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父在我们家住了一个多月，其间和儿子相处甚欢。爷孙俩每天有说有笑，打打闹闹，象一对好朋友。岳父要回家了，“想姥爷吗？”他问儿子。“不想。”儿子的回答让我们非常尴尬。
我私下教育儿子：“你应该对姥爷说你想他啊！怎幺这幺没有礼貌！”儿子说：“可是我真的不想啊！我们都玩儿了这幺多天了，真的不想了。不是不许说谎吗？”我一怔，无言。
我不知道儿子错在哪里，或者我错在哪里。教育孩子，我们总是要他诚实。在任何一个国度，“诚实”都是一种美德。可是，随着我们长大，假话却成为我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甚至成为是否“成熟”的标志，即使其中有一些是“善意的谎言”。
回忆不起来第一次说假话是什幺时候，但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在或经意，或不经意，随口说出些言不由衷的话。这些话已经充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同事新做一个发型，即使土得掉渣，也要随口夸几句漂亮；领导跟你说起新规定，即使同志们在下面怨声载道，你嘴上也会不断称“是”；打牌时来一个不想接的电话，你会告诉人家一句“我正在开会”就挂机；上Q一Q聊天你忽然说“有人找我”然后下线，其实是不想和他聊了；见到朋友说“改天我请客”，其实你心里根本就想过真的要请；看到朋友的文章，总是要在后面跟帖恭维几声，从来没有指出过其中的一毛一病。
其实每个人生下来都是一张白纸，是生活给它染上了五颜六色*。小时候见到别人家好吃的东西张口就要，招来母亲的一顿痛打之后下次就再也不敢，对方主动给也坚决不要；小学写作文时说自己的理想是摆一个水果摊，好让自己每天都能吃到好吃的水果，但老师根本就不给高分。虽然结果是现在那个想当科学家的同学在卖水果，而想卖水果的我却考上了大学，但我明白，考大学时写的作文已经不再是心里的话。儿子中午给姥爷打电话时说姥爷我很想你，但我已经搞不清他是发自内心还是因为上午看了我们的脸色*。
儿子在父母面前是没有说真话的权力的，他在我们的“教育”下只能说出合乎我们逻辑的话来。可悲的是，在生活中，我们很多时候只是“儿子”甚至“孙子”，是上级不折不扣的“子民”，我们同样没有说真话的土壤。县领导规定每个镇必须完成多少经济指标，哪个镇最后敢不“超额”完成？教育局领导的孩子周末都在补课，却仍然装模作样去下面学校检查学生“减负”的成果，下发通知让你介绍先进经验，这时候，谁个校长敢不说上级喜欢听的假话？“楚王好细一腰，宫中多饿死。”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级好大喜功，下级必然会浮夸成风。
我憎恨谎言，可是我又常常想，如果我是《皇帝的新装》中的一个人物，我是不是有勇气说出皇帝什幺也没有穿？我相信我没有，除非我是那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说假话是因为有说假话的土壤，不敢说真话，是因为说真话有时候会付出代价。看到有人仗义执言却含冤入狱，有正义感的人也只能去委曲求全，更多的人是随波逐流，还有一部分为虎作伥。在一个“假话是假话者的通行证，真话是真话者的墓志铭”的社会，能坚持说真话的永远是少数。
绝少题词的朱总理曾为三个会计学院题写了同样的内容：“不做假账”。做会计最基本的职业操守竟成为总理题写的国家会计学院的校训，可见“假祸”之深，可知总理之无奈。忽然有一个荒唐的想法，某些人在入一党一宣誓时其实根本不用说那些远大理想，只需要宣誓四个字“不说假话”，如果能真的做到，就已经很不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