制，就像一个墙内的菜园子。因为是下午6点，售票处已下班，但铁门里住着一对清理门庭、拔草种花的老夫妇，郑旭跟他们通融了会儿，放我们进去，50元一人，但那老头表示票就没法给我们了。
他们住在院子一角的“公家的房子”已有4年，是处平房，门口一小垄地上种着玉米维持口粮，其余就是墓区，茵茵的草里露着七八个白色坟包，那是90年代挖开后又回填的，两处主墓M1和M10已开放，各安了一座小角楼锁着门。老头打开M1的门，带我们走下甬道，该墓穴分前室和后室，各10平方米不到，在空无一物的阴湿石穴里，壁画勾人心魄地诉说着千年前民族融合时的浮生一日。
郑旭多次带人来到这里，兴奋地担当着解说。这里可不像敦煌壁画，由导游带进，严控距离，不准摄影，而是没有任何围栏和隔离，凑近拍照都不成问题，正因如此让他更觉能站在曾经摆棺柩的位置，穿越千年幽冥与墙上的乐手家仆直接对话。老头时不时地提醒着“不要摸”，沉默地站在一角等待我们。问津此地的一般有两种人，文物单位的官员和考古爱好者，前者如果在下班时候来就给老夫妇打电话，后者的到来往往没个数，慕名而来的一般都不知何时开放，售票处关门后这两位24小时守墓人就持有钥匙，跟他们通融下就能下去。
如果不懂辽汉共处时期的历史，那墙上的壁画只是一堆鲜艳如昨的色彩。有一对年轻夫妇也跟我们下了墓穴，兴奋地打着闪光灯照相，郑旭立即制止道：“不要打闪光灯好吗？”他一直认为，在没有摄像头、无专业人士陪同的墓穴里，谁在那老头的眼皮子底下抠了一块壁画或取走一块盗洞口的砖根本猝不及防。对于这些值钱的文物已经拿走，却没有回填的古墓，他有很多话要说，我问他为什么作为重点文保单位的文物也能说进就进。“这种事情多了去了，这就是现状。”他说。
M1的墓主张世卿生于11世纪中叶，是辽地汉人，辽代“以汉治汉”时期的士绅，躺在这里时已完成了74年的人生，《辽史》记载此地“（辽）既得燕代，益富饶矣”。这个家族的发迹壮大源于大安四年（1088），距金灭辽40年左右，“比年以来，群黎凋弊”，当地闹了灾荒，契丹王室推行“立入粟补官法”，也就是以官帽换粮食，颇有眼光的张世卿拿出2500斛（150吨），捐了个“右班殿直”的官。按后世所考，这是个虚衔，虽居武阶正九品，但没有实职，辽代仿唐制而虚设了一批装点门面的官衔。张家却由此挺进仕途，其子官居辽最高行政机构北枢密院勒留应承，其孙娶了契丹皇族耶律氏为妻。
在小小的前室里，一幅十二乐手的金石丝竹散乐图和一幅金鞍银辔的车马出行图对墙而望，笙箫排管的乐手个个头戴黑色无脚幞头，身穿圆领窄袖长袍，是“御前乐”的规制；对面的出行图上有五个衙役撑伞执鞭，马鞍上却没有人。“表示尘世的繁华结束于此，进入内室就是另一种冥界的存在了。”郑旭解释。在并不多的考据文章里，人们发现鞍下的障泥上镶有黑色的云龙图案，在民间是不许被滥用的，凸显出张家的贵族身份。
“与外室霸气侧漏的阵仗不同，内室的场景是张老爷子生活中最平常的场景，细腻地还原了他的浮生一日。”郑旭在一篇游记里这样写。从墓门开始环视四壁，金匣、痰盂、衣箱、经书、美馔等一溜排列而去，青衫红杉侍从鳞次栉比地服侍着，一派进出喧闹的气息。“最后一幅画是那老哥儿俩点上蜡烛，备好酒坛酒杯，等着主人来小酌两杯。”
而郑旭最叹为观止的是墓穴穹顶的壁画，在28星宿图的外圈，隐约缀了极浅的十二星座图，金牛座的图案处已经被一个盗洞代替，穹弯到墙的弧度底下，是空空如也的十二生肖神龛。“应该是汉白玉石雕，考古队进来的时候里边都没有了。”那老头说。郑旭对着这顶上极其朴素的天文图展开这样的想象：“一朵巨大的五彩莲花在穹顶中央盛开，花心处悬着一枚亮闪闪的铜镜，周围绕着28星宿图，28星宿周围是十二星座，这就是张老爷子仰望星空看见的一切，密布在十来平方米的穹顶上。”
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这番景象的含义也不同。普通游客看见了色彩，盗墓者看见了钱财，历史行家看见了价值，郑旭作为业余爱好者，很庆幸这里没人做成游人如织的景区，但也为其现状中的隐患而担忧。M10的壁画比M1更为精美，但由于受损严重被当地文管所关了3年了，连守墓的也没有钥匙。“他们这些村民懂什么？”他也遇见过有的不开放的古墓，贿赂两下子守墓人就能进去。
