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这种习惯了和平年代的人来说，“战争”总显得像是某种与日常生活极为不同的遥远存在，乃至根本就是对立面。不过，对于那些长年身处纷争不断的环境中的人们来说，其意味想必颇为不同：在那里，战争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生活本身就是战争的延续，两者交织在一起，看不到尽头。我们略微与之相似的体验或许是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既不算健康，但又谈不上是生病，但却让你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疲惫感，也看不到能摆脱它的可能，最终你只能以一种听天由命、谈不上是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和它共处下去。
只有那些没经历战争的人才对它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它可能壮烈刺激，又或极其可怕，但好歹是相当特殊而难忘的；实际上，它也可能是极其平淡的，在局促的前线哨所内的日子甚至比日常生活更乏味，然后，又在某个似乎不经意的瞬间，原本和你说说笑笑的战友就和你永别了。当这场战争像它开始时那样莫名其妙地结束时，周围人很快就遗忘了它，就好像那是一起短暂占领了媒体头条的交通事故。此刻，你想为这段人生经历赋予某种意义，却发现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大体上，这就是以色列作家马蒂·弗里德曼试图通过《南瓜花：士兵的故事》传递的战争体验。他生动而充满反思性的描述，足以使他成为自己最好的战地记者，不过，想从中找到战争戏剧性一面的人是会失望的，在那个被称之为“南瓜花”的小小哨所内发生的都是一些琐屑的事件，似乎连当事人亲历时也没觉得它有何超越平常日子和个人经历的价值。不过，这或许就是普通人最有可能产生共鸣的那种战争——如果它能算是“战争”的话。基于某些特定的理由，他忍不住为它赋予一种超越性的意义，进而认为自己所亲历的其实是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争，那预示了21世纪的战争新形态。
他把这种战争的特点概括如下：“敌人常常没有穿正式的军服；敌军组织亦非敌对国家的政府；冲突中的胜利与失败模糊不清；甚至不存在明确的战斗前线；在这样的战争中，摄影机所发挥的影响力常常要甚于战斗机。”概言之，战争和生活之间的边界模糊了，那就好像你接受了一次痛苦的出差任务，要前往一个充满敌意和棘手问题的地区，但你无论如何不想因此牺牲自己，而总是想要回家的。大概正因此，哨所里的士兵们心底难以自制地会冒出两个问题：“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及“你为什么不回家？”
这就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结果：以色列在南黎巴嫩的存在，原本是对那些以黎巴嫩为基地的阿拉伯抵抗组织在以色列境内实施袭击的反应，因而进攻性的入侵显得像是自卫性的“防御”（以建立“安全区”的名义），然而对参战的以色列普通军人来说，真正促使他们待在黎巴嫩战争的，并不是任何宏大的使命，而是战友之间的情感纽带——也就是说，原本他们在一起战斗是因为国家需要，但最终真正重要的不是这个声称的目的，而是他们曾在一起战斗生活这件事本身。“他们在这里是为了彼此，不是为了军队。”
在敌人射程内的哨所里，那些宏大的话语消解了，并不是它们不重要，只是那显得太抽象，无法和具体的生活联结在一起，以至于即便不是荒诞，至少也有几分不着边际。只有那些不知深浅的新兵才想当英雄——墨菲定律中关于战争的规则告诫：“别和比你勇敢的战友躲在同一个散兵坑里。”因为他们会做出某些招惹敌人火力攻击的行为。扛枪御敌确实是一份责任，但没有人能靠着这在狭小的哨所里度过漫长无聊的日日夜夜。这些以色列士兵在南瓜山前线充满着对异性无处发泄的欲望，以至于附近黎巴嫩人城镇上一个早出晚归的美女的每次出现便是他们生活最大的乐趣，好似一群人生极度贫乏的偷窥狂。在此，女性象征着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渴望，是在重压之下唯一活跃的欲望，使他们还像一个正常人。他们在哨所里的生活如此无聊，同时又要聚精会神于切身的具体事件才能活下去（毕竟连牧羊人都有可能是游击队的侦察兵），这种情况下，恐怕只有那些最狂热的家伙才会对那些“大道理”信以为真，而与之相反的那种玩世不恭的“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嘲讽般的置身事外”至少是可以理解的——甚至，也不失为一种让人避免发疯的心理防御机制。
