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完了这些话，好像力气已经耗尽了，就停下来泪眼婆娑地望着我们。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话安慰她，我就说：“婶，你别多想了，我看龙锁两口子还是挺有出息的，也一定能把日子过好的。再说，我们两家的关系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跟龙锁哥哥又是从小就一起长大的，就是有什么事，我们都会互相帮忙的。”
其实龙锁只比我大两岁，桂芬比粉莲大三岁，我们结婚早，当时我的大女儿已经两岁多了。因为我多念了几年书比他见多识广些，又是他的“父母官”，因此平时相处，倒好像我是他的大哥哥。
龙锁妈咽气的那天已是暮秋，队里正忙着秋播种冬麦。那时还是土葬，龙锁请人用一副床板和一扇老屋房门为给妈妈拼凑了一口薄皮棺材，又跟队里预付了些钱、粮，才将老人入土为安。
妈妈死后，龙锁两口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艰难。因为操办丧事预付了队里一些钱、粮，当年分红时没分到一分钱还倒欠队里几十元，本来口粮就不够吃，每月还要被队里扣掉一些，家里又拿不出钱来买青菜胡萝卜之类的代食品，每至月底都要断几天炊，那时候大家都困难，在粮食方面谁也帮不了谁，就是临时跟人家借一点，下个月分了粮也是要还的，否则以后就不好意思再去借了。后来我跟队长商量了一下，暂时不扣他家之前预付的粮，结果还是坚持不到月底，主要是两个大口扯不住，又没钱买代食品。提起钱，他家那时可真的是一文不名，妈妈得了病时就将一条半大的猪子卖掉了，现在连几只母鸡都养不起来，有时家里买一盒火柴的二分钱都没有，烧饭时都是拿一个草把到我家灶膛里过火，有时风大，点着了的草把在路上被风吹熄了，要反复好几回。
那时候，队里好像总有干不完的农活，主要是社员出工不出力，大家都是混日头混工分，因此社员们天天都要上工，而且天天都要起早带晚，天没亮时，队长就挨家挨户地叫门，先是叫人起来烧早饭，接着就派工、喊工，以前龙锁妈妈还在时，都是将早饭煮好了再喊小两口起来吃现成的，现在几乎都是龙锁煮三顿，粉莲从小就被她妈宠着，睡惯了懒觉，又因为是老夫少妻，丈夫都要把婆娘当孩子似的宠着。
那年冬天，每个队要抽出六七个大劳力上大型河工挑河，我跟队长说：“不如安排龙锁去挑河吧，工地上每天有一斤几两米的补助，还能补到几角钱零花钱。”后来龙锁果真去了。我原以为这样安排能够解决他家的粮食困难，哪想到我是犯了一个错误，那年冬天，粉莲在家耐不住寂寞，红杏出墙了。
三
龙锁走后个把多月后的一个晚上，桂芬悄悄地告诉我：“好像这几天粉莲有点儿不正常，龙锁刚走的那会儿，她三天两头往娘家跑，我还替她高兴，隔三差五地到娘家去混几天饭，家里的口粮就够吃了，不过这些天不往娘家跑了，老看到二侉子有事没事地往她家跑，有时捧个粥碗也要转过去搭几句寡话，不晓得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听了开始并没在意，后来在一个漆黑的晚上，果然看到了一个个子不高胖敦敦的黑影子熟练地撬开了她家的大门，反手又将门关上，人进了里就再也没什么大动静了。从那身材上看，是二侉子无疑。后来村子里也有人说，二侉子走了桃花运搭上了龙锁家的“痛”婆娘，两人正打得火热，夜夜不空房。据说这情况还是二侉子本人在外面“摆方子”（方言，显摆的意思）不经意间说出来的，已经成了村里公开的秘密。
二侉子也是我们队里的人，与我同龄，住在村子中间一处破败的大瓦房里，家里有一个三十大几岁的哥哥和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妹妹，因为他爸是富农，弟兄俩至今都没娶上媳妇。二侉子家姓陈，小名叫二小，小时候特别皮，十岁出了头时还光着屁股在巷子里跑，邻居们就都叫他二侉子。我们那里都把北方人叫“侉子”，将南方人叫“蛮子”，不过在地区划分上是很模糊的，我们家乡地处长江北边，有时也常被北方人叫蛮子，被南方人叫侉子。习惯认为，与儒雅文弱的南方人相比，北方人更剽悍豪爽一些。不过，这种称呼是含有贬义的，通常是指这个人既邋里邋遢又不拘小节。
这几年，二侉子倒是一点儿也不“侉”了，他有一套“相亲服”，穿起来仪表堂堂的，好像换了一个人。他年年都要相好几回亲，大都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谈几天就谈黄了。他本人的条件倒是挺不错的，中等个儿，胖胖的圆盘脸，人也机灵，干起活儿来从不卖奸，还是驾牛耕田的一把好手。让他觉得伤心的是，就连同是富农家庭出身的姑娘也都不肯嫁给他。其实也难怪，那时出身不好的人就是二等公民，干的都是些苦活脏活，工分给多给少连屁也不敢放一个。哪像那些贫下中农出身的人，有时还敢对干部发发牢骚。
自从粉莲嫁过来后，二侉子的那套专门用于相亲的服装，就成了常服，有时男劳力与妇女一起干活时，他也穿得整整齐齐的，小分头也梳得服服帖帖的，与龙锁站在一起，就好像龙锁是他的大叔，有人说，他是穿给粉莲看的，他是在想她的心思。这次龙锁出去挑河，听说要到过了春节才能放工，客观上为二侉子攻城掠地创造了极好的机会。事实印证了龙锁妈妈的担忧——“烈女怕闲夫”，一来二去的，二侉子就得了手，而且两人都相见恨晚如鱼得水，轰轰烈烈得一发不可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