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宇：社会学家，也是发起微信公众号“赛先生”的3位科学家之一，先后任职于密歇根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2009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著有《分类数据分析的统计方法》《科学界的女性》《婚姻与同居》《美国的科学在衰退吗？》等。
被自然科学家引为同类的社会学家
谢宇的研究方向之一是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即“不平等”。研究它们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客观地对它们进行描述与评估.微博上，他说，“我只不过做了个不平等的学生。”这个“学生”的一场“学习笔记”讲座，两小时，46张幻灯片，他分析：与过去或是与类似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在近些年达到了很高水平。然而，基于对中国社会的几个观察，包括不平等由集体导致、文化中以业绩为基础的不平等传统，许多中国人认为不平等是经济发展必然的副产品（虽然这是不对的），所有这些导致了中国民众对不平等有较高的容忍度，他最终得到一个“慎重结论”：“至少在可预见到的将来，我不认为不平等问题本身将会导致中国社会的政治与社会动荡。”
这位讲者说：“认识社会的不平等，认识不是认同，认识是一种中性的、没有偏见的态度。要把不平等这种社会现象，作为一种独立于人、独立于研究者主观意识的客观现象进行研究。”
这是一位被自然科学家引为同类的社会科学家，擅长统计学，他说，他主要做的是“实证研究”，意思是，基于证据的研究–实证的反义词是先验。谢宇在讲座中提到的数据，主要来自他正在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简称CFPS）。该项目自2005年开始筹备，2008、2009年开展了试调查，2010年正式调查，用16000户家庭、超过4万人的抽样数据来了解整个中国13亿人的状况，目前已完成了3轮全国性的调查。
对描述中国社会的数据，2013年《科学》杂志上的一篇社论曾评价道：“中国是一个‘数字驱动’的国家，收集各种数据是中央政府历史悠久的习惯，在这里有‘数字出官’和‘官出数字’的文化。”在那篇文章中，包括CFPS在内的数个针对中国社会各个角度与层面的大规模全国性或地区性的调查，被认为是学术界打破官方“数据垄断”的努力，文章盛赞了这类调查的独立性。对谢宇而言，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社会变化深刻而复杂，很需要学术研究，学术界对此却了解甚少，这是他希望改变的现状。在一篇写给《社会》杂志的介绍CFPS的论文中，谢宇和他的同事在开头引用了社会学家斯坦利·列伯森（Stanley Lieberson）的一句话：“社会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它提供信息的能力。”
论均值之无意义
论及社会学，谢宇说，“我们研究差异性。”这句话中隐含的对个体的崇尚，往往让听者印象深刻。然而，就这句话本身而言，它只是客观地描述了谢宇所从事的社会学研究的某种特性。在这位社会学家眼中，一个人不仅是他自己，还是整个社会环境的产物。“人与人都是不同的，不仅仅是指每个人都与其他人本身不同，还指每个人被与别人不同的环境、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所包围，这些也都与其他人不同。我所感兴趣的是个人如何相互不同，如何被他周围的人、环境和社会结构所影响，以及个人的行为反过来如何影响社会结构。”
现代科学从柏拉图开始，柏拉图把世界分成两种，“本质的世界”与“形成的世界”，后者是我们常见的世界，而前者，是从后者中抽象出来的永恒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长久以来，一直有人希望在社会科学中寻找这种永恒的、真理性的东西，他们找到了“平均值”。当样本足够大时，我们就能够很准确地通过平均值来预测一些现象。还有人提出了社会物理学，这个学派认为，社会物理学要研究“平均人”，一个从整个社会人群中抽象出来的平均值的集合。
当然，这是在19世纪前。19世纪后，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各个学科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受柏拉图影响而产生的社会物理学的平均人是忽略变异，“达尔文的进化论则强调个体间的差异，假如每个孩子和他的父亲或是母亲都是一样的，这个世界就不会有变化，更不会有进化。”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把这种想法移植到了社会科学中。高尔顿认为，均值不是万能的，它只能反映很小的方面。高尔顿更关注于研究变异与共变：变异是个体间的不同，而共变体现的是个体间的相关性，比如父亲的身高与儿子的身高的关系。相关之外，还有回归。父亲高，儿子却不大会一路高上去，高到一定程度，便会向均值方向倒退，这便是回归。类比于社会变迁，相关与回归便可以描述为：“再好的人家也会出败类，再不好的人家也会出凤凰。”在涉及这类问题的研究中，很显然，“平均值贡献有限，个体的特性、差异才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1976年中学毕业，1977年考上大学，像那一代的所有人一样，根据国家需求，谢宇被分配到上海机械学院（即现在上海大学的一部分）的冶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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