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认为缺乏铁路是导致中国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于是决定大力修筑铁路，首先修筑津卢（天津至卢沟桥）、卢汉（卢沟桥至汉口）两线。其中卢汉线工程较大，清政府原拟向富商招股，实行官督商办，但当时清政府信誉扫地，华商“各怀观望”，无人问津，不得已只好举借外债。1896年10月，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设立铁路总公司，以大官僚买办、天津关道盛宣怀为督办大臣，统筹卢汉铁路的修建。
另一边，帝国主义在甲午战争后开始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各国列强通过开工厂、办银行、筑铁路、租海港等侵略手段，划分势力范围，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攫取中国的主权。借款筑路的消息一经传出，美、英、法、俄、比等国的公司派代表蜂拥来华，竞相兜揽、施压。张之洞认为其他国家胃口太大，而比利时是个小国，钢铁资源丰富，铁路技术成熟，最主要是他们“于中国无大志”，比较让人放心。
经过谈判，清政府最终与比利时人达成了协议。1898年6月，《卢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和《卢汉铁路行车合同》正式签订，清政府向比利时公司借款400万白银（实际上这笔借款的五分之四出自法国）。该合同规定，筑路工程由比利时公司派人监造;所需材料除汉阳钢铁厂可以供应外，都归比利时公司承办，并享受免税待遇;在借款期限30年间，一切行车和技术管理权均归比利时公司掌握;此外，比利时公司还要求从每年的运营利润中，提出20%，作为他们管理铁路的酬劳金。这使中国不仅完全丧失了铁路主权，还在财政上受到巨大损失，为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债款关系掠夺中国铁路权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
1906年4月1日，连接北京与汉口的全长1214.49公里的宏大铁路干线—卢汉铁路正式全线通车运行。因力主修建这条铁路才被派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与直隶总督袁世凯一道验收该项工程后，卢汉铁路正式被改称为“京汉铁路”。
京汉铁路位于我国中央腹地，是连贯河北、河南和湖北三省的大干线，北连政治中心北京，中经地处我国中部的河南，南接商业巨埠武汉。湖南、湖北是有名的粮仓，河北、河南盛产煤炭，南粮北调，北煤南运，都要依托这条铁路。显赫的地理位置和沿途富饶的物产给京汉铁路的运营带来了丰厚的收入，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具有非同一般的军事、政治、经济意义。然而，这条铁路从上到下的各层总管、督工等手握权力的职位，都由修路借贷方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充任，其薪俸最高者每月的收入竟相当于中国100名普通工人每月的薪资总额。处于铁路最底层的普通工人每天工作10小时，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却赚着最微薄的工资，“生老病死无保障，劳动伤残被踢开”的现象成为常态。
陈桂贞跟随丈夫谋生的江岸是京汉铁路南段最大的中心段。这里有江岸车站、机厂、工务段、电务段、公务修理厂和材料厂等铁路单位，居住着近3000名铁路工人。在亲友和同乡的帮助下，林其庄进入江岸机厂当锅炉工，林元成辗转到河南信阳火车房做升火工。林祥谦夫妻二人同林其庄还有其他福建籍工人均居住在江岸车站北边一条狭窄的小街—福建街上。江岸地势广阔，但到处是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臭水塘，低洼不平，杂草丛生，每到夏季长江水涨，这里便是汪洋一片。福建街两边，大部分都是些工人自己搭建的简陋小木屋或两层小木楼，楼上楼下住满了铁路工人和家属，拥挤不堪。而没成家的铁路工人则是住在主管工头家里，五六十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睡觉，炕上连破席子也没有，臭气扑鼻，尘土呛人;吃的能有小米、红薯及杂粮做的稀饭或窝窝头就算不错了，粮食不够的时候就用红薯叶替代，三餐不成改两餐。吃住行没有一样好的，陈桂贞却一点怨言也没有，甚至还很满足—和心爱的人相守，再苦的日子也能尝出甜滋味。1917年7月，他们迎来爱情的结晶—女儿林漢玉呱呱坠地。
