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冠华的工作，就是给北京的中小学生做自然植物的课外辅导，她毕业于北师大生命科学学院，教学植物园的老师们都有一个植物昵称，明冠华的同事把她的名字拆开，变成了“决明子”、“文冠果”、“华山松”，又从里面各取一个字，叫她“松果子”。
在明冠华的童年，“自然”是一个天天能接触的空间，安徽老家的周边都是农田，孩子们天然地找到了一些规律：大柳树下能捕到蝉，某块地里的蚂蚱最肥，抓回来能喂姥爷养的鹌鹑。明冠华的父亲经常带她出去玩，让女儿去采水边的荻花，剥开放进嘴里，尝尝花序甜丝丝的味道。长大后在课堂上学到“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时，明冠华就明白了白居易笔下，荻花像羽毛一样随风舒展的景象。
城市长大的孩子，已经失去了对自然的亲近感。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教师倪一农，开设了北京市中学里唯一的博物选修课。他发现很多孩子接触自然，第一反应是害怕：“这蜘蛛有毒吗？”再长大，对自然界就变成了厌恶：“地里全是虫子，多不卫生啊！那是人待的地方吗？”
当这样的孩子变成了家长，又会延续这种隔膜。小时候还被家长教训过“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明冠华发现，现在的小孩连这句话都压根儿不知道。她的同行朋友有次要带孩子去草地抓虫，有年轻妈妈立刻要求退课：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刨土，“玩这么恶心的东西”。还有一看就家境很好的孩子，全身是奢侈品的童装，老师说第二天要去野外，让大家穿耐脏一点的衣服。家长非常诚恳地问：“老师，什么牌子的衣服比较耐脏？”
博物课、自然教育，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出现的。倪一农解释，博物课有一定地方属性，乡村的孩子用不着，个个都是博物学家，但北上广等发达城市的孩子对自然知识完全欠缺，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以后再跳出来喊环保，“这是多可笑的事情啊！”
倪一农的课程涵盖了对生物多样性、天文天象和地矿物的观察，但起步非常简单：先领着孩子们到白河露营，出门穿什么样的鞋、背什么包，如何防水、保暖、排汗？在野外怎么自我管理，别因为一个人的伤拖累了全队？搞清楚这些，再学习看一只虫子，到底是从头认到尾，还是从尾认到头？植物是先看根还是先看花？
即便是高度城市化的北京，物种的丰富性也远远超出想象。北京西部是太行山余脉的西山，北部是燕山山脉的军都山，境内贯穿5条大河，淡水资源丰富，又处在动物的迁徙线上。最高峰东灵山海拔2303米，与平原区有2000多米的落差，相比之下，上海的最高峰大金山只有105.03米，看上去莺飞草长的江南地区，植物、鸟类等物种的多样性反而不如北京。
从北京市区出发，开车两小时以上，就会看到截然不同的自然世界。明冠华会专门为了看植物出城，北京有三大绝壁奇花：槭叶铁线莲、独根草和房山紫堇。今年早春，明冠华跟爱人在郊区看到了独根草，“留了张照片很有意思”。秋天两个人又去了密云水库，就是为了看大片大片茂盛的芦苇。
知识水平不同的爱好者看植物，会有不同的乐趣。同样讲香蕉，明冠华带小学生，就教哪个是果，哪个是花。带中学老师，就要介绍香蕉雌花、雄花开花有时间差，以避免自体授粉；讲柠檬，孩子看到长在树上的柠檬已经很惊奇了，成年人要介绍芳香油的储存位置，讲医学上知名的詹姆斯·林德，如何靠给病人吃柠檬治好坏血病的故事。
哪怕是最常见的植物，也大有可观。明冠华每天走路去地铁站，不到两公里的范围也有纷繁的世界：铁路桥上的爬山虎什么时候攀援生长，在什么温度下变红。这几年环路上种了很多月季，漂亮的花期一过，立刻有园林师傅把打蔫的残花剪掉，好让月季储蓄能量，好好休养。北京城市绿化中有很多构树，夏天会结小红花，观察附近小鸟的粪便，还能看到很多构树种子没有被消化掉。
明冠华桌子上的饼干筒里，有一大把槭树的种子，按理说槭树应该8月份结果，但5月份散步的时候，明冠华看见空中有绿色的槭树种子在漂浮。“我一直沿着路找，走了二三十米远才发现这棵树，地上都是这种带翅膀的果实。”明冠华蹲在护城河边上，捡了两个小时，凑了一大筐的量，“起码够学生用四五年了”。
舒婷的《致橡树》中有一句“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很多北京胡同的居民在种植这种凌霄花，夏天时枝蔓爬过墙头，露出橘黄的一丛。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是美国凌霄，明冠华和同事的乐趣就是寻找中国凌霄。终于在一次穿胡同时，有人发现了一丛，大家闻讯都改了上班路线，站在花丛下，驻足看一看少见的品种，再高高兴兴地去上班。
认识自然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知识，寻找—发现—知识验证，这已经是博物生活最大的满足感了。
记者 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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