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把布达拉宫、大昭寺和小昭寺想象成三个不断生长变化的细胞。”西藏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院长王世东这样向我形容。“慢慢地，大昭寺和小昭寺因为距离相隔不远，而逐渐融合在了一起，成为了一个中心，大昭寺的地位更加突出；而与此相对的，布达拉宫成为另外一个中心。很长时间以来，拉萨城就是这样‘双核’的格局。”西藏摄影家协会主席旺久多吉为我展示了他的父亲、同样也是摄影师的德木活佛在1942年拍摄的一张图片：在高耸的布达拉宫和围绕大昭寺形成的房屋群落之间，是大片的荒地和沼泽。在解放之前，这两个“中心”加起来一共才3平方公里的面积，人口也不过3万人左右。
为什么人们习惯将大、小昭寺的片区才称作拉萨呢？王世东说，这是因为布达拉宫是一个政教合一的行政中心，和普通人的宗教与世俗生活关系不大，而环绕大、小昭寺却逐渐出现了平民和贵族的宅邸、店铺和市场、手工业者的作坊、旅店和餐馆等等，曾经清政府设置的督办西藏事务的驻藏大臣衙门也是在这个区域。藏传佛教徒有围绕圣物来进行转经的习惯，因此大昭寺外面一圈转经道“八廓”也就最为繁华，布满了满足寺院宗教仪式和朝圣者生活需要的各种商店。以前有一句谚语在藏族的牧区很流行，它大意是，当你在大庭广众中看到一件似曾相识的东西，千万不要急着说那是自己的，因为这种相似的东西在八廓街上到处都是。
这片传统意义上的拉萨城和内地的历史古城在格局上有很大区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青是联合国“拉萨老城保护与发展”项目聘请的专家。她说，拉萨是一座信仰之城，老城自然生长出来的空间格局充分体现了宗教的概念，是一种“坛城”的意象。“坛城”是佛教宇宙观的模型和象征。佛教典籍讲，世界的中心在须弥山，围绕须弥山的是四大洲和八小洲，最外围也有日月星辰环绕。“坛城”也是佛教修行者的道场，修行者为了防止魔鬼进入，会在地上画一个圆圈，或者建一个土坛，在上面画上诸神的画像，邀请他们聚集加持。在经典的“坛城”题材的绘画里，通常是外圆内方的结构，由水、火、莲花等图案层层烘托，中间是主尊。拉萨老城的面貌就和这种佛教的宇宙观相互映照。“坛城都呈现一种向心性的分布。拉萨老城的中心是大昭寺、大昭寺的中心又是12岁等身佛。大昭寺内有转经道，称作‘囊廓’，大昭寺外的转经道是‘八廓’，再往外，还有包含了大、小昭寺和布达拉宫的外圈转经道‘林廓’。它们形成了三个同心圆，环抱着若干曲曲折折、宽窄不一的道路，构成了密集通达的街巷网络。”
拉萨老城是拉萨发展的原点。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第一轮的市政建设是要填补拉萨老城和布达拉宫之前的大片空白，沟通“双核”。“我们勘察设计院的历史是60年，比自治区成立的历史还长10年，那10年我们就在这个中间地带来做设计工作。劳动人民文化宫、新华书店、百货大楼等25个现代建筑就出在这个区域。”王世东说。之后的城市发展思路则可概括为“东延、西扩、南跨”，拉萨位于一个狭长的河谷地带，随着城市扩张，向东西两面延伸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南跨”则是指跨越拉萨河来建设，现在河的南面是经济开发区“柳梧新区”，有西藏第一座立交桥“柳梧大桥”将它和北面的主城区相连。各区域的功能逐渐清晰：柳梧新区成为一个“商住两用”的新区；东面是新的行政中心，党委、政府、人大都陆续迁往东面；西面则分布了民族轻工业。“保护老城，开发新城”也已经成为共识，老城之内就是发展文化和旅游业。
对于城市规划者和设计者来说，老城是一张可以显示拉萨身份的名片。他们需要考虑如何让老城的文脉得以延续，新城和老城如何在气质上相呼应。“否则新城越来越大，老城湮没在水泥丛林中，整个拉萨便失去特性。”王世东说。一个让他反思的设计是“林廓”转经道上的交通体系。“林廓”是最外圈的转经道，也是老城和新城的接合处。等到冬天的农闲时节或者是萨噶达瓦节来临的时候，“林廓”上就会出现大量磕长头的朝圣者和转经的人群。“他们都是走在转经道的内侧。这就意味着马路两侧的车行道和人行道不能做成完全对称的。遗憾的是当初设计时并没有这样去考虑。”如何在传统风俗与现代生活中寻求平衡，是拉萨城市建设一道永恒的题目。
老城演进史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老城曾经体会得更加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