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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八十年代头的春天里，那时农村已经开始分田到户了。我是分完田后生的。母亲总说我是吃他们口粮长大的多余孩子。一出生，就没给我派田地，这令儿时的我有些抬不起头来，觉得活着就是在占人家的便宜。我问过母亲，我说，分田地的时候，你怀着我呢，肚子那么大，怎么没想到跟我分田地呢？母亲说，还分田地，没把你引产引掉就算对得起你了，为生你，把我们家都罚穷了。这更加令我气短，我说，你都怀上我了，还要把我引掉，怀上我了，还不跟我分田地，我在你肚子里就不是人吗？母亲说，政策来了就是这样子的。我还追问母亲，母亲被问得不耐烦了，说，你长嘴了，你自己去问东平大伯，问他怎么不给你分田的？东平大伯是我们村的村长，他有一脸麻子，我很怵他，自然不敢去问了。
小时候家里穷，当然，现在也很穷。以前家里还是土砖房的时候，堂屋与伙房中间有道腰墙，是用竹枝编扎的，我们管那道墙叫壁夹墙。每逢过年时，壁夹墙就会糊一层新的报纸或是年画上去。一般糊的都是父亲积攒的《人民画报》，那上面啥都有，有《西游记》连环画、有《红楼梦》里的画像。我每天搭个凳子上上下下地找画儿看，我从那道墙上知道了有个叫厦门的地方，那里渔家女子都戴着尖尖的斗笠穿蓝布白花小褂；知道土家族的服装叫西兰卡普，他们喜欢跳摆手舞；还知道中国黑龙江有种鱼叫大马哈鱼，那些堆积如山的金灿灿的鱼籽令我直咽口水，想象着要是下炉子，咂，该是多美味啊……后来上小学，学到一个成语叫家徒四壁，不知怎的，我的脑海里就闪现出这道壁夹墙来。
父亲是村小学的校长，他的衣服口袋里总是插着几支钢笔，他还是村里唯一穿皮鞋的人，每天出门前都用鞋油刷子把皮鞋刷得铮铮亮，而且天天都穿袜子，灰的、黑的、酱色的。我很喜欢父亲的讲究，逢到走亲戚或是到人多的地方，我就会挣脱母亲的手跑去让父亲牵着，我觉得父亲比村里其他人要高级。母亲说我是势利眼的麻雀，打小就知道往高枝上飞。
每到过年，我们家总是最先请裁缝，父亲与奶奶年年都是从里到外一身新。奶奶总说她做衣服是为了装老。装老就是死后要穿的衣服。母亲烦不过，说，年年预备死，年年又不死，不是瞎糟蹋钱嘛！
父亲对穿要求颇高，量体裁衣，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不像母亲，做衣服总是要求大一号，预防天冷，好在里面多加几件。我和哥哥一般是没有新衣服的，都是拿父母的旧衣改制，即便是改的我也喜欢。那个缝衣服的师傅和他的媳妇都是心灵手巧之人，他们会在我的衣服上缀上荷叶边和蝴蝶结。那些不能洗去的污渍和烟烫的洞洞，裁缝媳妇都会打上个花补丁，那花补丁打得别出心裁，或是葡萄串，或是小花猫。每次轮到给我做衣服的时候，从裁缝师傅给我量尺寸起，我就会守在缝纫机旁，连声催促，好了没啊，可以穿了不？或是在裁板下给裁缝媳妇捡零碎布头。我钻进钻出跑上跑下，猴急猴急的样子，总会招来裁缝和他媳妇的呵斥。裁缝说，嘿，小丫头片子躲远点，小心我把你的手指缝进去了；裁缝媳妇说，哎哟，您走开点，裁板都快被您顶翻咯。奈何不了的时候，裁缝媳妇就会提高嗓门嚷嚷，麦先婆，您看您这个孙女儿，把做夹袄铺的棉花全薅散了，您来管管。奶奶应声而出，管管的方式就是把我从裁板下拖出来，在屁股上打俩巴掌。她打我，我便打她。我打她，她就会呼天抢地地唤我母亲，慧玉，慧玉，你来看看你娇的儿，敢还我的手了。母亲一出来，朝我一瞪，我就蔫了，灰溜溜顺墙角找我的小跟班去了。裁缝媳妇挤眉弄眼地说，我道这妮子天不怕地不怕呢，还是有怕局的嘛。奶奶说，没点怕局得了，早上天称王去了。