“辽代地下艺术画廊”
那次宣化之行后的三周，我又来到那里。下午2点的时候烈日灼人，墓园东侧倚着青山，山下高速路上呼啸的车过声和这里就一墙之隔。售票处依然紧闭，守墓的老头回了老家，老伴赫有叶一个人守着园子，售票人把钥匙给了她，她就负责给交钱的游客开墓锁。但是她告诉我这次仍然没有票。“她家有老人和孩子要照顾，11点回去吃饭，下午3点过来，要票的话就等着。”她说，售票人是一个本村的妇女。赫有叶夫妇家在90里开外，没有地种，于是来到这里做墓园环卫，每个月能拿900块钱，3个人熟络到一定程度，一同在这荒僻之地打发时间。
那天下午，不时有零散的游客过来，她收下钱打开墓门让他们下去，一个人站在门槛和甬道的小片空地上等他们出来。“我就不下去了，卖票的下去。”她对我说，向我介绍着她平日的工作是擦一下甬道边的把手，扫扫墓园，拔拔草，一般不下墓穴，“里边没什么可打扫的”。
她知道，这门一直开对壁画保护不利，所以政府收门票也是为了控制人流，旁边M10的钥匙就被文管所拿走了，“那个保存得比这个还新鲜，开门了怕风化”。70年代初，这里是一片玉米地，浇水总是浇不满，“水咕咚咕咚就下去了，总是浇不上，跟上面打招呼，过来掘的时候东西已经被偷走了”。这些都是她来了后听说的，墓园2006年对外开放后，装了5个摄像头，分别对着M1的外围、大门、售票处和村路，但墓室里并没有。
监控视频装在她的家里，就是墓园角上的一个“公家的房子”，天热她待在屋里，屏幕上看见有人来了才出来张望下。屏幕就一直开着，她不懂多余的操作，售票的女人一来她就把开锁收的钱给她，对方再数一数把票撕了。我问她如何保证不私占，他回答说：“那监控（视频）机器也能存的，你不会闹电脑呀，但公家会。”下午3点半时，售票的女人来到屋子，但她也不会时刻坐在闷热的村庙里售票，而是带了个乡人过来谈笑风生，三个人坐在监控显示屏边开始打牌。
她对我的到来非常机警，并让我去区文保所了解情况。对她来说，自己就是个被雇的当地人，没有发言权，她在这干了5年，开始两三百块，“年年涨一点”。她说，M1壁画已经有些自然脱落了，今年春节国家博物馆过来做过研究，它是墓葬群里首个开掘的，就因为有盗洞进了空气被作为样本留着，其余的白色圆包都是二次回填的，“没法保护这些壁画”。她说。现在，年年有港商台商过来琢磨着做景区，“来了就没下文了，可能也是担心回不了本”。
“壁画的保护在全世界都是个难题。”河北省博物馆壁画副研究员郝建文对我说。1996年春，他和河北师大的美术系同行在宣化辽墓做过临摹，对于这些壁画是否要回填或揭取，文物界有很多不一样的说法。“辽墓在多年就琢磨着保护的事，请了北京文化遗产院来做方案，当地政府曾经想以‘辽代地下艺术画廊’为名头打造它，后来也没做成。”年代久远后，有的墓里深根盘绕，然而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回填。
对他来说，壁画的保护远不是资金的问题，在技术不成熟的条件下，像宣化辽墓那样放在原址，游人稀少就算是好的。去年陕西出了一个唐丞韩休之墓，某专题博物馆跟考古所合作开掘，考古所想原地保护，“博物馆说壁画他们要，馆里缺展品”。依那位馆长的观点，“壁画揭取是唯一的出路，不然除非回填，露着的确不好”。
因为怕保护不了，而只能消极回填，郝建文觉得它的艺术欣赏价值不能周知于众是可惜的。目前，揭取的技术是很成熟的，陕西的做法就是大量揭取，但揭取后各种水土不服的症状就出现。他描述了个鲜活的例子，河北涿州有一个元墓，开掘时壁画上渗着露珠，“我们在墓志上看见那露珠开始就有，是墓主后人四处摆祈得到了神助”。但壁画被拖到了200公里外的正定大佛寺，在后院里专为它造了个房子，“从此再也没有露珠了，那壁画在墙上跟土融合在一起，是有呼吸的”。
