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长大在宜兰村庄，他对于真正与世隔绝的深山的了解，也只是火车站名和无穷浪漫的传说而已。空白的题材一直是他最重要的捕捉对象。“我从来不关注热点和流行。”这一次采访是在他《亚美尼亚》影展在“方所”开展时。阮义忠把“空白”的信息，用照相机里自己特有的观察角度沉淀了。“我这辈子第一次买房子，在内湖山上。”老式传统的生硬父子关系，一辈子没有交过心。父亲来他新家住了一晚，早上起来问他借刮胡刀，他说没有。父亲难以置信，当天就下山去弟弟家了，此后一生再没来过。“几年后突然接到电话，说父亲直肠癌末期，让我立刻去医院。”见面前，阮义忠铁了心一定要买到一个刮胡刀。递给父亲的刮胡刀被平常地放在一边，但他知道，“自己传递了一生说不出口的爱，父亲也接纳了”。
情感力量和拍摄方式一直是他最有力的方法，如果他有方法论的话。作为摄影师，所有的参考资料，就是一张《台湾省长途火车时刻表》。1973到1981年，他供职于台湾两家杂志，每个月一次稿件，把火车全部坐遍。后来拍出第一批代表作品的北埔，是新竹一个无名的客家村落。相机很简单，单眼相机调焦时只一个动作，“人的轮廓从模糊到清晰”，对于阮义忠，简直是在讨论此人的意义。他背着相机还经常受到警察盘问，用镜头重新观看自己曾经无动于衷甚至怨恨的农林、土地、汗水。“北埔又不是什么名胜古迹，有什么值得介绍的？”阮义忠也解释不清楚。虽然他已经写出了“生活方式本身就是风景”这样的栏目题语，可是扛出大帽子自己都觉得脸红。只好对来盘问的警察说：“报道小区走向繁荣大道。”阮义忠在5年内去了13次北埔，他每次待的时间不过几天，次数的加多让这个新竹四面环山的小镇接纳了他。
“没有信心，也很虚弱。”镜头只敢对准那些不排斥他的人。但就是因为这些被拍摄者，他不再觉得自己的出身是可耻的。“我重过了自己刻意逃离的童年。”1978年他拍摄搭火车通学的少年，完全就是自己童年的影子。文学绘画教他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只有摄影让他回到人的最初。“是摄影让我从精神世界回到现实人间。我觉得有必要透过我的相机把我受到的感动和得到的领悟记录下来。他们教我的道理，不亚于我从世界名著得到的经验，透过相机来歌颂对象，甚至把他们的好给加温，给强调出来。你可以看出来，我把他们拍出来不是美化了，而是更有尊严。”
上世纪80年代，台湾最受瞩目的、创出独有艺术话语的“三杰”是林怀民、侯孝贤和阮义忠。总有人看了他的照片，问他有没有看过《风柜来的人》，阮义忠老老实实地说当时还没看。“他们二人早已获取了巨大成就，而我到今天依然只能算摸索。”他总挑特别农历节日去北埔，喜欢这个交通不便的小地方静如止水的生活，很少露出笑容的老人在戏台下也会全然忘形。“老百姓和日常生活纠缠，能够在任何悲苦的人生坚持下去的世界观，是包含了超脱，又能生长出对日常事物敬重受持的态度。”他拍摄的人物无论在物质上多么一望而知的贫穷，却都有一种天成的教养。与纯粹表现悲苦情绪的摄影语言相比，阮义忠的语言是克制、舒缓、镇定，甚至有礼赞的意味。这也是他的照片最大的特质，他说：“我就是这样理解他们的。”他几乎没有批判、反讽、犬儒或任何现当代普遍的视角。阮义忠一开始就在学习：“我没有老师，我的拍摄对象就是我的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