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中国和法国建立了邦交，正在商谈法国航空直飞中国事宜。陈若曦和段世尧便计划从美国去欧洲，然后搭乘法航去大陆。
他们来到欧洲，游历了许多国家。其间，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拍下了大量中国文物照片，希望让中国人明白这些文物在哪，将来好找回来。在巴黎卢浮宫，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10月1日，中国驻法国使馆举行酒会，陈若曦和段世尧也被邀请参加。会上见到黄镇大使，他跟他俩握手说：“欢迎回国参加建设。”
2015年10月5日，陈若曦担任主任委员的台湾《侨协杂志》开会，讨论最近一期的稿件。《侨协杂志》是台湾华侨协会总会所办杂志。现任理事长是陈三井，曾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他是法国巴黎大学博士。
陈三井在1964年到法国留学，那一年，法国和台湾断交。“使馆让我们这些留学生去帮忙收拾，扔掉烧掉很多东西。”陈三井说。台湾开始持续在外交上失去自己原有的领地。
1966年10月，法国航空开通每周一次直航上海的航班。陈若曦和段世尧买了机票，于10月16日飞上海。
飞机降落在虹桥机场时，两人都很激动。段世尧当即决定：这是新生活的开始，我要把这一天作为生日。“过海关要填表格，他真的把生日改为10月16日。”
但是，麻烦马上就来了。他们从西方所带的画册、照片、邮票、书籍，在机场过关时几乎全被没收光了。理由是充满“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
随后，他们从上海到了北京，住进了位于王府井的华侨大厦。
到北京不久，陈若曦怀孕了。在美国结婚后，他们一直避孕，为的就是把小孩生在祖国。当时的北京街头到处是标语，有一条是“锻炼身体，保卫祖国”。他们于是给自己的小孩取名段炼。
1967年初，陈若曦向人打听“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所在地，想去拜访“二二八”事件后离开台湾的谢雪红。
我们在台北参观了“二二八”纪念馆后，纪念馆的助理研究员曾德宜带我们去大稻埕吃午饭。汽车经过一条老街时，曾德宜指着窗外说，“你看，谢雪红当年就在那里开了一家书店。”
台湾年轻人知道谢雪红的已经不多了，大陆的年轻人知道的更是寥寥。许多人在看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时，说看不懂，大概是不懂魏博的历史。当年《悲情城市》上映时，许多人不懂在讲什么，这也是不了解“二二八”的历史。梁朝伟扮演的角色认识许多在山上闹革命的朋友，非常像是谢雪红队伍中的一员。谢雪红后来逃出台湾，在香港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再后来，到了北京。
北京的一个晴朗黄昏，我从王府井经过华侨大厦来到故宫角楼，那里挤满了摄影的人们。每到天气好的时候，都是如此。从故宫角楼沿着景山公园的围墙往北走，就会看到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所在地了。
陈若曦和段世尧在四十多年前，大概也是沿着这样的路线，走到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院子。他们看到满院子贴着批判谢雪红的大字报，还看到一个低着头正在扫地的女人。他们感到了紧张，不敢多问，赶紧离开。“我觉得那个扫地的女人就是谢雪红。”陈若曦说。
1973年，陈若曦从南京回到北京，打听谢雪红的下落，得知她已经在1970年去世。
祸从口出
陈若曦从她的电脑里找出一些当年回南京探望老朋友的照片。她在南京生活了5年，和一些当年的同事、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系。她和段世尧1966年回国后，在北京的华侨大厦住了两年，才被分配到了南京的华东水利学院（现在的河海大学）。
1970年3月，全国开始“清查516”，南京的高校也开始了。
华东水利学院有一位高干叫任秀兰，十几岁便是共产党员，丈夫是南京军区的人，她的声势一度很盛。可是遇到清算，马上被关了起来。被关的半年，她利用上厕所的时间，慢慢把原来钉死的窗户弄松了。某一天，任秀兰进了厕所没有出来，门打开后，发现窗户被打开了，她不见了。大家到处找，结果在很浅很小的粪坑里发现她把自己闷死了。“可见她当时求死的心是多么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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