“墓葬壁画是河北多，没有特别的办法。比如高洋墓有100多块壁画在河北文物研究所的库房放着，又不具备展览条件。”该墓在上世纪80年代开掘于河北磁县，是北齐开国皇帝文宣帝高洋的墓，如今有6块褪色风化的石头在河北省博作为镇馆之宝压着，“连挪一下都可能出问题”。
2008年，磁县要建一个北朝博物馆，那时主体建筑已完毕，郝建文曾建议对方，把湾漳村出土的高洋墓墓道壁画从库里拿回来。“人家说，我们就真的按那个墓道的尺寸做了个原始环境，但有博物馆的馆长不放走，说我们还要搞展览呢。”原址博物馆是目前文物田野保护的大势所趋，但各种严苛的防控措施使得造价不菲，不是一般基层政府所能承担的。
荒野上的“拾遗者”
8月初的时候，郝建文已经离开石家庄6个月了，他在张家口西南的蔚县做壁画普查，这个工作从去年就已经开展了。该县古属燕云十六州，偎依太行山西南麓，东与涿鹿接壤，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蒙古成吉思汗击退金兵的野狐岭之战就发生在附近，金运由此转衰。但这里如今是全国重点扶贫县、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地区重点县，满目群山叠嶂，黄土不毛，风貌颇有别于河北一般山区。车开进郝建文所在的南柏山村时，要经5公里的山路，犹如行于塞上，四下黄土有史前地质带的感觉。
郝建文在满是土攒的房子的山村里跟我讲解着当地的文保。“这个县几乎每个村都有寺庙和壁画，而当地县博物馆也不掌握全县的壁画，我们居然还在全国文物普查系统里查到这个村后寺的壁画，连当地官员都不知道。”2月，他来到快要倾圮的后寺看见大块裸露的墙体，从地上的残块中才发现曾经有壁画，该寺梁椽上载有光绪年间重建时的庙志，墙上的残缘上画有水陆法会的片段。
这种情况对于蔚县来说不在意外，村庙普遍香火断绝，壁画在历代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下面目无存。我问他为何县里不能在每个村里安排一个文物管理者？“那个钱安排不过来，即使每个人只几百块钱，合起来就是一笔大开支。”他告诉我，一般只有岌岌可危的文物报上去，才能从文保系统提点钱，前提是属于文物保护单位。其实，南柏山村的后寺属于县级文保单位。
蔚县很多破败的村庙就算修缮好了，也面临无香火、无管理的困境，于是只能暂先不动。而后寺因为郝建文的到来，就成了一个田野撂荒文物的运气，走过一个个黄土的山丘，我在人烟罕至的后山看见了这座庙，夕阳落尽高坡的那一刻，羊群消逝在视线里。
庙里烟尘、蔓草、乱砖诉说着昔日的沧桑，很难想象这里在1998年前是一座小学。“一直在用着，当成房子，墙不能掉，壁画也就保存了下来。学校撤并后，就一直空着，文物贩子懂一点的就开始惦记这个壁画。”在两个废置的腌咸菜的石缸前，我看到整块掉了皮的墙，郝建文指给我看文物贩子电锯的痕迹，现在他只能从美术的想象里拼凑墙上的佛界胜景。
他准备将后寺与另一座前寺一起整理一番，向县里提一个全新的文保方案，但是他认为，对于寺庙壁画来说，有别于墓葬壁画，最好是揭取下来集中保管。放在县博物馆，“没有香火和管理，建了也是塌”。但显然，蔚县壁画的破坏程度，留给揭取的空间也不大了。
他发现，利用民间筹资的方式保护田野文物不失为一种可推行的模式。一切源自2010年时的一个契机，石家庄当地的文物部门告诉他，崇礼县上窝铺村有一个快倒塌的关帝庙，壁画很精彩，希望他去看看。时过4年，他才报上一个“我省民间庙宇壁画发掘与保护研究课题”前去考察，庆幸那庙还在，房顶有厚约一尺的黄土，看上去摇摇欲坠，大殿顶部有个脸盆大的洞，一根椽子已经和梁脱开，墙上的裂缝最宽处可放一拳头。
墙上壁画《关帝圣迹图》，上下分四栏，共42幅的连环画，造型生动，他至今记忆犹新，“民间味很足”。
