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36岁的爱因斯坦对宇宙概念做出了历史上最具想象力和戏剧性的修正。通过狭义相对论，爱因斯坦表明，空间和时间并不具有绝对的存在性，而是构成了一种时空结构。通过广义相对论，他证明，这种时空结构不仅成了物体和事件的容器，而且也有自己的动力学，既被其中物体的运动所确定，也可以反过来确定它。就像弹子球和保龄球滚过蹦床时，蹦床的结构会发生弯曲，而这种结构弯曲，又会规定滚过的球的路径，使弹子球朝着保龄球运动。这种弯曲的时空结构，解释了引力、引力与加速的等效，以及一切形式的运动。虽然婚姻已经破裂，战争正吞噬欧洲，但爱因斯坦“最大胆的梦想已成为现实”。不过，爱因斯坦的名声还仅仅局限在学院的同事和一小批和平主义知识分子中。
就在他完成广义相对论的最后阶段，爱因斯坦在柏林发表了当时他唯一公开的反战言论。1915年10月23日，他接受歌德联合会柏林分会的邀请，畅谈战争问题。在一篇短评《我对战争的意见》里，他说，战争是人类发展的头号大敌之一，必须竭尽全力加以阻止。面对可悲的现状，他依然确信，“欧洲在不久的将来会形成一种国家组织，如同德意志帝国排斥巴伐利亚和德国南部符腾堡之间的战争一样，欧洲的组织也会排除欧洲战争”。他不带感情、冷静地把国籍问题“像对待一份寿险地”界定成纯公事。他的国家观念和许多同僚的国家崇拜大相径庭。他把民族主义比喻成橱柜中“存放深仇大恨及大屠杀的道德戏服”，可在战争时听命取用。最后在刊行版本中，虽然他按照总编的要求收回了这些不够审慎的措辞，但他坚持反对在平时歌颂战争和强调备战。
1919年5月，德国谈判代表团在凡尔赛被迫签订媾和协议，“一战”结束。德国潜艇的威胁消失，海上交通重新开放。早在1916年战争期间，英国剑桥天文台台长阿瑟·斯坦利·爱丁顿就读过广义相对论的论文。他热情地支持相对论，并决定在1919年的日全食期间，率领远征队从利物浦启程，一队前往巴西北部亚马孙丛林中的索布拉，一队前往几内亚湾普林西比岛，检验相对论。这项很有戏剧性的实验检验，基于一个很容易理解的概念：引力会使光线弯曲。为了检验这一点，天文学家首先必须弄清楚星体在正常条件下的精确位置，然后等星光恰好途经太阳附近时，对比星体的视位置是否发生了移动。无疑，日全食是对比观测的重要条件。有天文学家根据牛顿的发射理论预言，应该有大约0.85弧秒的偏折，爱因斯坦的理论则预言了1.7弧秒的偏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