小时上学，成绩不好，无论老师讲什么于我都像听天书，总想着逃学，可父亲从没有让我得逞过一次。我装过病，一大早的我便嚷嚷着头疼发晕，父亲拿头往我额头上一抵，说，不烧。又摸脉，说，脉象也好，不像有病，装的吧。我顿时双颊发烫，我忘记父亲年幼时跟爷爷学过些医道的，虽不精，但普通的头疼脑热还是能诊治的。父亲看我红着脸不说话，微微一笑说，带病上学的话，可以享受到一块鸡蛋糕。看在鸡蛋糕的面子上，我赶紧穿衣起床。
六月天里好不容易早晨下场瓢泼大雨，家里雨具少，只有一把花伞，那是父亲的专用。再就是一件雨衣，母亲说哥哥大了，知道要好了，雨衣是要给哥哥穿的。轮给我的便是母亲雨天下田的斗笠和蓑衣了，那劳什子我是断不穿的，一见母亲拿出蓑衣来，我便在地上打滚，哭道，不穿野人的衣服。母亲说，外公织得这么好的鬃毛蓑衣怎么是野人的衣服呢，妈妈还穿呢，妈妈难道是野人？但是不穿就是不穿，母亲没法，只得去隔壁给我借，但隔壁家比我家还穷，借的伞一撑开，像踹翻的鸦雀窝一样，我自然也不肯打，眼看着我又要倒地了，父亲拉着哥哥逃也似的出了门。我哭喊道，我不去上学，不去上学。父亲在竹园里回道，不去上学试试，老子把你的腿给你打断。我犟不过父亲，便向母亲求援，可是在这件事上，母亲的态度比父亲还要强硬。母亲说，下刀子也要到学校去，不读书将来有什么用。奶奶在一旁叭着烟，不紧不慢说，不读书也行，明年给你捉头猪回来。我说，呸，我不读书，我也不喂猪。母亲好说歹说才把书包哄到我的肩膀上，我打着那把烂伞，穿着母亲如船一般的雨靴，一路哭到了学校。
教我数学的是位胡子都白了的老教师，说是从街河市向上中学调来的，也就是次勋舅爷爷创办的那个学校。姓哈，戴着眼镜，上课前就站在教室门口叭烟弹，直到上课铃响，他才掐掉揣兜里走进教室。我很怕他，听母亲说他坐过牢。在我看来，坐牢的都是杀了人的，是坏人。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因为打成了“右派”才坐的牢，并不是坏人，更没杀过人。
令我惧怕哈老师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教我数学。我对数学很恐惧。小学三年级了，十以内的加减法都得靠掰手指。光一加一减还能勉强应付，如果再一乘一除，还打个括号，我就彻底晕菜了。读一年级时每逢上数学课，我总是惶恐地趴在窗口喊父亲救命，现在再喊让人看笑话。看起来这个哈老师是个顶不好说话的人，他待我极严，总喜欢点我回答问题，我不举手他也点，完全不遵守规矩。这不得不令我在他的课堂上时刻保持警醒，精神高度集中，不敢走神半刻。他惯用的法宝就是“猜题回家”，所谓“猜题回家”就是每到放学时，他就夹着作业本进教室。作业全对了的同学可以回家，错了的就留下来，留下的同学一个个去他那里猜测是哪些题做错了，猜错了就要挨打，猜对了还要把对的解题方法演算一遍才可以回家。我就属于经常被他留下的人。他的竹条子我不知挨了多少次，手都被他打肿，连筷子都拿不住。但全家没一个人可怜我。他们看我哆嗦着用筷子，龇牙咧嘴疼痛的样子，他们就会说，打得好！还说要提鸡子给哈老师吃。所以对他的作业我不敢不上心，不敢不认真，期末考试，数学从未及过格的我破天荒地竟考了个九十分。母亲连连感叹道，公办老师就是公办老师。
我问，什么叫公办老师？
母亲说，公办老师就是国家干部，是吃皇粮的老师。
我问，那爸爸是不是公办老师呢？
母亲说，你爸爸不是公办老师，他是民办老师。
我说，我爸爸是校长呢，校长怎么不是国家干部？哈老师还服爸爸的管呢。
母亲不耐烦地说，哈老师一个月四十块钱的工资，你爸爸一个月二十块，人家比你爸爸多一倍的钱，你爸爸的工资是村里给的，哈老师的工资是国家给的。