当时村里一个开砖窑的能人跟他讲述了此关帝庙在“文革”时的情形，造反派过来铲了几下，那个人哄劝道“这么好的东西铲了可惜，不如以后做仓库吧”，居然说动了他们。那个能人告诉他，县里有人来找他想修庙，但出不起钱，“把瓦换了，土去掉，洞补一下，大概是1万块钱，前提是别让它塌”。
郝建文对他说：“我们给你想办法。”他叫来两个同事，每人临摹了一幅画。“我跟县里说，钱我回去想办法，你们来监管修建，那时广东有个老板很快愿意出1万块订购这三幅画。我要求是谁出钱就马上出，不要等临摹完了再给。”事成后，他觉得这个筹资模式不错，但事实上有他这般对价而出的心思的人也少，所以只能是孤例。
下届北京冬奥会将崇礼滑雪场纳入了赛场，他琢磨着再包装一下那个庙。“有个区委书记是这个村的包村干部，喜欢我的书法，我打算给规划一下，跟冬奥会结合，给这个庙出个书宣传一下。”那些非文保单位的田野瑰宝的确面临个难题，因为年久失修，就连当地政府也没有动力为其申报。“那要先花钱修了再报，谁愿意出这个钱？”而像郝建文这样的田野拾遗者是很偶然的。
无人问津的皇陵
前年冬天，郑旭带着一队人马考察金史，绕不开的是京郊房山周口店镇的金皇陵。这座金代皇家陵墓群，比明十三陵早500年左右，是金第四代皇帝海陵王为定都燕京，实行汉化而从旧都——如今的黑龙江阿城县迁来的，共17个陵寝，沉睡在九龙山宏伟的围抱里。但这座蛮夷之邦的皇陵跟十三陵犹如天壤之别，它宁静荒蛮，不为普通人知，没有明确的招牌，只有村里人才知道是在一个叫“龙门口”的山门的北侧山坡上。
“海陵王完颜亮是主张汉化的，会下围棋，上位4年后开始迁都燕京，这迁都是强迫性的，为了镇压保守派，一把火把阿城的宫殿烧了，一次性把金代的墓都迁了过来。”郑旭知道，由于迁都仓促，这些墓中有的并没有尸身。前年，他过来寻访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墓，在九龙山上找了半天，还爬了一座冰峰，村里人告诉他们爬错了，墓就在九龙山主峰下，“再花两个小时爬下来”。
“这里风水极好，从主峰上看，可见九条鲤鱼出海般的山脊。”他说。若不经人提醒，却很难发现陵区，脚下不见一个坟包，到处盖满荒草，主峰下中轴处有个灰色的铁皮房子紧锁着两扇木门，从门缝望去一片漆黑，然而这就是完颜阿骨打的墓穴。郑旭找到了守墓人，那是一个跛脚的当地老头，“脑子也不好使”，给了他50块钱，央求他把锁开了看看。走下深6米的大坑，石椁还在，没有木棺，但龙椁已残毁，仅保留椁盖和东壁挡板，凤椁保存良好，整块的汉白玉石雕而成，刻有双凤纹，内填金粉……“严格来说，铁皮房子是不让开锁的。”郑旭一面享受着“贿赂”带来的畅通无阻，一面惋惜着把遗址交给什么都不懂的村里人。
我来到九龙山的时候，这里已经在今年打造成“金祖山”景区，但从景区大门走到皇陵仍有半小时的上坡路，新修的登山步道上没有告示，一走岔就只能原路返回。景区是一种一开发就搁置的景象，皇陵仍是老样子，灰色铁皮屋前有块一同出土的“睿宗文武简肃皇帝之墓”的陵碑，被木炭一样的黑色弄得无法看清。紧挨着旁边还是一处废置的小房子，从玻璃望进去是一处灰扑扑的宿舍，里面有块“金皇陵文物管理处”的告示牌。
“这就是墓刚刚开时，北京文物研究所的工作站就在这儿。”下到半山腰，我在车厂村里找到了守陵的一家人，65岁的甄淑兰跟我回忆起当年的情景，2007年考古队撤出，那里就荒弃了。她连连跟我解释：“这天太蒸了，我都不愿意上去。”她和她的大伯子刘旺山一同看墓，但主要是她，平日她要走开，去房山的药房取药等等，她就把那跛脚老头安在山上。“领导一来认他就行了，我就把他搁上面。”按规定，如果上面不来电话，那锁是不能开的。“有的人瞅他残疾给他点（钱），我常说不要这样，咱家不缺这点钱，他白不搭。”她说大伯子有些精神问题。
以往，她也在游客的强烈要求下打开过那门，但有一次，一个历史迷的老头特地找过来要她开门。“我说‘我给你开门没关系，但有个条件，你就在旁边瞧瞧不要下去’。我回头去地里干活，半天了发现他下去了。我气得发誓，以后再也不给任何人开门。”按她描述，地穴下有个当年考古留下的木板甬道，十几年来松动了，“要是栽着了怎么办？”
