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战各方大多精疲力竭、难民外流引发的社会和舆论震荡席卷整个欧洲之后，美俄两国的出手促成了叙利亚境内主要交战团体的临时停火。但内战爆发前旧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框架，或许已永无希望再恢复。
是休战，但还远不是和平。
在美俄两国的主导下，叙利亚境内各主要交战团体同意于2016年2月27日起开启为期两周的临时停火，并于3月10日起在日内瓦启动第三轮和谈。代表反对派武装的最高谈判委员会在利雅得发表声明称：停火对阻止叙利亚人继续流血具有积极意义，委员会愿在解除边境封锁、救援被困城市、安置平民、交换俘虏等问题上与政府军展开对话，并期待双方能按照联合国安理会2015年12月20日通过的2254号决议，实现“由叙利亚人民领导”的政治转型。大马士革当局随后回应称，停火是基于共同打击恐怖主义这一共识，政府军将确认停火协议的适用范围，不会允许反政府武装乘机交换防区或大规模备战，亦不会贸然开放西部边境。
根据最高委员会公布的消息，包括“叙利亚自由军”（FSA）、“伊斯兰阵线”、“库尔德人民保卫军”（YPG）在内的97个主要反政府武装团体皆承诺遵守停战协议，他们的控制区约占战前叙利亚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作为政府军担保人的俄罗斯方面出动了70余架无人机监视停火协议的执行情况，并宣称任何形式的破坏都将招来空中打击。但上述协议并不适用于“伊斯兰国”（IS）和“努斯拉阵线”（Al-Nusra Front）两大恐怖主义武装，他们的控制区占战前叙利亚国土面积的35%以上，延伸到伊拉克境内，并仍在继续围困东部重镇代尔祖尔。美、俄等国对“伊斯兰国”控制区的空袭在停火期间仍将继续，对代尔祖尔的人道主义救援也将同步开展。
从2011年3月至今，延续近5年的叙利亚内战已经造成超过40万军人和平民身亡，相当于南斯拉夫内战的3倍以上；600余万叙利亚人沦为难民，相当于南斯拉夫内战的1.5倍。单就规模而言，这是“二战”结束以来全球最大的一次人道主义危机，且仍在继续扩大。截至2016年初，战前叙利亚总人口（2300万）的三分之一以上已经流失，国土大致分裂成7个板块：15万政府军和亲巴沙尔派民兵控制着西部沿海地区以及延伸到南部的几个人口密集省份，约占领土总面积的25%，但在中部和东北部丧失了全部交通线。“叙利亚自由军”和“伊斯兰阵线”等反政府武装（总数约4万人）在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和阿勒颇省交界处、大马士革省中西部以及南部的德拉省各有一块不相连的控制区，占领土面积不到20%。“伊斯兰国”的5万～10万人部队坐拥中东部腹地和东段边境线的一半以上，面积最大，并且控制了土耳其和伊拉克之间的陆上交通线。6万余名库尔德人武装则盘踞在哈塞克省和拉卡省北部，闭关自守，另外在阿勒颇省西北部有一块飞地，占领区总面积相当于国土的17%。每一势力的控制区内都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小股敌对武装，零星交火在休战期内也未曾终止。
换言之，与20年前单纯因民族问题造成的南斯拉夫内战情形不同，今日叙利亚版图的破碎化乃是一系列宗教、政治、经济和民族因素杂糅而成的结果：反对派中的温和分子汲汲于结束威权体制，逊尼派穆斯林希望颠覆阿拉维派的统治地位，库尔德人追求高度自治、甚至建立独立的国家，“伊斯兰国”则要“复兴”政教合一的中古政体。各种势力和思想之间的冲突远大于交集，无法形成长期、稳固的联盟，是以2012和2014年的两轮和谈最终以失败告终。而安理会2254号决议虽然再度抛出了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框架，但在巴沙尔·阿萨德总统的去留以及过渡政府的权力分配上始终语焉不详，使得3月10日开始的第三轮和谈前景难言乐观。停火未必是全面和平的前奏，反而可能成为“新部落化”的酝酿期；叙利亚目前的分裂状态或许将最终长期化、正式化，从而永久性地改变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遗产的中东政治版图。
孤独的巴沙尔
美国外交事务分析家罗伯特·卡普兰曾把巴沙尔·阿萨德总统的父亲哈菲兹·阿萨德（1971～2000年任叙利亚总统）称为“阿拉伯世界的勃列日涅夫”。这两位领导人至少有三项共同点：其一，他们的执政期都长达近30年之久，在一个较长时段内维持了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表面稳定，但也使渐进变革的可能性基本丧失。其二，他们都奉行“国威政策”，企图以对外征伐和攻势外交输出影响力，因之消耗了不菲的经济资源。其三，他们在接班人问题上都未能做出足够妥当的安排，最终直接影响到了身后的国家前途。
