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宇：我不同意你给的定义。硬件限制不应该成为定义。我们传统的方法是用少量的随机抽样的数据来代替整体的数据，比如我们的CFPS，用16000户的家庭、超过4万人的一个抽样数据来了解整个13亿人的状况。这是个经济的办法，通过随机抽样得到的小样本，我们可以推算出整体信息。我的定义是：“大数据”是指不是专门为了研究收集，而是本来就有的现代社会工作和生活中自然产生的数据。因为这样，大数据可能会很薄，只有很少的几个变量。我的看法很简单，数据都是好的，数据是信息，大数据很好，有数据总比没数据好，但要用好。
在这里，我还要泼点冷水，因为大数据这概念最近太火了，我现在差不多跑哪儿都有人跟我讲智库，讲大数据，但大多数人，包括很多官员，对大数据理解不一，也不太懂。你要知道，做任何政治性的建议都是不容易的，都需要有很坚实的基础科学底子。有很好的大数据作为依托来做决策，但这里面有个麻烦，你的能力如果小数据都做不了，就要急着做大数据，那就麻烦了……数据的研究方法不像手机，iPhone 6出来了，iPhone 5就淘汰了。社会科学的量化方法没有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好的研究是好的问题和合适的方法的结合，没有捷径，必须从基础做起。做大数据得先从小数据做起，先做好小数据，再去搞大数据。任何数据，包括大数据，都有局限性，不懂装懂，以为有大数据就自以为什么都知道了是危险的。
自然科学家代表着中国社会最进步的力量
人物周刊：谈谈你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立场？
谢宇：我觉得，中国的意识形态与西方的意识形态不是一回事。中国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主流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没有真正的左派和右派。
人物周刊：你是怎么想到要去做“赛先生”呢？
谢宇：我跟饶毅认识了很多年，我很欣赏他，虽然我们在第一次交流时并不是很愉快，但我一直认为，他是个很正直的科学家，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比较高。他们几个人来找我，他们希望“赛先生”不仅仅是提供自然科学的东西，也能够提供一些社会科学的东西，反映中国社会科学的变化，我也很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从社会的需要来看，中国现在和将来最需要的不一定是自然科学，而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但中国目前做得好的主要是自然科学。我认为，中国的自然科学家代表着中国社会最进步的力量，是中国的整个社会最积极的一个阶层。而中国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对比较弱，社会影响小。自然科学家，特别是海外回来的自然科学家，他们多数有几个特点：第一，他们有尊重事实的职业习惯，有更好的客观性；第二，他们有更好的独立性；第三，自然科学家更国际化。所以，自然科学家往往要更诚实和有远见一些，包括对很多社会问题，他们的看法往往很值得听，很多都超过社会科学家。
（感谢北京大学张春泥、社会科学院於嘉对本文提供的帮助。本文部分参考了谢宇著作《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
本刊记者 李珊珊/编辑 郑廷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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