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世纪的唱片业来说，摄影师到底是记录还是塑造了流行趋势？
最早发表在唱片封面的两张图像，一张是百老汇风格，另一张是牛仔形象。从那以后，33转、45转，方形封面加上圆形唱片——20世纪的大多数摄影师都在这些30厘米×30厘米的封面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阿尔勒国际摄影节主席萨姆·斯道兹将这一段由黑胶唱片影射的摄影史，称为“唱片封面摄影的伟大探险”。
在厦门的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期间，三位发起人暨主席：萨姆·斯道兹、荣荣和李振华为他们策划的唱片封面摄影大展沿用了这个概念：伟大探险。
从展览中可以发现，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既是唱片业，也是唱片封面摄影的黄金时期。它们彼此传递创造力，塑造了对方。
如果说U2是个神话，那么在这个神话背后，伫立着安东·寇班（Anton Corbjin）。这个荷兰摄影师在70年代末开始影响英国唱片界，然后用他令人不可能无视的黑白照片和纪录影片，将U2这支爱尔兰乐队音乐中的社会与政治性，深刻呈现在全世界面前。
德国摄影大师贝歇夫妇的“工业圣像”系列作品，出现在“发电站乐队”（Kraftwerk）后工业风格的唱片封面上。与贝歇夫妇一样，乐队也以德国最具前卫精神的城市杜塞尔多夫为根据地，这里的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犹如世界前卫艺术的发动机，为20世纪奉献了以约瑟夫·博伊斯为代表的多位大师，也包括当代摄影的杜塞尔多夫学派的创始人贝歇夫妇。发电站乐队成立于1970年，他们同年由Philips唱片公司录制的第一张专辑，直接使用了乐队的德文名字——Kraftwerk，封面就是贝歇夫妇拍摄的一张重工业时代的发电站照片，散漫的灰色基调，冷冰冰的工业遗照。贝歇夫妇60年代初就开始了这一系列的拍摄，但在1970年和发电站乐队合作专辑封面时尚未成名。1975年后，贝歇夫妇在一次重要个展后成为类型学摄影鼻祖，而“发电站”也对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电子音乐风格产生了不可撤销的影响。
威廉姆·克莱因（William Klein）镜头下的法国伟大歌手塞尔日·甘斯布，以雌雄同体的造型袭击了我们：1984年，他们共同用一张《Love on the Beat》的专辑封面塑造了法国唱片史，同时也是社会史和时尚史。
而在此之前两年，还有让·保罗－古德（Jean Paul-Goude）和他用图像制造的模特歌手格蕾丝·琼斯（Grace Jones）。1982年，唱片《The Face》让“格蕾丝·琼斯的男人”横空出世，在以后3年里，她在古德各种角度的镜头里继续雌雄莫辨，成为黑胶唱片的一轮潮流，后工业化时期的全球混音偶像。
在20世纪最后20年，盖·伯丁、辛迪·舍曼的后现代主义概念摄影，南·戈尔丁的私人碎片化的现实主义影像，也都相继出现在唱片封面。“一些摄影师创造了一种风格，而其他的则创造了偶像。”萨姆·斯道兹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转述了这句评语。
大卫·贝利、荒木经惟、安妮·莱博维茨、罗伯特·弗兰克，都为滚石乐队拍摄过封面。我们记得滚石的每一首乐曲的同时，也记得这些伟大摄影师的影像。大卫·贝利（David Bailey）记录了滚石的最初10年：1964～1973，他用黑白或者柔和的彩色为滚石所有专辑做平面设计，直到《Get Yer Ya-Ya’s Out》。这也证明了滚石从摇滚坏男孩到兴奋、飘飘然、迷幻的好男人的进化。他的图像作品呼应了时代的变迁和音乐的选择，与艺术家一起塑造了神话。
摄影师米克·罗伊和歌手大卫·鲍伊共同塑造了华丽摇滚。