我顿时为父亲的身份感到难过，他的体面与光鲜是附着的，没有根基，民办老师，一听就给人灰尘扑扑的感觉。那一刻，我有些失落。身为校长的父亲实际上就是一位农民。
次日里与我那些小跟班们玩，都不敢太嚣张。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哥哥便告诉我，腰店子小学的转正指标下来了一个，爸爸可能要转正了。我从草垛上“吱”一声溜了下来，说，真的吗？哥哥说，我是昨天晚上听爸爸跟妈妈讲话才知道的。我说，昨天晚上他们讲话了？我怎么不知道。哥哥说，你哪天夜里睡得不是鼾是鼾屁是屁。这倒是的，好几个晚上，我明明是跟母亲一起睡的，可是醒来后总发现是在父亲的怀里，有时候他们连床都给我换了，我都不知信。
不过，这真是个好消息，父亲终于要成为国家干部了。我又开始得瑟了，又开始霸气外露了，我组织那帮跟屁虫们玩“扮皇帝”，皇帝当然是我了。我命他们到堰里采荷叶，在荷梗上插一根抽了穗的芭芒秆戴在头上，这便是顶戴花翎了。我贵为天子，装扮自然繁复些，不光有荷叶，还有一串串藕断丝连的荷梗，还有荷花。我端坐在草垛旁举行登基仪式，臣子们口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父亲回来了，问坐在门边吸烟弹的奶奶，莺妮子呢？一个暑假我看她就没一天落屋。
奶奶说，她现忙着南面称帝呢，还落屋？你去问她还知道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不等她把姓玩忘记了。
父亲在门口叫我，我的臣子们却大力纠正我父亲，说，不准叫莺妮子，要叫皇上。
奶奶顿时喷出一口茶来。
父亲呵呵大笑，说，那朕还是太上皇呢。
父亲给我十块钱，让我赶趟集，去镇上割斤肉，买些卤猪头肉回来，还吩咐奶奶烧水杀鸡。我问为什么，父亲说，晚上有客人来吃饭。
从那次以后，我们家隔三差五就会来些客人。听母亲讲这些客人大多是周边学校的公办老师，还有一些是教育组的人，是可以帮父亲说上话的人。那段时间，我们家总有人捎些野鸡、野鸭、麂子、野兔之类的野味过来。夜里，这些做好的野味就会被奶奶或者母亲装在耳锅里，摆在堂屋一角的煤炉子上，煮开后，那个鲜香，可以绕梁三日。客人来齐后才开饭，但是奶奶、母亲、哥哥和我都不入座，四人在厨房里就些腌菜，或是拌些汤之类的吃点饭。父亲和客人在堂屋高谈阔论，觥筹交错，他们一个个吃得浑身冒汗，酒香菜香熏得他们满面红光。父亲还时不时在前面叫着，慧玉，洗点白菜来下。慧玉，弄一盘卤豆腐来。慧玉，再弄盘辣椒炒鸡蛋。而母亲总是迅速执行，做好后，热情洋溢地端出去。
这样的请客持续了近半年之久，期间父亲大醉过十次，小醉过三十次，还与一位客人发生过争执，那位客人是我们本家还未出五服的一位伯伯。那天有教育组的人在，伯伯说，我教了这么多年书，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们这样把我撇下，我不服，你们缺德。
父亲说，这个小学是我一手建起来的，不是“文革”，我正规把师范读完，断不至委屈在一个村小沦为民办老师。这几年，我带毕业班，小升初在全乡蝉联六年冠，这些我不说，领导心里都知道。伯伯声泪俱下，说，我盼了多少年，熬了多少年，我就是为了等这一天。春耕秋收冬播，田里的事一大堆，我都没理，我每天早早来到学校，从教十多年来，我没有迟到过一次，更没有为农事家事请过半天假。我总是说，田里荒了只一季，学生荒了是一生，我，我今年都五十啦，知天命的年龄都来了，这次落实不了，我还有多少时间来等，来熬啊……伯伯已然说不下去了，端着酒杯低着头，任凭双肩抖动。