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过了“不惑“之后，报刊上那些揭露和抨击官一场fu败的文章再也激不起我的义愤来了。
因为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扪心自问：假如我当了官，能抗拒住金钱、美色*、名望以及更高权力的诱一惑，永远保持清正廉洁吗？经过深入思考，我不得不承认，我不能。能不那幺贪得无厌，不那幺不择手段，就很不错了。我今天之所以还没有fu败，并非因为我高尚，而是因为我没那个资格和条件。
我曾向一些报刊的话题栏目建议，组织一期“假如我当了官，会不会fu败”的讨论。因为我认为，这个讨论可以使大家明白，从根本上讲，fu败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事实上，许多fu败官员的私德还是相当不错的，即使就总体而言，官员的道德水准也并不比普通百姓低。如果我们承认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自私的，那幺，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以权谋私实不过是人之常情。这样，人们对fu败就可以从情绪化的憎恶和谴责，转向理性*的思考和探索上来。可不知为什幺，我的建议始终没能被采纳。
参照孔子“己所不欲，毋施于人”的句式，我想出了一句，叫“己所不能，毋苛求人”，即自己做不到的事，不要难为别人。——既然自己当了官也做不到清正廉洁，凭什幺要求别人做到呢？
何况，唾味是淹不死fu败分子的，不如把精力省下来，去思考、探索一些比较有意义的问题，比如，fu败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幺？许多人把fu败的根源归结为体制，那幺，体制不合理不健全的根源又是什幺？更重要的是，用什幺办法去抑制fu败？应该由谁去抑制fu败？为什幺有些人对远在天边的fu败骂得很凶，对近在眼前的fu败却沉默不语，更不去抵制呢？老人家说过，“要斗争就会有牺牲”，灭耗子还得破费几元钱的耗子药呢，反腐无疑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如果大家都怕得罪人，不愿作出一点牺牲，如何取得反腐胜利呢？
年青时，一想起鸦片战争，我就恨英国鬼子，可是到了中年，我却恨起自己人来：如果不是极端的不争气的话，一个有着数万万人口的大国怎幺会惨败在万里之外的一个弹丸小国之下？我甚至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强国侵略弱国也是人之常情，直到今天，不也有许多国人把成吉思汉当成自己的祖先，并为其横扫欧洲的“辉煌业绩”而深感自豪吗？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所以鲁迅对旧中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国人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今天，在fu败分子和非fu败分子这一对矛盾中，我们这些数量占绝对优势的非fu败分子，在力量上却常常显示不出起码的优势来，人倒不值得我们深刻反省吗？落后就要挨打，愚弱就要被欺。所以，恨tan官不如恨自己。只有恨并深刻地反省自己，与自己身上种种劣根性*彻底的决裂，不再进行窝里斗，以一团一结的力量与fu败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才能看到光明的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