与“冷战”时期大部分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一样，当老阿萨德在1963年登上政治舞台之际，首先面临的便是合法性来源与外部支持问题。50年代初的埃及政争已经指明了两种可能：要么模仿逊尼派激进团体“穆斯林兄弟会”，以泛穆斯林主义和宗教激进主义为号召，建立政教合一的新“哈里发国”；要么追随纳赛尔的世俗路线，建设一种带有泛阿拉伯主义和平等色彩的“复兴社会主义”，并从莫斯科争取援助。伊朗的巴列维国王提供了第三种选项：既远离宗教狂热，亦对苏联保持警惕，转而与美国建立友谊。但叙利亚并不像伊朗一样拥有优越的能源禀赋和战略地理上的重要性，却深受纳赛尔和埃及的影响；加上军人出身的老阿萨德及其支持者看重与苏联结盟带来的军事现代化机会，叙利亚义无反顾地倒向了莫斯科，成为苏联中东政策的重要支点之一。
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叙利亚是阿拉伯世界仅次于埃及的第二号军事强国，在反对以色列的斗争中异常活跃。这种活跃并非基于宗教狂热，更非因为善战——叙利亚军队在历次中东战争中表现相当糟糕——而是理性算计的结果。身为仅占叙利亚总人口12%的阿拉维派穆斯林（什叶派支流），老阿萨德深知自己绝无可能依靠宗教力量实施社会控制和资源动员，反而要警惕占总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逊尼派的敌意；但与以色列的敌对关系可以帮助他积累合法性——自1963年起，叙利亚军官团就以“对以色列战争尚在进行”为名，颁布《紧急状态法》，禁止一切集会、组党和自由出版，持续到2011年。此外，反以战争还成为大马士革当局寻求领土扩张和输出政治影响力的主要途径：正如约旦王国曾经借助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机会，吞并了归属未定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叙利亚当局也企图以“支援巴勒斯坦反以斗争”为名，将军事存在延伸到整个黎凡特地区。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建立囊括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以及科威特领土的“大叙利亚”就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夙愿，其中又以黎巴嫩最为关键。该国拥有地中海东岸最优良的海岸线，贸易和金融业发达，陆上边界更能直接改善叙利亚在对以战争中的地理劣势。1976年，已经就任总统的老阿萨德借叙利亚爆发内战之机，全面出兵该国，扶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黎巴嫩建立根据地。两年后以色列做出回应，亦出兵入侵黎巴嫩南部，老阿萨德的计谋终于奏效：叙利亚自此得以分享黎巴嫩的经济果实与地理缓冲价值，并能以巴解组织庇护者的身份，维持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嗣后大马士革当局又与什叶派盟主伊朗联手，扶植黎巴嫩什叶派武装真主党。相比之下，1982年在贝卡谷地的军事失利反而无足轻重了。
军事行动长期化和社会资源向国防的倾斜巩固了军官团对阿萨德家族的忠诚，也使叙利亚变成了罕见的缺乏知识分子的国度。从70年代末开始，不满军人专权的世俗派政治活动家陆续出走海外，激进的穆斯林领袖更是遭到了直接弹压。1980年，叙利亚议会指控“穆斯林兄弟会”为中北部省份暴动的幕后黑手，其成员一经捕获、立即处以死刑。两年后，政府军以重兵攻下暴动者占据的哈马城，造成数万名平民遇难，大批穆斯林逃往海外。宗教界与威权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自此再无缓和的希望。而老阿萨德为巩固个人统治，一度将政府雇员的规模扩充到适龄劳动人口的30%，其中半数为军队、警察等强力机关，则令国民经济背上了极为沉重的负担。