父亲也红了眼睛，那一刻他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些迷茫。半晌父亲才说话，他说，大兄，我少时爹爹就没了，妈脚踏肩膀四个孩子，孤儿寡母地把我们拉扯大不容易。她小姐出身，田里的事一件都拿不起，为了我读书，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我上师范没钱，也没粮食，我妈远行一百里，到别的地方去讨米要饭，才为我凑齐了口粮。我上了一年半的师范，我妈就讨了一年半的米，你知道讨米是怎么讨的吗？敲一家门，无论施舍不施舍，都要跪下去给人磕头的。乞讨的滋味不好受，她要面子，别人的白眼在她看来跟刀子一样。你今年五十了，我妈快七十了，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只想让我妈在闭眼前看到她儿子能成为公办老师，她当年的米没白讨。父亲说到这里也哽咽了。而在厨房坐着的奶奶却是满面泪水。
母亲安慰说，您哭什么，我们日子都到亮处来了。
奶奶说，我哭我当年的米没白讨。
那天的饭吃了很长时间，深更半夜了，我还打着电筒陪母亲到菜园子里荇菜。等客人散时，父亲已是酩酊大醉，还有几个客人走路也是摇摇晃晃，那位本家的伯伯却被奶奶留下来了。奶奶说，永科，一笔写不出两个祝字，别为了一个转正的指标伤了弟兄情分，我叫永泽让你。
伯伯说，大妈，这是工作上的事，您就不要操心了。
奶奶说，永泽在你面前毕竟是小的，你是大哥，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关键的时候还是要你挺一挺呢。
伯伯说，大妈，我们都喝多了，您就早点睡吧。谁都不是从树木孔里炸出来的，我家高堂上也有老母亲呢，今年八十四了。
奶奶说，永科，你是麻子吧？
伯伯突然一惊，气焰顿时矮了半截，脸也由红转白，半晌才说，多谢大妈提醒，我知道了。说完就走了。
母亲说，好好的，您提那做什么？他爸爸正是关键的时候，您不说不栽花，反倒栽些刺。
但是，时隔不久，父亲就成了公办老师了，而且还从小学调到了镇上的中学。我以为我们很快就会搬到镇上去，在学校四处散布言论，说我要与她们分别了，弄得她们十分羡慕我，但是等了好久也不见动静。我跑去问父亲，我们什么时候搬到镇上去？父亲说，谁说要搬啊？我说，你不是转正了吗，你不是成了吃皇粮的，那我们就不是农村人了？父亲呵呵大笑，说，腰店子住着不挺好的吗？
我顿时哭了起来，为父亲一人得道，我们不能随着一齐升天而感到伤心。我怎么跟同学交代啊，那群小势利眼们，听说我要去镇上了，这几天都极力讨好我，向我献殷勤，陡然说去不成了，还指不定会有什么样的嘴脸呢。那段日子我更加厌学，在学校的每一天我都过得诚惶诚恐，羞愧难当。但时间一长，就淡然了。唯有那个伯伯却对我变换了态度，以前他每次见到我，都会摸摸我的头，抱抱我以示亲昵，可现在他见到我跟没见到一个样，我有时叫他，他也不理。自己热脸当众贴了冷屁股，令我觉得羞辱同时也自卑。
我责问奶奶，你为什么要当他的面喊人家麻子呢？
奶奶说，不用麻子提醒他，你爸爸能顺利转正吗？
我说，为什么？
奶奶说，他小时候出天花，快死了，是你爷爷一服榔头药给救活的，虽然落了一脸麻子，可是命却保住了。这方圆几十里的麻子都是你爷爷给的命，所有的麻子对咱家都怀着情分。他倒好，关键时刻，阴里明里地使绊子，别说是一家的兄弟，就冲了他这一脸麻子，他也不该啊。
奶奶又说，本来麻子是命换的，不该揭他的伤疤，可是不揭能行吗，为了能转正，他三天两头往教育组跑，听说还找到了县里，对你爸爸转正的事百般阻挠。我不敲打他，他还真就敢忘了本了。他一个初中生，不是你爸爸当初把他弄到学校来，他连民办老师也当不上，一个月二十块钱呢！
