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伍传统的接续可能是合理的解释之一。1291年，十字军东征最终宣告失败后，圣约翰骑士团以罗德岛作为根据地选择坚守。若非采取海盗式的生存方式，能不能存留下来都未可知，更别说对奥斯曼土耳其的扩张进行有效掣肘了。曾经的生存模式，应该早已把海盗的基因深深根植。
不过，这种解释的说服力是有限的。骑士们立国之后，依然理直气壮沿着海盗之路我行我素，只能从信仰上找根源。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出于精神和心理上的某种偏好，“有国”的骑士们不可能会选择“为盗”的。
答案也许在400多年前。
1095年，时任教皇乌尔班二世决定发动一场针对伊斯兰教世界的宗教战争。在法国的克莱芒，他发表了一场富有感染力的演讲：“……我以我主赐给我的权柄郑重宣布，所有参加圣战的教徒，如果他不幸牺牲，不管是战斗中还是行军途中，主将会赦免他的一切罪过……现在，我以上帝的名义要求你们马上行动起来……”
正是这段话，给了十字军无法无天的特权，也给马耳他岛上的骑士们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坏榜样。
只要初衷是为了上帝，一切罪恶都可以一笔勾销，往往会变成，只要口口声声说为了上帝，一切罪恶都可以一笔勾销。衣服前后绣着十字、身份五花八门的宗教战士们，逐渐发现，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听起来更崇高、环境更宽松、负罪感更少的“致富门道”。且不说首先有教区各国的税收供养作支撑，本为人不齿的蓄奴、劫掠、盗取所得，亦一概因乌尔班二世的慷慨赦免变成“纯利润”，堂而皇之化身为他们在各地规模宏伟的庄园和大放高利贷的“资本池”。这些收入的规模，与教区各国的税收供养相比，可绝对是大巫见小巫的量级。
始自1096年，迄至1291年的8次十字军东征，最后愈来愈沦落成闹剧，不仅出现了荒诞至极的儿童十字军，还成为输送海盗的“预科班”，一直是让人困惑的话题。如此看来，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马克思的《资本论》有一段著名的话：“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贪欲本就有冲破一切束缚的力量，何况对十字军而言，根本没有什么束缚。圣战的旗号下，无法律、无罪行，束缚自然更是空空如也。
难怪，上一次十字军东征失败帷幕刚刚落下，下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队伍又汹涌而至；也难怪，战归的十字军将士投身做海盗的人竟络绎不绝，更有极端者，东征途中就浑然忘了教廷赋予的使命，“径把自己当海盗”。
三大骑士团中，圣约翰骑士团出现最早，十字军东征伊始便成建制，基本上全程见证了十字军200年东征的沉沉浮浮，受十字军东征文化的熏染之重可想而知。动辄数万、十数万的大军尚且无法自制，何况马耳他骑士国只不过是一支散漫惯了的小规模志愿军队伍。
只是，马耳他骑士们立国后这般无所顾忌，示范效应实在太过恶劣。16世纪到18世纪，私掠海盗盛行英、法、西、荷等国，与之不能说没有一点关联。欧洲海盗船大都海盗旗、圣旗一起飘扬，海盗们则一面在胸口划着十字、一面无恶不作，与之示范效应也不无关联。
及至1798年6月11日，当拿破仑·波拿巴率军攻克马耳他岛，将骑士团“武功废尽”后，整个欧洲人心大快。虽出于地缘政治方面的考量，俄罗斯、英国等也曾对骑士团残部伸出过援手，可是，马耳他骑士团国，再没有争取到实质的领地。由此可见，骑士们的海盗行径是多么“失道寡助”。
而事实也惊奇地巧合，仔细对照，从马耳他骑士团国“失国”开始，几乎同步，欧洲海盗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告别了纵横三大洋的“黄金时代”。
孔志国 北京一见智库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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