理查德·艾维顿（Richard Avedon）则被唱片收藏者称为“人像摄影师的接待厅”，这大概是因为他实在拍摄了太多著名歌手的肖像。艾维顿第一次为歌手操刀唱片封面是在1958年，拍的是文森特·埃斯库德罗。之后有这么一个数字：据统计，艾维顿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拍摄了120套唱片封面，从鲍勃·迪伦、琼·贝兹到蒂娜·特纳，乐坛巨星无所不纳。
吕西安·克雷尔格（Lucien Clergue），这位法国摄影师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挂着美能达相机和毕加索一起厮混，之后他的拍摄对象还包括法国“梦露”碧姬·芭铎。那时他还没有成为阿尔勒国际摄影节的创始人，但已经热爱南法地区的一位弗拉明戈吉他手、吉普赛音乐家马尼塔斯（Manitasde Plata），外号“银色小号”。关于马尼塔斯的故事非常适合作为明星轶事来传播，比如，他出生在一路流浪的大篷车里，几场演奏就让大诗人让·科克托和大画家毕加索先后臣服于他的音乐，之后又被摄影界的社交名流克雷尔格引荐给厂牌“Head of Connoisseur”，在美国红得发紫，一生创下将近9000万张唱片的销售纪录。当然他也很长寿，活了93岁，直到2014年才告别乐迷。马尼塔斯的第一张黑胶唱片，被认为是20世纪的传奇录音之一——《Juerga！》。它的第一版由Philips唱片公司在法国阿尔勒的老教堂里现场录制，之后又出过数个版本，每个都有不同的封面，而拍摄者都是克雷尔格。其一版本出现在这次厦门的展览上，黑白封面，马尼塔斯穿白衬衫，随意地站在一排大酒瓶后面，姿态、面孔和目光，都有一股天然的粗粝。克雷尔格以20世纪上半叶法国的自然主义街头摄影风格，明显区分于艾维顿等美国摄影大师的华丽肖像用光，也不同于另一类在60年代开始流行的海报类型的波普风格。
另一位唱片界的法国摄影师更为人们所知，他是让·巴布提斯－蒙蒂诺（Jean Baptiste-Mondino）。蒙蒂诺的职业生涯开始于70年代后期，他以偏好哈苏相机和6×6画幅著称，也是16∶9画幅的先行者。早年拍过很多法国大歌星，如Bashung，但法国之外的乐迷并不因此而了解他。但如果提起2000年为麦当娜拍摄的《Don’t Tell Me》，或者比约克的那张《Debut》，乐迷恐怕就会惊呼一声：哦，原来是他！谁会忘掉唱片封面上的那个比约克，那张又单纯又丰富的脸，还有眼睑上那两颗“泪”滴，之后模仿者无数。
英国摄影师、马格南图片社现任主席马丁·帕尔（Matin Parr）的唱片摄影很少见到。他在1995年为英国Salad乐队拍摄了一张《Drink Me》专辑。如果仔细辨识，他为人物铺设的那种有意艳丽的彩色基调能看出一点现在马丁怪叔叔的劲头，乐手也是普通人的脸，光怪陆离的世相英国。
蓝调爵士唱片的黑白照片由弗朗西斯·沃尔夫（Francis Wolff）开端，ECM公司的唱片让人记住他们的灰色阴影，Hipgnosis工作室的出品则总是浮华艳丽。70年代，Hipgnosis工作室为平克·弗洛伊德乐队设计了数张唱片封面，比如《Wish You Where Here》、《Collective·Picnic》。在《Picnic》合辑的封面上，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四个成员戴着防毒面具坐立于荒漠的影像是非常经典的。在《滚石》杂志评选的50张20世纪最佳专辑封面里，Hipgnosis有两张作品入选：一张是以棱镜为标志的平克·弗洛伊德的《月之背面》（Side of the Moon），另一张是齐柏林飞艇乐队的《Houses of the Holy》。
