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李俊，1964年生，四川金堂人。现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产品质量与安全法制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
在李俊的朋友圈里，不时会有人推荐德国的汽车、日本的相机。朋友曾送过他一只日本产的电动牙刷，用过之后，他的评价是：“实用性、舒适性高，而且精致。”当电饭煲、马桶盖因为被中国游客春节期间赴日抢购而引发热议时，李俊并不觉得意外，因为“需求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了”。
李俊是外经贸大学教授，一直关注产品质量及其相关立法。他的思考更多是和自己的专业结合在一起，“某种程度上，消费者是为良好口碑和质量管理买单。”
中国产品占被通报产品的一半以上
环球人物杂志：看到中国游客海外抢购的新闻时，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李俊：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是品质的力量，是消费者在选择。中国消费者在日益成熟，买东西的时候，很多人已经不再只考虑价格高低，而是更关注产品的安全性、可靠性、舒适性、寿命长短、售后服务等质量因素。
环球人物杂志：说到我国产品质量现状，您给打多少分？
李俊：乐观一点讲，70分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谁要是买一台日本的电视、洗衣机，那就不得了。这十来年，我们家电品牌已经起来了。还有我们的“神九”“神十”“蛟龙”号，没有数以万计的优质产品支撑，飞天下海是无法想象的。但另一方面，中国产品质量在整体上参差不齐，特别是给人的印象，老出事。无论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产品召回通报，还是欧盟非食品类消费品快速预警系统，中国产品都占到被通报的不安全产品的一半以上。
环球人物杂志：我注意到，您提到了安全，安全和质量是产品的两个层面么？
李俊：是的。安全是指产品的无害性，质量是指产品能更好满足需要，这就决定了政府的质量管理要有差异。现在有种共识：政府重点管产品安全性，把质量问题交给市场。怎么理解呢？政府只管食品、药品、化妆品以及其他日用消费品，因为这些和人的健康直接相关。比如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负责管理药品、食品、生物制品、化妆品等;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负责监管;也有专门的法律，如《食品、药品、化妆品法案》《消费品安全法案》等。
但我们现在主要还是行政监管手段。首先是面太宽了，什么都管。其次是多头监管，比如食品安全原来叫“九龙治水”，新的《食品安全法》二审稿出来以后，有人数了数，涉及13个机构。最后是分段监管，生产归质检，流通归工商，不易形成合力。
环球人物杂志：质量这个问题近几十年特别受关注。这个问题过去是怎么解决的？
李俊：在传统的熟人社会，靠的是口碑。而且工匠单独设立户籍，世世代代做这个东西。从春秋时期开始有“物勒工名”制度，工匠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他做的东西上，这也形成了一种质量追溯体系，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而且，传统社会里，多数人有信仰，生产假冒伪劣，良心要受到谴责。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属于国家，人们没有寻求经济利益的冲动，所以质量问题比较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