从此在学校里再见到那个伯伯，我也像没有看见似的。
但是，到了下学期，那个伯伯担任我们的班主任，上学才半个月，他就开始催缴学费。以前上学有父亲在学校，从来没人管我要过学费，现在父亲不在学校了，他们突然管我讨学费，这让我手足无措，令我很难为情。我很要面子的，我打小就不愿欠着别人什么。我说，欠学费，您找我爸讨去啊，他每天晚上回家都会经过学校门口。
伯伯说，读书交学费天经地义，这事对事不对人，以前你爸爸在这个学校，我们学校当然会找他，现在他不在这个学校了，我们当然只找学生，难不成欠学费的，我们老师还都去找家长啊。今天下午第一节课，欠学费的同学就不要上课了，什么时候要来了学费，什么时候上课，没钱给句话也行。
我走在去往中学的那条灰扑扑的马路上，热辣的太阳当头照着，我的内心却一片冰凉。在那个暑气腾腾的中午，我终于理解了奶奶说的什么“人情似纸”、“世态炎凉”，也终于理解了母亲嘴里时常哼哼的“人一走，茶就凉。”忽然感到一阵酸楚，眼泪顿时充满眼眶，但我努力忍住。
跨进中学的大门，看着那条笔直宽阔的，两旁种着梧桐树的林荫大道，我就无端胆怯，巨大的操场、贴着瓷砖的教学楼、用钢筋焊接的校训和朗朗书声，还有爬杆、双杠和铁环等这些庞然大物在空旷处矗立。这里的一切似乎更接近“知识殿堂”的说法，只有在这里，我才会对我的成绩单和不及格的考试卷感到羞愧。我的父亲在给他的学生讲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趴着窗户，父亲显然看到我了，但是他没有出来，我也不敢直接就进去。在中学，我的父亲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师，而且还是新来的，父亲所处的环境，使我不敢造次。下课铃响了，父亲大步走出来问我来干什么，是要逃学吗。我哭着说，学校把我赶出来了，说我没缴学费。我看见父亲当时的脸色有些青，眼睛发直，嘴巴皱着，那是父亲生气时的模样。
父亲没钱。他的裤兜每天都被奶奶拾掇得干干净净。他向他的学生借了几张信笺纸，从衣袋兜里取下笔，给我的班主任写了封信。开头是，永科吾兄，父亲写得很潦草，我看不大懂，但是他用的劲很大，不少地方都被划破了。我将这封信递给本家伯伯，伯伯看后，脸色也变得铁青，他说，你跟你爸爸怎么说的，什么叫我逼你交学费了？我逼了吗？我没做声，哼，不拿钱不让上课，这跟逼有区别吗？隔壁班的在上音乐课，扯着嗓子唱《娃哈哈》，我莫名一阵烦躁，什么花园的花朵真鲜艳，什么和暖的阳光照耀在身上，狗屁！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自己像花朵过，为几个臭钱不让花朵上课，谈什么鲜艳。
若干年后，我们长大成人，在父亲去世后的一个除夕夜里，我和哥哥围坐在火炉边守岁，我们一起回忆了很多事，其中包括父亲转正一事。哥哥说，其实爸爸的转正光靠考试是没有用的，那长达半年之久的请客吃饭也是极其关键的，所以，任何时候都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而我却不能认同，我不愿承认父亲的转正真的跟那些喷香的酒饭有着巨大的关联，这对父亲是一种污辱。但是，那时那么多的民办老师，转正的指标只有那么三四个，谁是优秀的谁又是不优秀的，考也决不出胜负。尽管我极力排斥哥哥的说法，但是我的内心不得不承认，父亲的转正与那些长久的请吃不能撇得那么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