京郊守墓人
从2001年开掘时就在村里，甄淑兰看了15年的墓了，有一肚子的气没法说。起先，她是看着铲车把陵墓里200块一吨重的石头运走的，2002年，她正式守陵，陵墓需要恒温，每天加温两次，那时候她做白班，每晚7点“嗖嗖嗖”跑去底下为大风炉添煤。那时还没有铁皮房子，是个帆布棚子，顶上呵着气，掉着水滴，她每天下墓，脚底下生凉风。等她习惯了，就是“村里最勇敢的女人”。那年头，好在白班与夜班轮替，但自2007年考古队一走，立马走了样。
“那俩上夜班的，有5年没上来过，白拿钱没人管，我有怨气不能说。”她不知这情况房山文物管理所的人是否知道，但现在就她一个人还会每天上去一趟，“这活拴人，全靠自觉”。这些年拿着600块钱的工资一直没涨过，按理说要求涨工资的话得三个人一起说，她觉得她一个人去说就不像样子。2007年文物所撤走后，这里是日益荒败的图景，盗墓人在每个秋冬季节开始频繁出现，睿陵只出土了完颜阿骨打的墓，但四边的岩石里还有陪葬墓，“资金不够就没有打”。
说起与盗墓贼的捉迷藏，甄淑兰的描绘就充满戏剧性。在睿陵边上，经常涌现出新的碎砖乱石，刻着精美花纹，她说：“大大小小的他们都搬，我一个人看不过来。”2009年，陵前新造了一个监控室，安上个电脑，周围放了12个摄像头，但电是今年才通上的。新的麻烦不断，盗墓贼从没忘记这个房子，今年6月，把它的锁撬了。甄淑兰的电动车有两把锁，立马扯下一把。她说她就拿这点钱，还要贴这个锁，又不好意思为了把锁跑去文管所“张开脸”。7月8日，门玻璃的边被敲碎了。“我说这人谁呀，说撬门就撬门，说撬锁就撬锁。”她立马致电文管所的接头人，对方下来后至今没有帮她查视频。
她自己一点都不会操作那电脑，都是任凭它开着，摸也不摸，就看看视频。但她发现，有些摄像头都照着没用的地方，“好几个地方要调一下”。秋冬的时候，地里的草一割尽，光秃秃的就好瞅，睿陵的铁皮房子有次被掀走6块墙板，前面的陵碑也经常有不速之客过来拓字，都被她“活捉”过，那上面的黑色印子其实都是墨水。那碑刚出土时字边上都镶着金线，现在风化得厉害，她说：“我叫他们来弄个罩子，这些我都反映过。”
甄淑兰的老伴因工伤躺在房山的医院里，但作为京郊的农民，她家并不缺钱，她说，她就是需要有人跟她换班，她一个人肯定不行。现在她的背也佝偻了，前段时间还崴了脚，只能骑着电动三轮爬5分钟到睿陵。在“龙门口”下有个水库，夏天里每天都有人进来游泳，这片“金祖山”景区不收门票，也不见任何管理者，山区原始得很。
在一篇媒体报道里，北京市文物局曾表示，散落在北京的田野文物多得“没法统计”，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一般文物局主要负责国家级和市级文物的保护和统计，据县级以下的各区县文物局统计，“实际操作上，数量庞大，交叉保护，不断更新导致本市田野文物尚没有明确数据”。在我现场走访中，很多人都表示当地基层文保单位人员班子薄弱，不足以掌握众多文物的普遍情况。
根据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结果，仅北京房山区就有在册不可移动文物328项，其中国家级文保单位9处，市级12处，区级71处，还有普查登记235处。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员刘卫东记得，房山曾推行村民文物保管员制度，“200来个人，工资一开始60块，再涨到300块、600块”。
刘卫东曾说，田野文物的概念很难界定，包括田野石刻、残破的古建筑和遗迹等，但田野石刻是田野文物里数量最多的。全北京所有石刻文物数量在三四万件，除去在博物馆和库房的，可推论有一万件散落在民间。
一座石窟的景区升级之路
郑旭对石窟和石刻也颇感兴趣，他说，那对大多数游客来说是一堆黯淡的石头。“中国游客普遍喜欢镶金镶银、珍珠玛瑙的”，对于雕刻这样的造型艺术都不识，但他觉得好的石雕每一个细节都值得琢磨，让你震撼半天。