尽管生活艰苦，但林祥谦乐于助人的性格始终如一，经常无私帮助工友。妻子陈桂贞也有着淳朴善良的道德观，对丈夫的种种义举，总是默默支持。
江岸的近3000名铁路工人主要来自湖北、福建和江浙一带，他们按照地缘关系分别结成了湖北帮、福建帮、三江帮三大帮派，此外还有天津帮、上海帮等组织。其中，势力最强大的是湖北帮，成员基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正所谓“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在大开大合、大旱大涝、巨热巨冷、又辣又咸的特殊环境下，湖北人骨子里烙着“顽强”二字，同时也有怼天怼地的屈原之风，恨不得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工人们常常被军阀官僚以小恩小惠挑拨利用，帮会间的矛盾错综复杂，不时发生械斗。林祥谦率先冲破帮派界限，不管哪个省籍的工友有困难，他都全力相助。
那一年，端午节刚过没几天，女儿林汉玉正发着烧，家里一文钱也没有了，陈桂贞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时，林祥谦放工回家，急匆匆地进屋抱起一床棉被就走。陈桂贞问：“你拿去做什么！”林祥谦一边走一边说：“拿去当。”陈桂贞以为是卖了给女儿治病，催他快去快回。林祥谦说：“湖北人白师傅的儿子得了绞肠痧，没钱治病，教会医院又不肯收。我把棉被当了给他儿子治病。汉玉头痛脑热不要紧，等爹回来弄点土方子吃吃就会好的。”陈桂贞点点头，说：“绞肠痧是急症，耽误不得，你快去吧，汉玉有我在。”
过几天，林祥谦下班回家问陈桂贞：“家里还有没有米？”陈桂贞说：“还有十来斤。”林祥谦找到一个口袋装上，提起就往外走。父亲林其庄心中纳闷，追问：“阿德，你不抽烟，不喝酒，又不赌博，每月挣的工钱都到哪里去了？现在，我们家里连三顿稀饭都快喝不上了，你还把这些米拿去做什么？”林祥谦说：“爹啊！穷人有难要相帮，我们一天有三顿稀饭，人家已经两三顿没米下锅了。”一旁的陈桂贞劝道：“爹，您就让他去吧，不然他晚上觉都睡不着。我们还有一点红薯叶，可以再扛扛。”然后默默地帮丈夫系紧袋口，嘱咐其路上慢点，别撒了。
另一个大雪纷飞的寒冬，林祥谦要当掉自己的棉外套来给工友治病，但这一次，陈桂贞毅然制止了，说：“你要在外面做工，这么冷的天没棉衣怎么成？”转身进屋脱下自己的棉衣递给林祥谦，“把我的棉衣当了吧，我平时在家穿薄点不碍事。”他把锅里预备自己吃的窝窝头装在篮子里，顶着寒风出门给生病工友送去。
陈桂贞对丈夫的支持不仅体现在生活上不遗余力接济工友，对丈夫工作中面临的大是大非亦能明辨是非，出谋划策，是其坚强的后盾。
一天，陈桂贞正在家里拾掇和汉玉一起捡回来的碎煤渣，见林祥谦一脸愁容地回来了。询问之下，林祥谦叹口气，摇摇头说：“洋厂长杜拉克因为无故克扣工薪引发了怠工斗争，便使出缓兵之计，明着答应发还工钱，可转身就开除了八名工友，这八人又全是湖北的，这还不够，他还放话说要升我做机器房的大监工。然后派手下人到处煽风点火，说什么‘湖北人遭难，福建人升官，湖北帮个个怒火中烧，恐怕会有一场大战啊！”陈桂贞听完，明白这又是洋鬼子耍的离间计，一面督促丈夫找人商量对策，一面连夜挨个找熟悉的湖北女眷，对她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军阀打仗是为了争地盘当土皇帝，咱穷人也打，真是讨饭的看不惯讨米的，打来打去还不是穷工人自己遭罪？海上无风不翻船，江中无风不起浪。洋厂长故意挑起帮派械斗来转移我们斗争的视线，以便赖掉我们被扣押的工钱，到时又可以借口死伤了人，工厂要重新招工而狠狠捞一笔油水。你快跟当家的说说，我们可不能上当啊！”第二天起，陈桂贞继续在湖北街挨家挨户做着女眷的思想工作：“五年前湖北人和福建人的械斗中，许多儿子失去父亲，许多妻子失去丈夫，许多母亲失去儿子，这次，我们还要重复流血的悲剧吗？人死了不能复生，千万想清楚啊！”湖北女同胞普遍洁身自爱，并且独立自强，敢爱敢恨，在大是大非上绝不含糊，在驾驭男人、经营家庭方面更是一等一的好手。她们听进了陈桂贞的话，转身回家就吹“枕边风”去。最终，在陈桂贞带领部分工人家属，配合林祥谦联合的工人骨干同心协力下，湖北帮和福建帮双方都认识到资本家的险恶用心，也得知林祥谦非但没有答应当大监工，还顶了离间者一鼻子灰。一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流血冲突被成功化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