作为英国20世纪中期极具代表性的平面艺术家团体，Hipgnosis从未改变过自己的基调：漫不经心的，浮华的，洋溢着乌托邦式的古怪气息——与70年代欧美嬉皮士运动的迷幻潮流十分合拍。这个设计团体里的代表人物是奥布里·鲍威尔（Aubrey Powell）、斯多姆·索格莱（Storm Thorgerson）和罗杰·沃特斯（Roger Waters），他们和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合作第一张专辑封面《A Saucerful of Secrets》便获得成功。从那以后，几乎就是整个70年代，他们和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前卫音乐共同经历了梦幻十年，乐迷们被《Ummagumma》唱片封面的摄影套层结构所吸引，也在几年后倾心于《Atom Heart Mother》封套的神圣之牛。这个设计机构的唱片作品终结于1983年：齐柏林飞艇的最后一张专辑《尾声》（Coda），也就是他们最后一个封面。“封面完全由字母组成。在音乐方面，这个结尾是一个主题的最终想象。”
作为波普教皇的前传，安迪·沃霍尔在20世纪50年代曾有过作为平面设计师的一个时期，他设计了大量的唱片封面：贝西伯爵的杰出肖像作品、塞隆尼斯·蒙克的全字母封套、约翰尼·格里芬《蓝色音符》等等。当然，在他成名之后，人们谈论最多的唱片封面还是那根送给地下丝绒乐队的香蕉，以及滚石乐队唱片上那个带有挑衅意味的裆部拉链。
沃霍尔为米克·贾格尔的一张现场双盘专辑《Love You Live》做设计时，用他招牌的丝网印刷复制方法将贾格尔一张肖像上色，做了封套的正反面。在最后制作阶段，贾格尔却擅自用铅笔改动了这张作品，沃霍尔为此非常生气。70年代后期，贾格尔推出他这个专辑的非官方盒装现场录音《ElMocambo》时，在封面上重新使用了沃霍尔的原作，一共出版了700张。展览用多幅唱片封面收藏品来讲述披头士乐队和保罗·麦卡特尼的故事。萨姆·斯道兹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这是他个人最热爱的唱片封面之一。
披头士解散之前，发行了最后两张专辑：1969年的《艾比路》（Abbey Road），以及1970年5月的《随他去吧》（Let it be）。《艾比路》是乐队最后一张录音室专辑，封面用了摄影师伊恩·麦克米兰的一张作品，乐队成员正鱼贯走过他们在伦敦艾比路录音室外的一条人行过道。关于这张照片的拍摄细节，后来有无数报道和回忆文章来补充：在拍摄当天，伦敦警方对录音室外的那段马路做了暂时封锁，伊恩反复拍了十几张，最后采用的版本乐迷都很熟悉了：由右至左，以列侬为起头，之后依序为林戈·斯塔尔、麦卡特尼和哈里森。里面其他三个人都衣冠整齐，唯有麦卡特尼光着脚。一起入镜的还有路边停靠的一辆甲壳虫车，牌号“LMW281F”，在《艾比路》专辑发行后曾多次被人偷走，1986年该车以2530英镑被拍卖掉，多年后曾在2001年送到德国展出。这条人行道从此成为乐迷的朝圣之地，而这个走过人行道的经典场景，也时不时被后来的乐队在唱片封面上模仿，比如“赤裸的红辣椒”（The Red Hot Chili Peppers）和乔治·本森（George Benson）的专辑。
保罗·麦卡特尼的妻子琳达·麦卡特尼也是一位摄影师。1970年4月，在披头士乐队解散后，麦卡特尼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唱片封面上用的就是琳达拍摄的一张家庭照片：他穿着厚重的皮毛外套，将还是婴儿的女儿玛丽裹在怀里，表情看起来非常幸福。照片下面的文字有他的回忆：当时他带家人外出度假，以此缓解乐队解散后的不安情绪。回来后，他和琳达将几十张度假照片带给乐队曾经的广告伙伴大卫·普特南，请他帮助挑选一张做新的唱片封面，第二天，普特南说：“你穿着外套和孩子在一起的照片，真是太棒了。”
但拍摄了这张父女照片的琳达作为摄影师此时并未成名。直到1982年，当年她在艾比路人行道前为“披头士”拍下的一组记录伊恩拍摄场景的照片重新被出版，她才作为摄影师琳达·麦卡特尼为人熟知。
《艾比路》的照片和披头士乐队的音乐一样，穿越了整个20世纪，至今流传。“当人们拿起一张封面，他们都几乎能听见相应的音乐。”萨姆·斯道兹说。确实如此。
文 曾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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