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们当代的认知相反，在达·伽马与麦哲伦的伟大航行之前，在欧亚大陆和广袤的印度洋上，各主要古老的中心文明已经通过陆路与海路形成了一个共生圈际，这种经济贸易、文化与政治上的交流，是一种古典版本的全球化。”英国历史学家A.G.霍普金斯在《世界历史中的全球化》一书中这样写道：“西方的航海大发现以及随后的欧洲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并非对这一贸易共生体制的简单替代。”无疑，在这一“古典版本的全球化”中，中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并非一个只具备内敛性、关注其内陆疆域的黄土地带文明，其向欧亚大陆中心施加影响的渠道更非仅限陆上。早在上世纪初，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在《西突厥史料》中即提出，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拥有两条，陆上丝路之外，更有海上丝绸之路，为一条自中国东南出，横穿印度洋诸港之航道。上世纪60年代，日本历史学家三杉隆敏更有专著《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指出，海上丝路实则是中国与东南亚、印度乃至阿拉伯半岛国家海上交通的联系网，不仅包括贵金属货币与丝绸、陶瓷与香料等货物的流通，更标志着艺术、宗教与科学知识在欧亚大陆不同文化中心之间的传递渠道。
海上丝绸之路之所以被长期忽视，很大原因是它未曾在中国引发西方16世纪大航海时代后类似的工商业革命，也未曾出现类似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后继的英荷等国的海上贸易霸权。确实，从唐宋两代直至清代中叶，因海外贸易而助长的商业体系急速发展，大量硬通货币流入，中国似乎距离西方意义上的商业革命已经不远，然而其庞大的农业人口与农业经济基础无法使得这些盈利变为商业资本进入再投资领域，陶瓷与丝绸的生产也无须频繁进行技术革新，从而摆脱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
尽管如此，中国在海上跨越2000年的探索依旧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它促使中国逐渐地从虚构猎奇性的中心/边缘二分法的差序世界观中缓慢地走了出来，经南海进入印度洋，到达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海，最终抵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如果没有甘英、杜环、法显、郑和等人的勇敢，和其他千万名字不见于史籍的商人、军人、外交使节与僧侣的远行，欧洲也不会通过阿拉伯人得知，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如此富饶的庞大国家，蒙特·高尔维诺、马可·波罗、艾儒略与利玛窦也不会因这样一个遥远而诱人的锦标而毅然动身：中国习得了阿拉伯的天文、建筑，印度的医药，中亚的音乐与绘画，而将数学、制图、火药、造纸与养蚕纺织技术西传，最终这些文明成果的大部分都辗转抵达了欧洲，催生了欧洲近代化的启蒙运动与政治革命。而随着玉米、番薯、马铃薯以及烟草、花生、番茄等原产美洲的经济作物也进入中国，进而造就了明清两代中国历史上持续最长的农业繁荣和人口增长的时代——中国长达2000年的海上丝路经营虽然没有造就一个比拟西方地理大发现的辉煌，但它却为后者打下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
主笔/朱步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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