最折磨人的，是那种对战争的无意义感：付出了巨大投入的战争，最终却未能达到它所声称的目标，情况甚至反倒恶化了，那这么做的意义究竟何在？又为什么死在这样的地方？一旦质疑这一点，那么哪怕是最微小的牺牲都是无谓的。试图通过军事行动来开创一个“新中东”的设想，即便不纯是对自身力量的狂妄，也越来越显得像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和政客们别有用心的口号，并且日渐背离了它的初衷。当越来越多的反战声音响起，且战争就此悄无声息地结束并很快被世人遗忘之际，那种无意义感就像来势凶猛的后坐力一样涌上来。或许正是这种力量，逼迫着早已退伍的人们还孜孜不倦地试图去挖掘那段经历究竟有何意义。
那段平常不过的个人经历由此升华了，它被看作是一种新的冲突模式，“是21世纪的首战”。那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正规战争的模式：一个试图介入混乱国家的外部力量，发现自己即便赢得每一次战役，但仍然不能平息局势，小规模的冲突无始无终，战争的目标则模糊不清，最终决定成败的不是谁打赢了战斗，而是谁赢得了公众意见。看起来最为奇怪的一点是：敌方甚至并不希望你早早撤出，而是想通过这样的斗争，来达成一个新的愿景，指明一条道路，这意味着你是一个“很有用的敌人”。到头来你发现自己不仅力量有限，而且甚至什么都没改变。这番话是沉痛的反思：“我们也许会做出或好或坏的选择，但事情的结果不可预知，而且其可能性也是有限的。中东不会听命于我们，也并不理会我们的期望。它不会为了我们而改变。”
一个残酷的真相是：就连那种事后试图赋予这些事件的意义，可能也是虚幻的。它算不得是“21世纪的首战”，老实说，以色列人在黎巴嫩的安全区之战中所经历到的这种冲突模式，美国人至迟在越南战争中就已体验过。正如在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所发生的那样，这些失败而混乱的国家之所以难以对付，恰恰是因为原本的中央政府被打破，结果造成了不可收拾的非国家行为体兴起，最终它们不仅难以被逐一击败或收买，甚至你都找不到合适的谈判对象。那不是通过军事行动所能解决的问题，因为那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过度的军事反应只会把情况搞得更糟。如果世人要直到这场黎巴嫩冲突才领会这些并吸取教训，那恰恰说明人类并未吸取教训。
对以色列而言，那与其说是战争，倒不如说更像是与阿拉伯人之间的世仇：只要那个怨恨的结没有打开，就永远不得安宁。与之最类似的先例，或许是美国殖民者与印第安人之间的漫长战争，双方的伤害性互动渗透到社会生活中，而问题的根源是殖民者既无法容忍土著作为土地占有者存在，也不需要他们充当劳动力，因而印第安人再也无法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有尊严的位置，那是一个“排他性边疆”。所不同的是，那时是土著经常在战术上获胜而在战略上失败，现在则刚好相反。在无法获得压倒性胜利并进而完全改变其社会结构的情况下，对经历此事的人来说，唯一能做的也就只是拿这段经历开玩笑罢了，要不然还能怎样？
尽管如此，那仍是一场战争——否则大概也没人会对这样枯燥的日常放哨工作感兴趣，因而说来讽刺的是，也正是战争给它赋予了意义。只不过仅仅从哨所里向外看，无法看清它的全部意义，那最多只是“你那一侧”的感受。最终，马蒂是通过从“另一个方向”的观看来达成了与自己这段历史的和解：他设法绕道千万里，从黎巴嫩一侧接近南瓜山。这就像是一个隐喻：他由此终于理解到，那些普通的黎巴嫩人“身处低处，被瞭望哨上的那道水平狭缝如一只永不闭合的邪恶之眼一般窥视，是怎样一种感觉”。
不过，他似乎并未意识到，那些游击队员用摄像机制造话题的方式来“打一场战争”的手法，其实也是从包括以色列在内的西方人那里学来的。正如爱德华·萨义德在《报道伊斯兰》中所说的，现代媒体构成的话语霸权往往塑造乃至决定着我们对待世界大事的态度。某种程度上，这本《南瓜花》不也是这场战争的一部分吗？马蒂仍在作战，只不过他的武器变成了笔，也仍然无法超然于战争之上，但无论如何，他试图从另一方的视角来看看。这或许正是问题所在。（《南瓜花：士兵的故事》[以]马蒂·弗里德曼著，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1月第1版）
文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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