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里程碑，而不是灯塔
1933年，爱因斯坦放弃了他在柏林市区的住所，以及他在柏林西南边波茨坦附近卡普特心爱的避暑宅子，永远离开了德国。他乘远洋轮“威斯特摩兰号”抵达纽约港。那时的他，已经54岁。当柏林在纳粹体制之下没落为文化平庸的城市时，他也过了自己的巅峰，在普林斯顿的移民学者生涯里，他的政治和道德见解始终比研究成果更受瞩目。正如他曾对一位朋友悲叹的那样：“一个人只有在年轻时才能发现真正新颖的东西。后来他越来越有经验，越来越著名，但思想却越来越僵化了。”在广义相对论之后，他的确变得僵化和固执起来。他拒绝量子力学，经年累月地尝试提出一种统一场论，想将量子力学纳入一种更加决定论的框架，但最终没有成功。他一生都抵制着量子力学领域的概率和不确定性的观念。他曾对波恩绝望地说：“一个暴露于辐射的电子竟然会凭借其自由意志，不仅选择跃迁的瞬间，而且选择它的方向，我认为这种思想是不可容忍的。要是这样，我宁愿当皮匠，甚至是赌场中的雇员，也不愿做物理学家。”那些曲解相对论终结了自然中的确定性和绝对性的人，在这里也许能得到爱因斯坦的回应。在他看来，相对论导向的是基于四维空间结构的对确定性和绝对性的更深刻描述，而量子力学才是只能通过概率来描述的不确定性。
在宁静的普林斯顿，夜幕缓慢垂下。在科学领域，他最后一次几何方面的突破，没有任何人追随，此后，他也再没有任何新的突破来为他的最终几年增添光彩。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微妙地评价爱因斯坦是“一个里程碑，但不是一座灯塔”，意为人们赞叹他的伟大成就，但极少有人在事业上追随他。他开始专注于尝试贬抑那些当初帮助他行动的力量：受马赫启发为狭义相对论建立舞台的实证主义;把普朗克的量子观念当成一个真实的现象，而不仅是帮助计算的工具;追随波兹曼提出概率在物理学中必须被认真看待;为塑造新的量子动力学埋下种子的研究。政治上，他为突然闯进世界政治舞台的物理学建立框架。一方面，他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利用原子弹击败德国;另一方面，他签署了一项要求全世界解除核武器的宣言。这也是他在公共舞台上的最后一幕。他的终极猎物仍然是对统一场论永无休止也从未成功的追寻，以及找出哥本哈根学派对量子力学诠释的哲学上的漏洞。他把这场追逐视为个人荣辱。在探索统一场论的过程中，他一直没有获得像引力与加速等效，或同事的相对性那样令人信服的物理洞见，仍然在抽象的数学方程中苦苦摸索，没有航标灯为他导航。他对朋友悲叹：“这就像置身于一艘飞艇中，虽然可以在云端游弋，却看不清如何才能回到现实中的地球。”
逐渐地，他从自己建立的物理成就中脱离出来，在隐居生活中追寻统一场论这只巨大的野兽。自从到了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所，他再也不曾造访欧洲。他从不开车，也不搭飞机，朋友圈日益缩小。提出不完备理论的数学家哥德尔是他小天空中明亮的星。他之所以每天会去办公室，是因为路上可以和哥德尔聊天。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天才。爱因斯坦建立体系，典型的是相对论;哥德尔推翻体系，他的不完备定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数学公理系统中总存在至少一个在该系统中无法判定的命题：我们既不能在有限的步骤内证明其真，也不能在有限的步骤内证明其伪，这就打破了以希尔伯特为代表的公理化一切的学派的梦想。普通人会觉得哥德尔证明了公理的局限性，或者说，证明了数学功能的有限性。对哥德尔来说，他的定理还有更深的内涵。他证明了任何公理体系内有限步骤逻辑推理的有限性，从而意味着存在不可在有限步骤中证明的“真理”，把握这些真理不是逻辑步骤能够做到的事情。
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再也享受不到当年在柏林时，将他屏障于种种丑恶事物之外的知识精英间的深厚情谊。到了晚年，他坦承，他与包括妻儿在内的亲密关系都失败了。1934年，当他的妻子爱尔莎与前夫所生的女儿伊尔莎因为癌症在巴黎奄奄一息时，他拒绝陪伴妻子前去探望。他的第一位妻子米列娃在苏黎世极度抑郁地孤独死去时，仍不能原谅弃她而去的爱因斯坦;他们未婚生下的女儿丽赛尔，则消失于世间的迷雾中。长子汉斯和他的关系一直很疏远，即使移民到美国后也依旧如此，直到他老年时才有所改善。有天赋的儿子爱德华后来得了精神分裂症，后半生在精神病院中度过，而他的父亲从未探视过他。1939年，他的第二位妻子爱尔莎病危时，爱因斯坦非常忧伤。疼爱和保护着他的爱尔莎死后，爱因斯坦的宇宙向内坍塌。
在他76岁的生命终止前，爱因斯坦对自己成为过于巨大的象征感到不好意思。1955年，他到达生命终点前的一个月，他向比利时的伊丽莎白女皇私下吐露：“对我一生研究成果过度夸大的崇拜，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他死前一天，向人要来他最新版本的大统一理论文章，并且做了一些计算。他没有为了延续生命而战斗。他告诉秘书杜卡斯：“极尽人事去延长生命是缺乏品位的。我的本分已尽，该是离开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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