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反犹主义开始变成政治行动的意志，表现为对犹太人不可动摇的原则性敌意。布莱希罗德的悲剧在于，他不仅是这种现象的见证者和主要的靶子，而且受累于自己的地位，只能忍气吞声。由于他的显赫和权力，他为诋毁者提供了充足的弹药；由于帝国的隐秘作风，他被视作邪恶的幕后操纵者。他代表了社会弱势群体憎恶的一切，是犹太人和资本家所有罪恶的证据。可悲的是，布莱希罗德的精英朋友们尴尬地保持沉默，就连曾经利用和保护过他的政府也放弃中立，暂时站在了反犹主义者那边，用六行回复打发了他对宫廷牧师施托克的指控。另一方面，不同于犹太人同胞，布莱希罗德拥有贵族头衔，进入了德国社会的最高层。当保守派的反犹主义让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投向自由派，布莱希罗德只能委曲求全，继续讨好歧视他的“朋友们”。就像韦伯所说，“受经济制约”的权力不等同于纯粹的“权力”。在政治面前，布莱希罗德显得无能为力。
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都属于显贵统治的世界，但那个世界正在远去，即使在经济领域，布莱希罗德的风头也开始被股份制银行和工业大亨的成长盖过。随着现代政府找到了新的筹款方式，他作为政府债权人的传统价值也逐渐减弱。他的人生正处于新时代到来前的过渡阶段，既展现了德国社会的体面世界，也揭露了肮脏、阴谋和充满猜疑的地下世界。
本书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进程常常一笔带过，而是着重于许多来自私人档案的细节，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人物的心理状况。比如，在写到对普奥战争起决定性作用的克尼格雷茨战役时，作者特意描绘了战役打响前的一个细节：即将奔赴前线的俾斯麦要求布莱希罗德准备总价值1000塔勒的金银币（来自保存在舍恩豪森档案中的一封布莱希罗德书信）。可以想见首相担心自己像腓特烈二世那样在凄凉的战场上独自游荡，希望为不测做好准备。
不过，档案材料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尽管作者试图在各种档案里寻找布莱希罗德活动的痕迹，呈现全面而连贯的故事，但这些材料中看不到布莱希罗德本人的形象。他没有留下私人日记，也很少在书信中流露个人感情。我们无从了解他对与俾斯麦关系的真实想法，特别是对与赫伯特的反目成仇的感想。他的子女们都表现得令人失望，我们很想知道他有过什么期待，以及他后来是否感到悔恨，但留存下来的寥寥几封父子间的通信都无法解答这些问题。另一方面，关系的亲疏造成了材料的详简不一，如果我们希望了解的对象恰好与他鲜有书信往来，书中的相关叙述也将语焉不详甚至阙如。
但本书所用的大量第一手材料仍然揭示了第二帝国鲜为人知的一面，让那个社会坦陈和近乎天真地展现自己。它们记录了德国人和犹太人的虚伪和自欺如何上升为支配体系，最终如何产生可怕的影响。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他试图听见过去的声音。
文 王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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