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与使命
上世纪50年代安德森与许多其他出生在殖民地的西方青年学生一起，参加了反对英法控制苏伊士运河的抗议。此后，安德森进入康奈尔大学，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印尼语言、文化和历史的研究中。他说自己经常以印尼语思考，以致《新共和》杂志在悼念安德森的文章中认为：“虽然安德森一生中许多时间是在美国度过的，但不能说他成了美国人。事实上，如果安德森有一个祖国的话，那应该是印尼。”
作为印尼人，安德森投入争夺想象与记忆的战场。他和友人运用语言和当地网络大量搜集材料、匿名编纂的《康奈尔文件》成为印尼大清洗最关键和详尽的证词。1971年在印尼共产党领袖苏迪斯曼的审判上，他是仅有的两个外国证人之一。苏迪斯曼在被处决之前留下的法庭陈述，也借安德森的翻译成为整个20世纪殖民地共运历史最沉痛的文字记录。今日读来，这两份文件所呈现的信仰的创造力和破坏力，仍令人震撼。
但是不止于此。安德森因被驱逐而离开他所选择且深爱的家国。1998年，印尼新的民主政权欢迎他光荣回归。所有人，包括刚成为执政党的民主派精英期望着英雄的凯旋和从容的感慨。摄像机已经摆好，荣誉证书已放在银盘里：“在城中豪华的酒店，300个高级记者、老教授、将军和好奇的青年团团围住安德森。雅加达酷暑难当，62岁的安德森穿着一件薄衬衫和便裤。他没有感慨，没有开场白，就开始批评印尼反对派对待历史的懦弱和麻木态度，特别是在1965至1967年间的屠杀。”
他说：“我不能相信，反对派要求苏哈托家族为掠夺钱财而负责——也许他们认为那应该是‘他们’的钱？而面对半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系统的大规模屠杀，面对这恶劣千百倍的罪行却视而不见。可见今日之整个反对派，不是真正的反对派。而他们所希望建立之印尼，它的地窖里仍然会有山一样的骷髅。”
“当代世界有太多这样的例子，由于公民的情感萎缩和心智压抑，太多的民族四分五裂，甚至彼此谋求统治与欺凌。我相信，我梦想百年前（印尼独立运动所肇始的）共同使命得以苏醒，它要求自我牺牲，而非牺牲他人。”
这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民族主义纲领：它所缔造的梦想之中，公民的情感是宽阔与自由的，心智是独立和丰满的，有能力追寻和面对真实；而无论是在利益还是在想象与文化的疆域，彼此谋求平等与公义，而不是统治与欺凌。
这让我们想到同样与本雅明有强烈共鸣的汉娜·阿伦特。她在战时工作中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但“我并不爱犹太民族，我只是属于他们”。因为属于，所以有牺牲之义务但也有纠正之责任，因此阿伦特对犹太长老们在纳粹统治下的怯懦行为进行了几乎苛刻的批评。因为没有狭隘盲目的爱，所以有直言的勇气，因此她坦然表示不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安德森和阿伦特一样，成为令“祖国”尴尬的爱国主义者。而作为个体，掌握自己的想象，决定个人的宿命；所谓自由，也莫过于此。
2015年12月13日，《想象的共同体》出版22年后，安德森在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玛琅的一间医院静静去世。玛琅坐落在印度尼西亚的东爪哇，在印尼的两段历史之中静静存在。安德森一生都以温柔的含糊语调对待最天真的采访者或最愤怒的将军，但在立论上从不妥协。
世界是一系列宏大精美的多重宇宙，爱与偏见的不同组合绵延交错、无尽排序，如宝珠之网，每个结节都呼唤我们坠落与依附，唯有最强者可拒绝任何具体的诱惑而又心怀无尽深爱而自由穿行。你我何妨付出一生心力和一点点孤独，与安德森这样的强者共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文 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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