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来者的笔下，拉萨老城在荒凉的谷地中闪烁着诱人的光芒。1936年，跟随英国使团来到拉萨的英国人斯潘塞·查普曼惊异于这里商业发达的程度。“藏族人天生就是生意人，拉萨大街似乎总是熙熙攘攘。”他在《圣城拉萨》一书中写道，“羊毛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牦牛尾、兽皮、盐和硼砂运往印度，而麝香、鹿茸和各种中药材则运往内地。金条和银币从印度被带回来，常常会看到成队的驮畜满载着沉甸甸的箱子。”他想介绍一位朋友买几块石貂的皮。在城中一处叫作邦达仓的富商的院子里，他看到了大量的皮毛存货，包括雪豹皮、山猫皮、狐狸皮、水獭皮、土拨鼠皮以及其他根本叫不出名的皮毛，羊毛则是“成吨堆放，高达屋顶”。
20年后，从北京去到《西藏日报》工作的摄影记者陈宗烈也有相似的发现：“那里有印度商人、尼泊尔商人、日本商人，还有高鼻子蓝眼睛的欧洲商人。吃的东西就见到奶粉、饼干和印度来的高级点心；化妆品有巴黎的香水、美国的口红。还能买到最高级的莱卡相机。”陈宗烈告诉我，街上的店铺通常都不挂招牌，但是老板们经常会用留声机来放音乐。“我们根据音乐风格不同，来判断它是哪一国家商人的店铺。”
然而物质极端丰富的另外一面，则是肮脏与贫穷。让查普曼同样感到震惊的是拉萨城里乞丐和野狗的数量：“门道旁边常有成群结队的乞丐倚墙而坐，他们吐着舌头，竖起大拇指，哭诉着乞讨……”陈宗烈说，按照旧藏地方政府的统计，解放前后拉萨城里3万多人中，就有4000多名乞丐。
一方面具有国际化都市的面貌，另一方面又很落后，刚解放时的拉萨城就呈现出这样奇特的面貌。“拉萨的国际化程度是由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的，西藏离南亚和西亚都比距离中国内地要近，所以它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超乎我们的想象。但是当地的生产力水平不高，农业在当时都是要靠手工劳作。农副产品的产量都无法满足当地的需要，工业又没有，所以它的农副产品和工业制品都要从内地和周边国家输入，作为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的拉萨长期以来便商贸发达。”李青这样解释，“市场上能见到十分难得的奢侈品，它们和普通人无关。那时西藏是个等级鲜明的社会，财富分配很不均衡。”
让老城里的基础设施达到现代化的标准是个缓慢而持续的过程。早年间老城的街巷全部为土路，缺乏排水设施，又没有电力供应。西藏大学艺术系教师噶德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老城，5岁之前全家就与别人一起合住在曾用作尼泊尔驻藏领事馆的廓尔喀大院中。他曾经用一幅暗红色的、有些阴翳的油画表达他对童年老城的记忆。“经常停电，晚上23点后才会来电。直到1997年羊湖电站建起来才完全改变。”藏族作家张羽芊对老城的记忆首先是味道，“因为都是旱厕，粪便用草木灰覆盖，由专门的人挑去近郊的农田。”
从和平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老城的基础设施只进行了局部的改建，1979年开始相继有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对市政设施的改造，2005年后这种维修变化连年都有。老城房屋的改造和保护则着曲折的经历。解放之前，老城内原有的民居包括贵族的宅邸、地方政府的公房、商人或富裕居民的私房、普通民居几类。随着旧制度结束和新社会建立，大量普通人得以分配、入住这些房屋。“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旧房改造好后可以和现代的生活方式相适应，但在当时两者却是不相容的。那时候政府考虑就是怎样迅速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也能让老城容纳下更多的居民。”一位参与过老城改造的工作人员诚恳地对我讲。于是就出现了将传统院落改建成联排公共住宅的情况，还有的做法是将几个院落合并成一个院落或者拆二层建四层、增加附属建筑物，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2000年左右。
居民达瓦次仁就是在这个时期携全家搬离老城的。因为他住的地方被改成联排住宅后，左邻右里都是陌生人，不再习惯，便搬走了。离开老城后，达瓦次仁依旧关心着老城的命运，“那是个想起来便会觉得温暖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