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胜利，白先勇随家人从重庆回到上海。蓄须8年的梅兰芳重新登上舞台，一张票的价钱在黑市上卖到一根黄金。白先勇家则是有人送来几张票。他随家人去看了梅兰芳的《游园惊梦》。这是他写小说《游园惊梦》最初的由来。
陈若曦与白先勇不同，她并不是一个喜欢伤怀的人。“我性格急躁明快，多阳刚而少阴柔之气。我的多愁善感多在国家前途和社会公义上；我写作目的在赚稿费，不在抒情。”陈若曦说。这是理解陈若曦的关键，用“知识分子”来定义陈若曦更合适，而不仅仅是作家。
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在新生南路上，陈若曦碰到白先勇，谈起老师夏济安。夏济安彼时将去往加州伯克莱中国研究中心，他主持的《文学杂志》面临停办。陈若曦和白先勇都非常喜欢这本杂志，这是他们发表文章的园地，停办之后，如何是好？
陈若曦描述了当时和白先勇之间的对话。
“杂志少了夏老师，会不会办不下去呢？”
“很难说，”白先勇表示了挂虑，“如果不办下去，真是可惜哪！”
“可惜没有钱，”我一时异想天开，“要不然，我很想办这样一个杂志。”
白先勇沉吟片刻，随即兴奋地表示：“钱，我也许有办法。”
白先勇果真有办法，他筹到了钱。“据说是他分到了一部分家产，把钱借给一家工厂，以利息来养杂志。”
那时办杂志需要政治审查。白先勇找了父亲的熟人去申请，他自己便做了发行人，社址登记的是他在松江路的家。
下午，陈若曦带我们走到台大文学院一楼的外文系。周末，走廊空旷，阳光斜着穿过窗玻璃，照到地板上。最里边的房子原本是台大外文系图书馆。“我们那时办《现代文学》，主要就是在这里啦。”陈若曦指着关着的门对我说。
《现代文学》虽然师承《文学杂志》，但却一心要超越《文学杂志》。当时“现代主义”是时髦的文学风潮，于是有了“现代”的标榜。《现代文学》第一期的封面就是卡夫卡，此后陆续推出了伍尔夫、托马斯·曼等等现代主义作家。
陈若曦和班上一群兴趣相投的同学早就经常聚在一起，由于大家来自天南地北，就称作“南北社”。《现代文学》不设主编，而是成立了“现代文学编辑委员会”。委员会以南北社成员为骨干，包括白先勇、王文兴、李欧梵、陈若曦、欧阳子、戴天等人，高一届的外文系学长刘绍铭、叶维廉等也被邀请加入。
那张台大外文系学生组成的“现代文学编辑委员会”的合影出现在许多地方，包括台湾的教科书里。这也许是台大学生最著名的合影之一，这张照片里的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持续地影响着华人世界的人文领域。
既然都叫“现代文学”了，陈若曦也开始学着模仿现代主义写作技法，写了一篇小说《巴里的旅程》。这篇小说刊登后，许多人说看不懂。陈若曦此后再未尝试如此“现代”的写作，她的作品完全倾向“为人生”的现实主义。
细读《巴里的旅程》，其中出现了“追寻”的人，这样的追寻，作为“人”，都似曾相识。
“你从哪里来？你又往哪里去？”吐出一口烟，其中一个盘问他。
“我从这边山里来，往那边山里去。”巴里比着手势回答。
“哈，山里来的，你正好可以充当一下我们辩论的裁判。”青年扔掉香烟，坐直身子说：“是科学，还是宗教，可以挽救20世纪的人类？如果你拥护前者，我准敲掉你的脑袋，可是你若投后者的票，他不会饶你。”
被指的一个狠狠地扫他一眼，霍地从身旁拿起一瓶酒，对着树干敲掉瓶塞，高举对巴里说：“灵长目的后代，北京猿的子孙，为‘人’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为我们永不绝灭的绵延，为那瞬眼即将来临的征服宇宙的成功干一瓶吧！宗教，那算第几艺术呢？来，为‘人’存在的永恒价值好好庆祝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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