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正方形性格和真实八十一难陈宣章
一三八、社会学问题社会上对发生病理诊断差异的态度是：相信大医院；相信职称高者；相信权威。但是，大医院的病理科不一定是强项；职称高者不一定是真才实学；权威不是“万宝全书”。我亲身经历过一件事：一个本院医生患病手术，请华山医院外科专家开刀。这位外科专家不相信我，就把切除的十二指肠肿瘤标本送到华山医院病理科作冰冻切片和石蜡切片。后来手术中又发现一个肿大淋巴结，送到我科。华山医院病理科冰冻切片诊断：平一滑肌瘤。我在病人淋巴结的皮质窦中发现有转移灶，马上叫技术室进行平一滑肌的特色染色，进一步证明是平一滑肌肉瘤转移到淋巴结。我立即给华山医院病理科打电话，告诉他们千万不能因为瘤细胞分化好就诊断为“平一滑肌瘤”。我又派人把我们的常规和特色染色切片送去给他们。以前我说过：上海肿瘤医院病理科有个教授孙守*是落实政策的“教授”，职称虽高，水平不高。我以前说过403医院的傅广*，连医学常识都弄不清，却是科主任。我们国家的人事部门识别人才水平的能力极差，除了看资历、看考试分数，没有别的办法。还有一个重要问题：综合性医院的病理医生从头发到脚趾，什幺病（肿瘤和非肿瘤）都要知道，却没有“专科”深度。专科医院的病理医生“专科”内诊断水平高，但是专业外的疾病又相对欠缺。各地病理界都有读片会，就是为了讨论疑难切片，取长补短。权威会不会出错呢？权威是人不是神。但是，一旦权威出错，其他病理专家们就会“忌口”。纺一医院老院长陈*裕因肠息肉作肠镜，活检病理诊断请外院会诊有分歧，有的说癌变，有的说没有癌变。住院手术时，因纺一医院放射科主任顾*莉是我国临床病理鼻祖之一顾*岳教授的女儿，纺一医院就请顾教授亲临病理科作冰冻切片诊断。手术刚刚开始，就发现肝脏有个肿瘤，冰冻病理诊断是“转移癌”。但是石蜡切片怎幺看也是肝腺瘤。这张切片请国内多名专家会诊都说是肝腺瘤，但是没有一个人肯出书面报告。医院领导、临床医生和病人都要求病理医生作出绝对正确的病理诊断，而且一个病理医生的所有诊断不允许有一点“失误”，但这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冰冻诊断，必须在半小时内出报告，无法请专家会诊。有的医院允许出“良恶性难定，请等石蜡切片诊断”，但是有的医院不允许，这就是强人所难。我在纺一医院五年多，其实诊断差错还是有的，当然，因为两级检诊加上顾问复诊，比率很低，而且误差很小，但是只要写上“经肿瘤医院沈铭昌教授复诊，同意此诊断”，那幺就成铁定的“正确”。不过，这种顾问制度容易形成派系，也容易成为医疗事故的保护伞。即使是权威单位的权威人士，诊断差错也是有的，尤其是冰冻诊断。涂莲英、沈铭昌统计1956.7.-1961.12.的807例冰冻切片诊断，假阴性14例，假阳性5例，正确率96.15%；朱世能等统计1954.9.-1977.11.的6850例冰冻切片诊断，假阴性46例，假阳性24例，正确率95.85%。这是教授成堆地方的资料统计，假如是二级医院，正确率应该更低。诊断差异的直接结果就是医疗纠纷。怎幺样才能避免这种并非责任或技术引起的医疗纠纷呢？我的主张：1.医学院校设立“临床病理系”，专门培养临床病理医生；而不是现在这种医疗系毕业生进修临床病理的制度。2.像美国那样，一个城市设立“国立癌症中心病理研究室”，全市各医院的病理标本一律送给它诊断；而不是每个医院都设立病理科。这样还可以节约大量人力、财力和设备。3.把临床病理与教学病理分开，独立于中华医学会之下。4.法律规定：一尸一体必须经过解剖才允许火化。日本研究癌症，每种癌症竟有几十万例一尸一体解剖资料。我国人口是日本的七倍，却没有大量的癌症一尸一体解剖资料。伟大领袖一毛一|泽|东逝世后，内脏也是解剖取出，而遗体供人民瞻仰（网上有详细过程）。前苏联就是法律规定：不做一尸一体解剖不得火化。为什幺我们的宝贵医学资料（一尸一体内脏）不能用来为活人服务？究竟是民众思想保守，还是管理层自己的问题？活人可以开刀手术，一尸一体宁可火化不能开刀。5.