他特地跟我提到位于邯郸峰峰矿区的响堂山石窟，有南、北响堂之分。它的名头比龙门、龙岗石窟小得多，但郑旭去了不下10次。那是一个开凿于北齐文宣帝高洋时期的石窟，也是河北迄今最大的石窟。但是它的网络文献记载并不多，郑旭发现它也很偶然，那时他在磁县漳河一带游玩，他想溯源而上看看上游是什么，于是看见一条滏阳河的分支，从滏阳河溯源到尽头就是峰峰矿区的滏山，更名不见经传。然而响堂山石窟就是在滏山支脉上凿刻的，在污染积重难返的矿区里看远山上的孔洞，每个洞口都不大，山体上的烂石流泥更加重了它的灰黯。“这就是现代文明与历史冲突的最鲜活的例子。”
“你不能用规模去比较，大同的云冈石窟建于北魏的早期，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又建了龙门石窟，那么后来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高洋逼走东魏的皇帝，建立了北齐，在这里建了响堂山石窟，它跟云冈、龙门是一脉相承的。但一般游客连北魏是什么时期都不知道，会知道北齐吗？”他疑问。
在他的印象里，每一次去都费尽周折。峰峰矿区烟囱林立，水泥厂、煤厂、窑厂构成一片工业社会早期的图景，登高远眺，雾霾是黄的，“山脚下挖土，上面石窟都裂了。最东边的叫华严洞，刻了整套《华严经》，洞里的裂缝非常显眼”。
“一讲到响堂山石窟，我就很情绪化。”他说。有一年他过去，正赶上一个当地的庙会，香客熙熙攘攘，洞前的香炉里纸箔香灰乱飞，在洞里人们把硬币沾了唾液贴在石刻文上祈福，干了后掉了一地。“我就对个大妈讲，我说卫生就先不说了，这字刻了有1000年了，可是我哪儿说得过来？”
当我去到北响堂石窟的时候，没有想到它是一个国家4A级风景区。邯郸的洪水危机刚过去一阵，泥石流冲垮了山上稍微像样点的路，山脚下的吊车提醒着景区将要发生的异样。果然，摆香火摊的村人告诉我，“不能上去了，景区在升级”。它是要扩建成5A级景区，明年“十一”开放。
今年3月封了后，很多不知道的游客都被挡在了山脚下，她说，石窟管理处有矿区文体局的人上去值班，但就是不让人上去。“平日值班的人说也许能有所通融，但这个人胆子小。”卖香的很熟门熟路地对我说。但香客还是一车一车地过来，她把他们引到山脚下的香炉边，于是只能远眺祈福。但当地人知道，历朝历代都是佛像面前烧香的，那样最灵验，偶来石窟管理处把香炉拖到外面，不准他们进佛洞烧。
在山脚下，我跟上面管理处的一位姓李的值班人员通了电话，从他那儿我知道，这个石窟是1961年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民国时期就有破坏了，再经过‘文革’到80年代重新整理，现在可以说没有一个佛像是完整的，大多是没头的。”管理处推行24小时值班制，然而这跟有没有游客无关。“按规定，这个级别的文物就是得24小时值班的，这不是我们决定的。”当我问到，景区的升级会否带来石窟管理升级，他的回答不出多数行政部门之右：景区是景区开发商，管理处属文保局，职责上没有交叉，一切听命矿区政府。
文物的命运：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郑旭听到这里在改造升级，很是激动：“这个石窟的难点并不在于文保本身，而是当地的支柱产业，陶瓷、水泥和煤矿到底对石窟环境有没有破坏，这需要论证。再说，就算升级到5A级，多少人愿意来到这个连呼吸都困难的地方？”他认为文物部门的话语权本来就很小，要当地的经济发展让位于文物保护，仿佛听起来也很难。
他有感于文物部门在知识上的缺陷，跟我举了个例子。那年他到吉林延边地区探访唐时的渤海国的历史，走到和龙市发现一个文管所搞的小型展览，里面告示牌上有说到敦化分布的“24块奇石”。在敦化，这些天外来石遍布在好几个路边，都是一组24个，目前被铁丝网拦着。它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在俄罗斯、朝鲜以及吉林、黑龙江有20多处。对此考古界众说纷纭，有停灵、祭祀、古驿站等，至今没定论。
