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吴门画派”崇尚北宋和“元四家”的笔意，爱用水墨浅绛，以水墨作画，或者在水墨勾勒皴擦的基础上，敷以赭石为主的淡彩山水。吴门画派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对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突破。
“仇英在画史上有一代大家的地位，主要缘于他在青绿绘画上的造诣。青绿绘画是以矿物颜料石青、石绿敷色的作品，有大青绿和小青绿之分，而仇英兼擅二者。”苏州博物馆“吴门四家”系列展学术策划人潘文协向本刊分析说。
早期作品中，仇英吸收了文徵明构图平稳、简约柔婉、敷色清淡等手法，山水画选择了青绿山水。可以说青绿山水是一种高古画法，施以大青绿，用泥金构线，是以“青绿为质，金碧为纹”的金碧山水画。“大青绿”盛行于唐以前，代表画家有唐代李思训、宋代赵伯驹等人。
文徵明的细笔山水是从临仿赵伯驹、赵孟頫等人的笔路入手，在墨与色、线与皴的组合中，减弱用色的纯度，多加不同浓度的墨点，略去山石面上的皴痕，形成一种清新典雅的格调，后人称为“小青绿”，是明代吴门画派对山水画一种新的发挥。
这一次，来自天津博物馆的《桃源仙境图》是仇英青绿山水的代表作，描绘了高山流水间的文人隐居之乐。画面近处，三位白衣逸士临流而坐，一人抚琴，二人低首聆听。身旁一位侍童把卷伫立，另一童子正捧书踏桥而来。远处峰峦隐没，白云飘渺，如仙如幻。
与青绿山水相比，仇英笔下烟鬓淡雅的仕女画同样受到很高的评价，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单国强在《明代仇英的仕女画》文中写道：“仇英继承和发展了工笔重彩人物画的传统，尤其是仕女画，严谨细致，妍丽秀雅，形成独树一帜的仇派风格。”如他的名画《修竹仕女图》，格调婉约清雅，描画出杜甫笔下“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的意境。
南京博物馆藏的《捣衣图》今年已经在“庞莱臣虚斋展”出现过，如今再度露面。这是一幅极为精致的白描人物画，院落秋桐下，一女子持槌捣衣，矫首凝思。画卷不施任何色彩，仅仅凭借笔线的轻柔直曲变化，将人物的肌肤、衣袂的质感表现得非常传神。画面意境萧疏，秋意缘离思而更浓。
仇英的人物画部分，还有上海博物馆藏的《倪瓒像》。以清閟阁为背景，主人倪瓒身着道服，安坐榻上，右手执笔靠在曲几上，左手持纸，从外在形象透出内在的潇洒气质。榻边男女童仆各一，挈瓶执帚，侍立左右。
这幅画是《元代张雨题倪瓒像》的临摹，如果与台北“故宫”藏的传本比较，除了桌上的文房器玩略有不同，仇英主要省略了榻后的山水屏风。清代书法家王文治为这幅仇英摹《倪瓒像》题赞说：“明四家画，惟实父难辨……展玩再四，乃知实父列于徵仲、启南、伯虎之间，无愧色也。”
美国学者高居翰在《江岸送别》一书中，一方面赞叹职业画家仇英的高超画艺：“仇英善于白描，也善于界画中描绘山水楼阁人物，同时他也擅长于运用钱选所创的带有复古装饰趣味的青绿山水。此外，他也运用文徵明和陆治的精巧笔墨，并且染上淡淡的冷暖色调，画出柔和而富有诗意的作品。”另一方面，高居翰又有微词：“仇英的艺术个性都显得出奇的隐晦，画作除了说明他的绘画技巧高超之外，实在没有多少关于他的线索。他所画的题材以及对题材的刻画，似乎都在反映赞助人的视野，而与他本人无关。一个成就如此卓著的画家，怎会将自己隐藏得如此彻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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