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正方形性格和真实八十一难陈宣章
一〇〇、职称考试文革后开始第一次职称晋升。医院中以前仅有的两名主治军医中，陈道*调走了，曹继*退休了。上级画了两条线：1.1957年以前入伍者，不管有没有学历一律免试基础医学理论；2.1961年以前入大学者一律免试基础医学理论。但是所有人都要考外语。不符合这两条者属于“破格”晋升，必须加试基础医学理论，而且“破格”的比例是40%。医院中有五名可以参加“破格”晋升者，晋升名额是两名。护一士晋升护师类似上述两条，不过“大学”改成“护校”或者“护训班”。这就有一大批了。我就是五名参加基础医学理论考试的住院军医。考试结果，我的成绩是85分，五人中排名第一。除了少数人参加俄语、日语考试，大多数人参加英语考试。考场也在旅顺，一个大礼堂满满的。考卷是406医院的内科主任出的，有基础英语知识（单词、填空、语法等等），还有短文翻译。考试允许查词典，时间两个小时。考试结束前40分钟，张崇*副院长交卷；过了10分钟，我也交卷；再过了10分钟，眼科王长*医生也交卷了；其余人都是终场收卷。考试成绩：第一名是旅顺基地卫生防疫站的老韩医生，98分；第二名是我，95分；第三名是张崇*副院长，93分；第四名是王长*医生，91分。403医院占了第二、三、四名。那位傅广*主任得2分：试卷第一个单词“The”，他翻词典用去一个多小时，最后终于找到词典中这个单词，解释是“定冠词”。他弄不明白“定冠词”是什幺意思。剩下的时间查到两个单词，得了2分。其他的参加考试不及格者多了去了。最后职称晋升公布，凡是够两条线的，不管考试成绩一律晋升。破格晋升两人：X光医生孙元*、五官科医生陈桂*。孙元*是1959年入伍，从卫生兵提升医生，没有大学学历，但是给张熙*副院长送重礼，早就得到承诺100%晋升。陈**医生是业务副院长张任*的妻子，两门考试都一塌糊涂。郭院长找我谈话说：“名额就是两个；孙元*是即将提拔的放射科主任，陈桂*快要退休的人；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只能把你拉下。作为补偿，我们给你职务工资定为‘副一团一’（即‘副处’）。你要职称，我们无法给你。”我说：“我不要‘副一团一’，不要钱。我只要主治军医职称。谁想要‘副一团一’，要钱，我跟他换。”“你要的没有，你不要的必须接受。下一次医院晋升职称，只要有一个名额，就是你的。这是院一党一委的决定。”我的同学陆宗*和邹森*都已经转业。全院医生中，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除了我，都是主治军医。一大批主治军医都是营级干部，穿的是混纺布料军装，我穿的是一团一级呢制一服。我行政工资和他们相同，职务工资比他们高一级，加上我改行后又升任病理科副主任，我成了孤家寡人，众人妒忌的目标。这个“众人恨”导致我在五年后遭受更大的打击。一〇一、小分队周政委调入403医院后，带进来一批干部。除了夏康*，我1976年接的兵张*春也是一个。还有于贵*，先在政治处当干事，后来提升为内科教导员。这位于贵*干事一来，就拿我“开刀”。我在403医院最早出名是出黑板报，一个人会写各种字体，尤其是美术字；诗词、文章举手之劳。于贵*干事搞了一个各科黑板报比赛，把传染科评为倒数第一。于是我就拒绝出黑板报。后来于贵*干事又来拉拢我，《辽宁日报》上刊登的照片就是他为我拍的。此时我已经改行了。病理科平时的标本大多数是胃镜活检，外科手术标本不多。所以我和内科反而更密切。有一天，于贵*找我，提出在春节前搞个小分队下乡。我正好想搞胃癌的病理研究，而且多次下乡，就一起研究小分队的工作内容、人员组成。我提出“少而精”。1.于贵*带队，兼业务联系、后勤保障。2.胃镜医生范希*作胃镜，带着日本进口的纤维胃镜，留着国产纤维胃镜在医院由另一名胃镜医生日常工作。3.心电图小郝医生，胃镜检查前负责作心电图，防止在胃镜检查中发生意外。4.内科护一士小赵，胃镜检查时作助手。5.我，设计印制登记表、带上450个预制蜡块和制作病理标本蜡块的所有设备工具。计划是检查四百个病人，收费一律半费。地点还是新金县皮口公社。这里是胃癌高发区。因为是关系单位，以前许多病人来大连做胃镜检查，又要跑远路，又要找住处，而且费用高、预约名额有限，非常不方便。皮口公社十分欢迎，立即组织病人，我们是每天8:00-16:00，一个个接着做。我们住在旅店，早餐在附近饭店吃，预定午餐由于贵*准备并送到卫生院。我们吃完饭接着干，直到预约病人做完。晚餐也在附近饭店吃。一上班，我就登记资料，交给小郝医生做心电图。他们开始做胃镜时，我就把昨天的胃粘一膜标本一步步制成病理标本蜡块。那时候，城市里很少有电视机，最多是大的单位有一台。后来才是凭票供一应。小分队下乡正好是刘兰芳评书火红之时。辽宁人每天最享受的精神盛宴就是从收音机里听刘兰芳说《岳飞传》。记得那时是下午六点半至七点播送，农民正是秋忙时节，但只要一接近六点半，在坡里干活的人们就赶紧往家跑，有小收音机的在路上就打开，边走边听。城市里人们都在听评书，竟然万人空巷，出现小偷绝迹的奇事。可惜，我们没有带收音机。晚上，我就整理资料，他们四人打扑克。这段日子，我们工作效率极高。皮口公社结束前，于贵*去邻近的公社联系好，这里一结束马上转移过去，一天也不闲。一共做了405例。因为春节将近，我们收工回医院。收到的钱，按于贵*原先与医院商定的比率分成。病理科的人和内科和在一起算，每人分到50元。这是我第一次拿奖金。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以前在农村，医院是全部免费，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记得在治疗老慢支时，一个中年农民右腘窝多发性瘘管，十多年天天流脓。我们一次给他剖开一根瘘管，天天上门给他换药，直到任务结束，已经大部治愈，剩下的请小岳继续治疗。我们没有收他一分钱。在皮口的历次医疗队也是分文不收。现在虽然半费，却为自己挣了奖金。奖金的出现，后来越演越烈。九十年代初，军队医院装备了上海第一台CT，在上海刮起了一阵“狂风”：不管什幺医院，凡是介绍病人去做CT检查，介绍者立马得到50元开单费。这台CT24小时不停，工作人员倒班。很快就把CT的成本捞了回来。上海市卫生局被逼发文件：军队医院的发|票公费劳保一律不得报销。他们背后称之为“蝗灾”。军民一家的传统，被金钱打得粉碎。人们只有在救灾中，才重新看到当年八路军、新四军的形象。上海解放时，解放军在马路上露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作风在老一辈上海人心目中永远留存。这符合我在二军大“专业教育”的思想。那位于教导员后来转业到大连日报当记者，因为贪一污受贿被捕判3年。这就是把钱看得太重的缘故。事情还巧了：范忠*的妻子靳海*，名字与赵海*完全相同。靳海*离婚后嫁给于贵*。于贵*前妻是陆军210医院军人服务在编职工，有一个儿子于亮。小分队的这段工作，为我后来完成重要论文《1592里例胃粘一膜上皮异性增生分级方法研究》提一供了1/4的病例。但是，那50元钱我始终是块心病。我不能不要，这涉及病理科和内科的所有人，拿了却总觉得对不起人民。（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