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治国者必先治官然后治民，官不治而民可治者，从古至今，没有出现过。治国者犹如人的大脑，官员犹如人的心腹藏器，民众则如人的手足。对于一个人来说，大脑、心腹藏器、手足，三者缺一不可。缺了其中一样，都将不是一个完善的人、一个健康的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治国者、各级官员、民众也是缺一不可。缺了其中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称之为国家。
人的思想欲付之于行动，必由大脑思维，然后通过心腹藏器传输信息，最后由手足完成动作。对于手足来说，没有大脑指挥的运动是患了帕金森症。比如小一平同志晚年就受这种病痛的折磨。对于大脑来说，没有手足来完成的思维只能是神经质。尼采对改造社会有很多很好的设想，却无法实现，最后也只能疯掉完一事。对于心腹藏器来说，其主要作用是上传下达，沟通协调，将最高决策贯彻下去。如果没有大脑指令与手足配合，心腹藏器也只能是一堆蠢蠢蠕一动的蛆虫。
治理国家的目的是要让广大民众能安居乐业，而不是让官员们先富起来，而手中拥有公权力的官员们最能利用手中公权力而率先致富，因而古时皇帝必先治官，官不治则民乱，民乱则国家危矣。
中国古代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深谙治官之道，但她的方法过于简单：就是利用几个她十分信任的酷吏，比如来俊臣等，对那些她不信任的官员进行监督，稍有风吹草动，便将其送入深牢大狱或者直接杀头了帐。武则天这样评价自己的治官方式，她不用担心没人做官，天下想做官的人多的是，前面的杀了，后面的立即会补上来，甚至于后面的巴不得前面的犯了事给杀了自己好升上来填空。好比是飞蛾扑火，明知是死路一条，却依然前赴后继。足见官一场的诱一惑力有多大了。
明朝太祖皇帝朱元璋出身寒微，从小目睹地方官吏的贪腐凶残、老百姓的艰难困苦，登基之后，下大力整顿吏治，开了在朝堂上杖杀大臣的先河。
上面两位算是能治官的皇帝了，在其治理时期，政治也较为清明，百姓生活有一定的改善，但他们却不能算是善治官者。
能治与善治的区别在于，能治官者虽有治官的魄力，但却没有将官员的作用发挥出来。善治者则既能让官员臣服，又能让其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其作用。
汉高祖刘邦算是善治者中的一员。刘邦与其手下大将韩信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刘邦问：你说我能将多少兵马？
韩信说：大王能将兵十万。
刘邦又问：那幺你呢？
韩信说：臣多多益善。
刘邦不高兴地说：既然你比我善将兵，那为什幺你成为了我的手下呢？
韩信回答说：大王不善将兵，但善于将将。
事实上也如同韩信说的那样，刘邦自己带兵打仗的时候，每战必败，而手下大将韩信每战必胜，最后在垓下一战定胜负，消灭了与之争战四年之久的宿敌项羽，从而奠定了其汉朝四百年江山的基础。刘邦善于治官的本领不仅在其生前，在其死后更是发挥得淋一漓尽致。刘邦死后，吕氏摄取了最高领导权，眼见刘氏江山就要改姓吕氏了，刘邦生前的大臣陈平与周勃站了出来，一文一武，平了吕氏，稳定了刘氏政权。这也不能不说是刘邦善于治官的结果。
善于治官的还有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早年起兵，东征西杀，协助其父李渊打下江山，而后又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取唐王朝的最高权力。按常理来说，出身行伍的李世民应当治国用铁腕，但事实上正相反，无论是对待他的大臣还是敌国，他都一副菩萨心肠，用怀柔政策去感召，于是有了历史上少有的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唐盛世，史称贞观之治。
上述的几个皇帝算是治官有道的了，所以在位时期无不政治清明，百姓生活安定，国家繁荣富强。
至于那些治官无道的皇帝，历史上也比比皆是。在这个时期，皇帝暗弱，或者后宫当权，或者宦官当权，或者大臣当权，无不政出多门，朝令夕改，贪腐成风，民不聊生，人心思乱。
今日社会，亦往日社会之延续；今日之官一场，亦往日官一场之延续；今日之民众，亦往日民众之延续。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代领|导|人一毛一|泽|东教导官员们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以建国初期社会经济得以快速发展，民众生活逐步改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官员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贪一污致富的，有受贿致富的，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致富的。那些傍着官员们的人也率先富了起来。按小一平同志的理论，这些人应该带领大家共同致富，然而事与愿违，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并不能带大家共同致富，相反却携带大量钱钞漂洋过海，到发达国家去作寓翁去了。据相关报道，陕西省一位省级官员将其妻子及儿女都迁居国外，只有自己一人在国内，被戏称为“裸一体做官”。这种“裸一体做官”的人有多高的工作责任心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作为治理国家的最高当权者，首要任务不是治民，而是治官。
2009-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