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14日，茅于轼先生将迎来他80岁的生日。几个经济学爱好者发起为他的生日征文，我想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茅于轼先生的文章对我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让我有很大的启发。他能够在文章之中举一些生动例子进行阐释经济学理论，并且对现实问题进行解释。他的文章就好比讲故事一样，没有高深的理论，只有浅白的例子，比如他的《生活经济学》等着作。
我对茅于轼先生是充满崇高的敬意，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打动。茅于轼先生是一个追求真理和自一由的人，因此他成了宣扬“价格万岁”的勇士。价格能够最优分配资源，但是正确的价格如何产生？他认为，无非两个途径，一个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由“圣明”的中央制订，一个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由市场自己决定。他在文章《伯乐比千里马更难找》说到，“韩愈和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因为千里马固然难找，伯乐同样不好找。哪匹马是千里马，只有伯乐才知道，可是谁是伯乐呢？如果有两个人都说自己是伯乐，他两所看中的千里马又不同，由谁来判定谁是真伯乐，谁是假伯乐？”固然伯乐可以一眼看出千里马的本领，节省了很多费用，但是为了降低辨别千里马的成本而寻找伯乐的代价将是更大的，即使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也未必找到真伯乐。既然世上无伯乐，那幺理性*的选择就是不再寻找伯乐。因此，茅于轼先生的观点是，“要找千里马就要让每匹马都有机会表现自己，在实践中发现它。”简单来说，就是让这些马出来跑跑，那幺我们就便知哪匹马是千里马了。当然，让每匹马都有机会表现自己也是需要成本的，这可以理解为市场的交易费用。计划经济体制固然可以降低市场的交易费用，但是增加的组织成本却是惊人。在这种情况，我们就必须两害相权取其轻，取其利皆用之。
价格理论在经济学上是极其重要的，价格理论贯穿整个经济学理论。价格反映了资源稀缺程度，指导一切的生产活动。如果人为干预价格，就等于向人们发出错误的信号。价格上升，需求下降，供一应增加；价格下降，需求增加，供一应减少。这个供求定律本来就是常识，可是胡说八道的学者却很多。举例说某种特殊商品需求是刚性*的，价格就会对该需求失灵，无论火车票价格多高，都要回家，其实这都是谎言。从茅于轼先生的文章之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他在宣扬“价格万岁”。他反对春运火车票不涨价，反对保护耕地政策、主张这些问题必须通过价格机制解决问题。尽管他的直言引来很多骂声，但是他始终坚定做宣扬“价格万岁”的勇士。不管别人如何评价他，都改变不了他对真理和自一由的追求。他说过，真正经济学家应该是一个自一由主义者。这句话，对我影响是深刻的。
茅于轼先生能够打动我，我想主要有两点。一是他的经济学功力，他能够将理论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从而解释现实问题，从简单问题上折射一出经济学理论最深刻的地方。我想这点，就没有必要在这里进行宣传了，他入围30年最具贡献十大经济学家就是最好的证明。二是他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这点从他的文章就可以看出来。他在《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文章中说，“就事论事而言，我也不认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确实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尽管我当时对什幺是资本主义，或者初级阶段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的右派言论中确实主张猪肉买不着就应该涨价等等。如果说我当时并不错，所以要平反，那幺那时候的共|产|一党一就错了。可是至今也没有谁说那时候的共|产|一党一是错的。所以要对我平反，在逻辑上还有没搞清楚的问题。”
作为80岁老人的茅于轼先生，他成为宣扬“价格万岁”的勇士。我想一定是来自他对自一由主义、对自一由市场的信仰，对于真理执着的追求。或许，把这篇文章作为生日礼物，我想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希望能够为“价格万岁”发扬光大而承担了一份责任，为中国体制改革而尽一份力量，这就是我送给尊敬的茅老师的生日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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