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的时候，科德罗喜欢流连于伦敦的Kensington Church，整条街都是古董店，来买东西的人基本上都是各国的古董商，东西的进出很频繁，少有收藏家来这。但科德罗很喜欢这种感觉，在众多艺术品中挑选独特适合自己收藏的艺术品，他在这里常常会逛上一整天，算是当时收藏家中的特例。各地来的古董商从英国古董街买完货之后，拿回法国或是荷兰，然后再转销给当地的古董商。当时的英国很像后来的香港，相当于一个古董集散地，更通俗地说有点像批发市场，和现在的经营模式完全不一样。
同时在60年代不寻常的收藏热潮也出现在玉和上古青铜礼器，这多少受到了苏富比1965年进行的一场拍卖的推动。这次拍卖出售的部分藏品原属比利时银行家阿道夫·斯多莱特和妻子苏珊娜所收藏。青铜器则由他们的孩子菲利浦所继承。其中有一件著名青铜钟，上面的铭文记录的日期是公元前482年，而这只钟此前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是1935年在伦敦皇家美术学院举办的国际中国艺术展览拍卖会上。这只青铜钟引起了激烈的竞标，最终被大英博物馆以2.8万英镑的价格收入馆藏。阿道夫和苏珊娜是20世纪早期最具眼光的收藏家和赞助人，他们涉猎甚广，并拥有代表世界各地文化的艺术珍品，包括古埃及、中国、东南亚、中东、非洲部落和前哥伦布时期的美洲。他们曾收藏的一幅杜乔·迪·博宁塞尼亚的《圣母子》，2004年被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高达4500万美元的价格购入，据说是该馆收藏的所有艺术品中价格最高的一件。科德罗也在这一时期内购藏了数量可观的玉器和青铜器。
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通货膨胀和高利率，促使本地收藏家艺术品购买有所下降，而英国古董商更喜欢像科德罗这样的美国客人。当时美国是艺术品交易的巨大市场，凭借“二战”，美国迅速暴富，国民对艺术品的需求极度旺盛。科德罗可以说是收藏家与鉴赏家之典范，他汇聚了数量颇为可观的瓷器、玉器、珐琅彩、文房珍玩及家具等。他经常购买各类相关书籍，并且根据这些资料仔细地研究每件藏品。他热爱寻见新物件，为了它们不惜四处奔波，每年都会前往新英格兰地区、伦敦以及亚洲各国淘宝。旅程结束后对于文物的调查研究同样令他激动。科德罗的淘宝远不及我们今天来得方便，信息资讯的滞后，交通的不便利，让他每次出门都要耗费几个月的时间，可他乐此不疲。
亚洲地区，科德罗更喜欢在香港寻宝。70年代日本是艺术品购买的主力军，但他们更多的是去欧美购买。曾有古董商在伦敦办展，日本的收藏家会提前5天便去排队，以便能够第一时间买到艺术品。香港一地对于科德罗来说机会更多，家具、玉器、高古陶器等，不仅价钱合适，更重要的是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在这一时期，科德罗购买了不少重要的玉器。并在1980年于伦敦亚洲中心（Asia House）举办展览“汉-清，中国玉器展”，这对他收藏玉器影响甚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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