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到2008年，小布什试图以整个第二任期来完成彻底改造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目标，无奈时乖运蹇，几乎一事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仅是原因之一，无形的政治战、心理战所需要的长期而稳定的资源投入、可靠的军事保障，以及破釜沉舟、不惜树敌的决断对进入第二任期的布什政府都是问题。提出“大中东倡议”原本是为了避免战事长期化，不料实施过程本身就成为拉锯战。中东各国原有的政权对此倡议不可能抱任何的支持态度。以2010年8月31日美军撤出伊拉克为标志，笨拙而昂贵的“大中东倡议”最终无果而终，只留下一地碎片。
相比之下，欧盟和地中海国家在大中东问题上并未提出如此宏大和不切实际的计划，其设想要更加可靠一些。1995年，在巴以奥斯陆和平协议的鼓舞下，欧盟和10个地中海沿岸国家启动了“巴塞罗那进程”，意图以地中海沿岸为中心，建成一个和平和繁荣的新中东。但在随后的10年里，由于欧盟扩张的中心放在了东欧和前苏联西部地区，实际上已经无力顾及“南下”政策。从1995到2005年，欧盟以捐款或贷款形式在地中海南岸的中东国家投入了约200亿欧元资金，但由于地理政治风险以及当地不完善的市场机制，从未取得显著效果。
平心而论，包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在内的欧洲大国在中东问题上并无统一的、全局性的政策。欧盟只是秉承其一贯思路，强调国际事务中的对话和协商，但对协商的最终目标则摇摆不定。这一点亦体现在当下的伊朗核问题多边谈判中。而“巴塞罗那进程”的诞生，主要是基于法、意等国对地中海能源安全线的关注；在更高层面，欧洲国家受联盟体制和军事实力的制约，难于脱离美国单独介入中东事务，更多是作为调和者的形象出现。
但欧盟的确考虑过接受伊朗作为中东地理政治“支点”的事实，以促使德黑兰融入主流国际社会。“巴塞罗那进程”的设想之一便是以欧洲与黎凡特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带动伊朗，最终化解西方世界与德黑兰之间的对立局面。而美国虽然在过去若干年里都兢兢业业地着手构建对伊朗的包围圈，但诸如进攻伊拉克这样的行动却在客观上强化了伊朗的地位——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什叶派在整个中东新月形地带的影响力弱于逊尼派，但自萨达姆政权倒台以来，什叶派已经在地区政治层面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什叶派占总人口90%的伊朗、60%的伊拉克南部以及深受真主党影响的黎巴嫩（什叶派占总人口35%）日益活跃，卡塔尔、阿联酋和沙特的石油出产省份也受其影响。
在政潮已经波及的国家当中，埃及、突尼斯、利比亚和叙利亚以往都是世俗政权占据主导地位之地；在政潮引发的动荡中，宗教力量无分派别，都力图寻求更大的政治发言权和现实控制力，这无疑带来了巨大的隐患。而伊朗在这一问题的利益恰恰与美国存在诸多重合——德黑兰对一切激进的逊尼派政治势力都持敌视态度，并热衷于扶植代理人对其加以遏制。这意味着倘若美国接受伊朗作为某种形式的合作者的身份，便可以借助德黑兰的力量打击共同的死敌。这无疑合于华盛顿既要把注意力转移到印度洋-亚洲-太平洋地区，又不能彻底放弃中东的初衷。
大中东“边缘地带”的重要性，使其必然成为21世纪上半叶世界地理政治活动的重要中心，而美国若想继续维持世界领导地位，就必须调整现有的大战略以适应急剧变化中的现实。当下的核谈判，可能成为美伊改善关系的起点——在解除了伊朗争夺地区霸主地位的工具之后，美国可能给予其更多的外部安全空间，甚至利用伊朗充当稳定当前中东局势的枢纽。毕竟，倘若以伊朗（而不是靠不住的巴基斯坦）、以色列和土耳其构成支点，中东的主要产油区都可以在安全上得到确保，以维持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转。而在整个20世纪，伊朗和外围海洋国家之间的亲密关系，也远比它们交恶的历史来得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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