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守于秦国数年的黄歇，很难说没有构思过这段故事的高潮部分，或许在他的头脑里，等的就是这个时机。时机一到，无非两种结果，一种是秦王放他二人顺利归楚，另一种是秦王扣住二人不放，毕竟“挟太子以令楚国”是件便宜事，后者的可能性多半大些。结果不出所料，秦昭襄王果然只答应黄歇“先往问楚王疾，返而后图之”。彼时的黄歇，就像一位客场作战的大厨，精心准备好了应对这道复杂的大菜，素材调料早已备齐，比如与应侯范雎的关系自然是好到可以随时传话给秦王的，对事后如何游说秦王以脱身心中也是有数的，虽然剑走偏锋，到底只等最后一声令下点火铺油。
黄歇与熊完之间的关系，是太子傅也好，是兄弟也罢，总之经历了这场患难，并将自己置于危地而不顾，义字当头，与熊完的这层关系，已不是其他任何人可比。黄歇不只成功通关“质子解救”，还入手不朽盾——一个言听计从的楚王，而且还是黄歇的专属装备。黄歇对继位为楚考烈王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于任何人。甚至，后世的研究者多称，他相楚的25年时间里，楚国真正的决策者，是黄歇而非熊完，是春申君而非考烈王。《战国策》中也记载有黄歇后来的门客朱英所说：“君相楚二十余年矣，虽名为相国，实楚王也。”
黄歇的前半生，因而是一步一步接近权力高层的半生。从这个角度出发的研究者，因此得出结论，黄歇并未真正把楚国利益列为优先等级，从结果上看，他的若干决策皆为秦国日后的壮大献计献策。
他在“说秦王”中，提出“断齐、秦之要，绝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看上去，的确为楚国解了燃眉之急，即秦王不只放过楚国，还打算与楚联合，一面攻打齐、魏两国，一面又割断燕赵和齐楚的联系，这样一来，六国的合纵连横，都因为秦楚联盟而破裂。
支持这个角度的学者，曾提出的另一个证据是范雎。
黄歇“说秦王”后两三年左右，魏国人范雎也得到了秦王的赏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范雎所提倡的外交政策。《战国策·秦策》中有大量篇幅述其与秦昭王之间的谈话，论如何整治秦国之策略，直言秦王“越韩、魏而攻强齐，非计也”，对其余六国的策略，正好与秦王彼时所施行的相反。范子认为，应当先令韩、魏两国依附，由此对赵国和楚国造成威胁。“赵强则楚附，楚强则赵附。楚、赵附则齐必惧。”这样一来，需要攻打者，只有与秦国相近的韩国和魏国。
上述理论，看上去和黄歇的雄辩走的是一条路线，即秦国著名的“远交而近攻”策略。在“威楚”一事上，二人英雄所见略同式的策略，正是为日后黄歇与太子完从秦昭王手里全身而退的人脉基础。
秦国的最终目的，当然是称霸天下，而且此野心由来已久。苏秦早就提纲挈领地告诫过楚威王（楚顷襄王之祖），“夫秦虎狼之国，有吞天下心”。威王听了很以为是，半辈子忧心忡忡，将此训诫牢记于心，也把这种思虑传到儿子怀王身上。对秦国的怯懦与忌惮，也成为楚国国君的传统项目之一。
亲秦是出于惧秦，还是已将秦国举巴蜀、并汉中的野心抛在脑后，恐怕无法查证，但后人来看楚国几代国君在与秦国联盟策略上，毕竟有一脉相承之感。
春申君2.0
黄歇在封相、成为春申君之前的人生，无疑是他作为外交官的半生。“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算是完成了从黄歇变为春申君的升级过程。
新版本的春申君开始有大明星风范，慕名而来的“粉丝”也很多。“是时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四公子各列一传，与四人以养士闻于诸侯关系密切。在后世得了一个响亮的“战国四公子”称号，无论从地位、财力还是名气，都是后世任何“四少”或偶像团体无法企及的。
最能体现四公子实力的，自然是其门下之客。
“食客”或“门客”的概念，与“士人”还是有较为明显的区别。
沈长云在他的《士人与战国格局》中，将士人称为我们古代第一批知识分子，并且认为，从战国初期开始，贵族对智识之士不论其阶级出身而怀有敬重之心。但大部分士人都是孔子门下，比如子夏、段干木等。到了战国中期，所谓的“游仕”渐多。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写“平民学者的地位逐步高涨”，到了战国中后期，国君与贵族阶级都对他们更加礼敬，甚至“贵族养士”蔚然成风。只不过，就像后世所熟知的“鸡鸣狗盗”、“闻鸡起舞”，门客的组成更与出身学识没有直接关系，不像初时那样互相之间还问一句师承。所以钱穆写四公子门下“贞士少，伪士多，只见游仕气焰之高涨，而不见他们的真贡献”，这样看来，似乎门客数量多寡，更像是年终追求漂亮数字的沽名钓誉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