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希特勒为了拿下巴尔干翼侧以成功入侵苏联，控制地中海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迅速攻下希腊。1941和1942年的冬天，大约20万希腊人死于饥荒和寒冷。
“二战”中，希腊72%的抵抗力量属于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阵线。但1944年末，丘吉尔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要求以承认罗马尼亚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来确保英国在战后希腊的地位。10月，在希腊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英俄签订著名的《“百分比”协定》，将希腊划给了西方阵营。
战争结束后，西欧国家迅速进入战后重建，希腊人却被牢牢地绑在“冷战”的战车上。共产党与政府的内战于1946年爆发，直到1949年才结束。在1944至1962年期间，美国对希腊的援助中有近43%用于军事，其援助的首要目的是在地中海加强美国的军事影响力。凡重要的军事、经济或政治决策，希腊都要获得美国的许可。这个小国在北约承担的任务是，一旦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发生世界大战，其职责就是拖延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军事进攻。
齐奥瓦斯教授告诉我，对于希腊人来说，“欧元实际是国家欧洲身份的象征”。总理齐普拉斯曾说：“欧元不仅仅是金钱，它是希腊人的护身符，只有在我们加入欧元区时，我们才真正觉得自己是欧洲人。”但债务危机使希腊身份变成疑问。“从危机之初，外国媒体就开始发问：‘希腊人是真正的欧洲人吗？’2015年1月，齐普拉斯造访莫斯科。西方评论家又开始质疑希腊的‘西方属性’。他们说，希腊和俄罗斯要结成新的东正教联盟了。他们回到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中去，说‘希腊的亚洲味道更浓’。”
债务危机中听命于欧元集团的五年，让希腊人仿佛又回到过去。总理齐普拉斯在公投之前的动员大会上说，投票“不仅决定我们是否留在欧洲，更决定我们是否能够有尊严地、平等地生活在欧洲”。也就是在这种情绪的鼓动下，希腊人决定说“不”。
但很显然，希腊并没有决心和意愿真的告别欧洲。公投前，在接受澳大利亚公共广播网ABC采访时，总理齐普拉斯说，在2001年加入欧元区时：“我们已经摧毁了印钞机——我们已经没有印钞机了。”
齐普拉斯曾试图利用俄罗斯来逼迫欧元集团接受希腊的要求。他访问莫斯科，暗示俄罗斯可能成为希腊的“B计划”。“冷战”之后，作为巴尔半岛上唯一具有欧盟、西欧联盟和北约多重身份的国家，希腊依然是西方国家防御巴尔干、东南欧和东部地中海危机及冲突的前哨基地。按照北约的部署规划，希腊属于其在巴尔干和近东地区的前沿防区，战时可以此为据地，封锁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出口。但事实上，“冷战”结束后，希腊再也不是南欧社会主义国家包围下的一根楔子，它的战略地位在“冷战”结束后大为缩减。况且，受困于石油价格的俄罗斯是否还有介入希腊事务的实力？俄罗斯同意和希腊合作，把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的输气管经土耳其修到希腊，再给其他欧洲国家供气。但这个时间和合作细节都未敲定的20亿欧元项目实在难以与“三驾马车”手中的525亿欧元相提并论。
“希腊人唯一的王牌是‘退出欧元区’。”丹尼·罗德里克指出。但这一威胁的有效性建立在两种情形的基础上：第一，德国和欧元区其他成员国将希腊的退出视作巨大的风险。第二，希腊人必须相信，重新使用德拉克马后，希腊经济将比现在更好。现在，一些观察家认为，希腊退出的溢出效应是可控的。希腊是一个小国，欧元区已经在过去几年里建立防火墙，其他国家未必会被它“传染”。当然，事实难以预期。欧元区依然存在发生多米诺效应的风险，德国和其他债权人并没有兴趣逼迫希腊退出。
退出欧元区也许是一种选择。不少经济学家都认为希腊的经济可能从贬值的德拉克马中受益。2011年，阿根廷宣布放弃与美元1∶1挂钩的汇率机制，从而引发比索贬值。在熬过两个糟糕透顶的季度后，经济快速复苏。但是，风险同样巨大——退出欧元区意味着希腊将在至少一段时间内面临金融孤立，需要进行资本控制。一切政策和价格的不确定性都可能对经济造成更严重的冲击，使失业率进一步提高。
5日的公投，希腊打出了自己最后一张王牌。在6天的口舌之争后，11日凌晨，希腊议会拿出一份新方案，授权总理齐普拉斯与国际债权人进行最后的谈判。养老金改革、提高税收以及私有化——这份方案与债权人提出的援助方案相差无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