因为有少数恶性肿瘤在形态学上分化很好，却有转移的生物学行为，就像上述的平一滑肌肉瘤，所以应该加强癌症的基础研究，这是造福人类的大事。这需要zheng府投入大量精力和资金的。一三九、数理医药学马克思有句至理名言：“一切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但是，经典数学在生物科学领域遇到三大障碍：1.生物特征常以随机变量出现；2.生物系统有无法用数值表示的特征；3.一个生物系统中特征的数量比较大。我很早就把数学引进医学领域，有八篇论文：1.《血疑之疑》发表在《科学画报》1984年第10期。2.《医学中的悖论》发表在《医学与哲学》1986年第3期。3.《模糊医学》发表在《科学画报》1986年第12期。4.《模糊医学简介》发表在《中国乡村医生》1987年第2期。5.《1592例胃粘一膜上皮异型增生分级方法研究》，在全国胃癌病理协作组会议（成都）发言，获大连市病理年会优秀论文三等奖，刊登于《中国肿瘤临床》1988年第4期。6.《影响病理诊断正确性的三个因素》发表在《医学与哲学》1987年第8期。7.《应用模糊集合论进行鳞癌病理分级》发表在《肿瘤》1986年第2期。8.《病理组织学的模糊诊断》发表在《第二军医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1989年1月，我被邀请参加全国医学科研定量分析研讨会（桂林），并被聘为《数理医药学杂志》特约通讯员，有幸与全国医学院校数学老师相识。参加会议的论文《93例胃切除标本中慢性胃炎病理形态的模糊数学分析》发表在《数理医药学杂志》1989年第2期。以往，医学院校的数学教研室只是传授基础数学知识，在学校内非常不受重视。例如：第二军医大学的谈祥柏教授只能在科普领域中发挥才能，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建国以来，特别是科普作协成立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他与张景中院士、李毓佩教授一起，被称为“中国数学科普的三架马车”。他在大学内根本不受重视。他身体不好，他的住房在文革中被邻居霸占，而且邻居常常挑事欺凌。谈祥柏教授是现役军人，求助单位帮助，但是二军大根本不为他出面交涉。方积乾教授，1982年至1985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师从蒋庆琅教授，研究生命现象的随机过程模型，获生物统计学博士。1985年在北京医科大学由讲师直接提升为教授。1991年至今任中山医科大学（现为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主任、博士导师；国际生物统计学会中国组负责人；中国卫生统计学会副会长、广东省卫生统计学会会长。他回国后四处讲学，把高等数学与生物医学有机结合起来，把医学院校的数学老师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国医药生物数学学会”和《数理医药学杂志》。现在医学院校中数学教研室有了自己的科研领域，尤其是药学系学生，没有高等数学是决不能毕业的。“药物代谢动力学”的飞速发展，就是数学应用的伟大成就。1989年5月，我的《卵一巢粘一液性囊腺瘤的模糊聚类分析》在中国医药生物数学学会华东分会成立大会暨第九次数学年会发表。整个会场除了我一个临床（病理）医生，还有一名宁波第二制药厂高级工程师章崇禹，其余都是数学老师。会上，我被选举为华东分会理事暨学术组副组长。1992年7月在武汉召开CSiAM（全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医学数学分会成立大会暨学术交流会，会上我被选为CSiAM-医学数学分会委员暨财务后勤组副组长。但是这次会议对我刺激和痛苦极大。（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