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赔胜诉的不到1/3
环球人物杂志：又快到3.15了。您身边的朋友有没有和您咨询维权的？
李俊：当然有。有的朋友买到假冒伪劣，气不过，就想打官司。一般我会帮他们分析，你可能获得的赔偿，以及你付出的成本，很多人听完就放弃了。无论是消法的4倍赔偿，还是《食品安全法》的10倍赔偿，赔偿额度都比较小;而且立案、举证很难，像食品安全案件，胜诉的不到1/3。
环球人物杂志：我们也有《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权责任法》，为什么维权还是这么难呢？
李俊：虽然我们有这些法，但立法的思路不是调动消费者维权，而是行政监管。
在美国、加拿大、欧盟、日本等国家，产品责任法很发达，鼓励消费者维权，对生产者、销售者形成很大威慑。只要产品存在超出预期的危险，消费者就能起诉生产商或经销商，获得赔偿。赔偿除了实际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外，还包括精神损害。
如果生产商、销售商主观恶性较大，还适用惩罚性赔偿。你明知道产品会出问题，估算下来，赔偿总共200万，改进要投入1000万。但你出于利益考虑选择赔偿，而不改进。那就加大赔偿，让你赔2000万。
环球人物杂志：在咱们国家，出了重大质量问题，会有机构介入，比如消协。但遇到数额比较小的赔偿，只涉及个别消费者，有什么国外的经验可供借鉴的呢？
李俊：美国有种小额法庭制度。消费者买几千美元的商品，可以在小额法庭起诉解决。周末也可以开庭，填张简单表格就行，证据要求也比较宽松，不需要律师代理，收费也很低，一次结案。因为很方便，消费者也愿意去起诉。同时，哪家公司的纠纷多、起诉多，产品安全性差，政府监管部门就会跟进调查。所以，这也是个联动机制，很有效。
日本产品如何从劣质到高质
环球人物杂志：日本产品质量是如何完成蜕变的？
李俊：二战前，日本产品被称为“东洋货”，是劣质货的代名词。二战后，美国启动了扶植日本的“道奇计划”，著名质量管理专家戴明受邀到日本，出书，开讲座，讲怎么提高产品的质量。国民经济在战后濒临破产，也让日本开始重视质量救国，不但引进美国先进管理方法，而且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提出了涵盖设计、销售、运输、服务等环节的全面质量管理理念。还设立了戴明奖，将每年的11月确定为“质量月”，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共同推动。上世纪70年代，日本已经能和欧美抗衡了。80年代时，美国已经感受到了来自日本的竞争压力，1987年通过了《质量促进法案》，推广先进的管理方法。
环球人物杂志：看来质量不仅仅是某个生产者的事情，而需要全社会的努力。作为社会一份子，我们能为质量做些什么呢？
李俊：我们的质量意识越来越强，但还没形成共同重视质量的社会氛围。假冒伪劣屡打不绝，很多时候，不是生产者能力达不到，而是利益驱动。所以，我们要改变物美价廉的观念，营造优质优价、低质低价的环境。只有让优质产品生产者有更好的收益，质量提升、质量安全才能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