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的现场，一百多号二十上下的年轻人，跟着陈永龙和原住民一起唱《美丽岛》。习惯了听台湾歌者唱的马世芳，第一次听卷着舌头的普通话跟着唱“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感觉奇妙无比。“一首历尽沧桑曲折，与台湾近代历史种种颠簸紧紧相连的歌谣，竟以陌生的口音，隔着两代人的距离，从彼岸‘回放’。那些本已烂熟的词，倏然有了全新的意义。”
文青
“一看就是那种有教养的人家出来的孩子”，是马世芳给人的第一印象。谢军说，问马世芳什么，他都会用缜密的思维和理性分析来回答，表现对对方的尊重。
去过罗斯福路的郭小寒说，一进马世芳那间狭窄的录音棚，心“嘎登”一下就静了，全给过滤掉。“原木桌子上摆着他喝的咖啡，围巾、相机，叠放整齐。那个小空间，就像塞尚的画一样。”
《听说》片头里，走过斑马线的马世芳手上提着一只帆布包。来大陆，他依然带着这个古早物“走江湖”。不细看的话，瞧不出布包已经磨得快起毛。
“那是在京都买的，文青们都会去买帆布包的店。厉害的是在这买的包终身保固，要是磨穿了、板断了或者钉子掉了，寄回去，老师傅帮你维修，弄得服服帖帖，收很少的工钱。”他拍拍布包，有点叹服和感动。
有趣的是，或因为酷爱音乐和文学，布包的主人近年还得了个“台湾首席文青”的名头。聂永真说，“这样浮夸的称谓，总有人制造。他自己会觉得很土吧。”叶美瑶则笑了，“这在台北朋友圈里绝对是个嘲弄之词，笑人文艺腔，笑人品位跳不出中产，尤其隐含着笑人已经错过或者终将错过一班班商业社会里你争我夺的富贵列车。不过且慢，大陆朋友们好认真，他们不是想笑，他们用起这个名词，带着的是仰慕、钦佩、好奇甚至崇拜的语气。”她接着说道，“说马世芳是台湾第一文青，当之无愧。他非常学生气质，老文青。”
在叶美瑶看来，马世芳有父亲和母亲的家学，“所以他比我们更早开始‘练功’，只是他自己不知道那是练功而已。”
陶晓清和亮轩对两个儿子特别开通，从不要求成绩功课如何。“他们提供所有一切所能够让我们长见识的材料，电影、书。”十三四岁时，家里并不宽裕，爸爸妈妈“咬紧牙”带他们去日本世博会，看到全世界最大的液晶屏幕和会画画的机器人。因为“太精彩”，两个小男孩自愿放弃了去迪斯尼的机会。这样杂糅并蓄的教育，让马世芳在喜爱瘂弦、莫言的同时，也对生命科学充满兴趣。在北京沙龙的模拟《听说》讲述环节，谁也没料到，他要讲述猫王和英文歌曲中的blues元素，会拿一幅巨大的蓝月亮作为开场–那正是头一天未被很多人在意的天文景观。
在自在氛围里长大的马世芳“人见人爱”，他却说长大后看到自己9、10岁的样子，会很讨厌：“因为他好卖弄，讲话又老气横秋，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还会先观察一下周围的反应，不会伸手就去拿。不见得多么算计，而是习惯做个乖巧的孩子，也没什么叛逆的动力。”
别急，长到十五六岁，马世芳也和同龄人一样，“开始长毛、冒青春痘，每具身体都压着一座活火山。”
1980年代中后期，台北的课室外激腾动荡。正上高中的他原本戴着耳机，听着20年前的西方摇滚，浑然不知台湾流行音乐也正迈向史无前例的高潮。但随着耳机里传来罗大佑的《亚细亚的孤儿》，一切都改变了。
“刹那间我想通了，这首歌唱的从来不是那障眼的副标‘致中南半岛难民’，而是我们自己的历史。这发现狠狠震撼了我，实际上这早已是许多资深乐迷心领神会的秘密。”马世芳猛然发现自己似乎错过许多。他加入校刊社，“足足请了八百堂公假，在那间破败的社办学会做完稿、骂脏话、吸烟，以及用抽象的语汇论辩一些既搞不懂又不能不为之血脉贲张的主题–诗、革命与反叛、时代精神，还有生命的意义。”
在台大读书4年，他投入最多的是一份叫《台大人文报》的校刊。他与学长、精神导师黄威融曾在通宵营业的“人性空间”小茶馆浪掷无数吸烟长谈的夜晚，也曾骑着机车去“校园书房”巷口小摊吃凌晨开卖的当归猪脚汤。“时间简直多得挥霍不完，却又焦虑，恨不能一夜学会所有武功秘籍，一口气解决所有国族社会文化的难搞问题。”
跨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