他却在那展览上看见这石头是金代的。“考古已经确证了那是渤海国的东西，渤海国在926年就被辽灭了，金代是1115年开始的，你说是唐的我还能接受。”为这事他专门去找文管所说，对方对这个好事的游客不屑一顾，“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呀？”
非文保单位的文物命运往往都靠地方文保系统的积极性。2014年，河北保定曲阳也出了个田庄千年大墓，壁画之精美让考古界一度轰动。郝建文记得，当时保定一位市长过去，要县里开一个遗址博物馆，“县文保局的领导说，这个东西我看不出好来”，就一直搁置到今。现在，那些壁画被揭取到省文物研究所的库房里，表面上的保护纸都还没去掉。
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员刘卫东看来，目前我国文物系统无论从意识还是管理上都存在明显落后，他有太多啼笑皆非的例子。有次去某地参加一个重建的论证会，那是一个石刻建筑群当中的独体建筑，已经岌岌可危，7年前国家文物局专家论证通过，要修旧如旧，重新恢复。“钱都批下来了，但是当地领导说这个方案不好看，不让弄。我说你是古建筑专家吗，国家都拨给你1000万了，还有这种情况。”
级别越低、越是流落荒野的文物，得到的财政恩惠就越小，且周期越长。在刘卫东看来，这也并不意味着国家级重点保护的文物就必定时时刻刻在政策的呵护之下，现状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喝”，前提是当地政府要动用各种力量引起舆论，比如写一个堪忧报告上报，有些濒危的文物一宣传就成了抢救性的文物，钱就来得比较快。
在惯常的经验里，在我国文物保护工作中，除了国家级与省级的文物能够得到相应的保护经费，市县级以下的田野文物保护单位很少能够争取到保护所需经费。但刘卫东发现，对当地来说，并不是一级文物多就管用。级别越高承担的责任就越重，“有些地方不愿意把文物评得有多重”。再说了，一旦要往上申报，首先得自己县里把工作做到位，比如怎么也得围一个围栏。
“比如你是县级的文物，你可以组织些专家和记者去论证。湖南道县的上万个石人就是这样，2010年，我去了一看就对记者说，中国古代历史中应该有它的位置。”当地政府很振奋，请来了一位国家文物局的局长，后来就升级为国家文保单位。但成为全国文保单位后就没了下文，当地也没有建博物馆，刘卫东回忆，建馆当时要3亿元人民币，而县里年均产值就1亿，这钱上面也落实不了。
总之，在遗址博物馆缺少经费的情况下，田野保护存在隐忧，拉去博物馆也不是万全之策。很多博物馆一直不换展，但库房里却睡着大量的文物，有时候是没有那个技术条件将它们展出，都是脆弱至极的东西。刘卫东觉得，各地博物馆系统应该对地域上所拥有的文物打一个前量，然后再根据判断去建多少库房和专题博物馆，不能两眼一抹黑地把文物拉过来却没地方放。可惜的是，这个工作至少在北京没有做。
2010年，国家文物局专门下发了个《关于加强田野文物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开首就提到若干个国家文保单位——邯郸赵王陵、桂林靖江王陵等十几处发生的盗掘、盗窃事件。刘卫东认为，目前的鉴宝节目横行天下，却没有一个是讲文物价值的，这是宣传上的大败笔，更是为盗墓壮了胆。他一直认为，就拿石刻来说，不能完全与原始环境隔离，但露着并不意味着你就能蹬鼻子上脸。但游客不知道，所以上升到最难解的宏观层，这是国民的素质和意识的问题。
记者 王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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