事实上，叙利亚威权政体在后“冷战”时代并未遽然崩溃，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苏联解体切断了来自莫斯科的经济和军事“输血”，令老阿萨德掌握的资源逐渐捉襟见肘。但阿拉伯世界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的分裂为叙利亚和美国改善关系创造了可能，巴以和平进程的延宕则为叙利亚维持在黎巴嫩的驻军创造了机会。老阿萨德在波谲云诡之间勉强站稳了脚跟，继续执政至2000年病逝。但由于他苦心培养的接班人、长子巴塞勒·阿萨德在1994年的一场车祸中身故，35岁的次子、眼科医生巴沙尔·阿萨德不得不在缺乏历练的情况下接过权柄。
巴沙尔登场之时，老阿萨德时代积累的诸种矛盾已有集中爆发之势：少数民族库尔德人在2004年发起游行和暴动，要求在东北部省份获得更大自治权，部分在代际更替中被清洗的军人亦对新总统大感不满。而巴沙尔虽然希望借助其夫人（出身逊尼派望族）的关系，强化在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的逊尼派穆斯林中的支持度，却坐困于财政资源枯竭。因此，他只能延续其父的政策，继续强化对黎巴嫩的军事占领和经济控制，这反过来又激化了与美国的矛盾——第二次海湾战争期间，巴沙尔公开为萨达姆·侯赛因辩护，被小布什政府攻击为“邪恶轴心”。在美国政府大刀阔斧地推进“大中东倡议”之际，锋芒毕露的叙利亚恰好撞上枪口，成为攻讦的对象。
2004年，美国国会通过《叙利亚责任法案》，以巴沙尔政权支持阿拉伯极端主义武装、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为理由，对叙利亚实施严格的经济制裁。次年，黎巴嫩爆发反军事占领的“雪松革命”，叙利亚在国际压力下被迫从该国全面撤军，老阿萨德时代最重要的外交遗产就此土崩瓦解。到这时为止，巴沙尔的地位已经被彻底孤立：国际舞台上，只有什叶派盟主伊朗以及军事合作伙伴朝鲜（曾长期向叙利亚出售弹道导弹和核技术）仍与大马士革保持着亲密关系，但这两国本身也处在国际制裁之下，能力有限。俄罗斯依然看重叙利亚作为地中海战略支点的地位，但已不可能像苏联时代一般提供一掷千金的援助。至于国内，库尔德人正在民族问题上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逊尼派则与第二次海湾战争后遭到打压的伊拉克逊尼派暗中勾连，要求更大的政治话语权；来自“基地”组织和其他极端势力的活动家亦不断渗入叙利亚，企图复兴在40年前被抛弃的政教合一路线。而巴沙尔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阿拉维派控制的不到20万现役军人和安全部队，属于不折不扣的少数派。仅靠这样一支武装力量和早已严重“赤字”的合法性，当然不足以打赢旷日持久的残酷内战。
“新部落化”危机
与通常被视为地理政治学标本的大中东地区不同，黎凡特地区乃至叙利亚本身恰恰是地理无法主宰的板块，而是受到民族分布、历史传统以及外部干预的复杂影响。尽管支持巴沙尔的阿拉维派控制着首都大马士革城、毗邻黎巴嫩的山区以及两个沿海省份拉塔基亚和塔尔图斯，但占据中部腹地的大马士革省（不包括首都）、霍姆斯省和哈马省却是逊尼派的传统控制区。北部的阿勒颇省云集着土耳其商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库尔德人，历来和大马士革具有离心倾向，东北部的哈塞克省则几乎可视为库尔德人的独立王国。换言之，这是一个更易于分裂、而非统一的国家。老阿萨德时代，政府尚可借助泛阿拉伯主义的激情和“大叙利亚”的画饼，维持一种勉强的政治团结，但当既有的执政资源在2011年前后彻底枯竭、内战全面爆发之后，叙利亚迅速依据民族和宗教状况，分裂成了政府军控制的西部、“伊斯兰国”攫取的中部以及库尔德人盘踞的东北部。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将2010年以降的阿拉伯政潮以及叙利亚内战视为“全球政治觉醒”的一部分：“到了21世纪，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意识到存在着史无前例的社会不公正，对其权益遭到剥夺以及缺乏个人尊严的现状深表痛恨。由于能普遍接触到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他们形成了一个充满仇视和嫉妒的共同体。”这种对既有政权和强人统治者的不满，又与人口爆炸以及青年群体的高失业率形成了合力——政潮率先爆发的埃及、突尼斯、利比亚各国，无不存在数量惊人的失业人口，其中叙利亚36%的人口在14周岁以下，大部分是巴沙尔政权无意吸纳的逊尼派穆斯林。他们难于构成巩固威权政体的基础，却极易被宗教激进主义势力所煽动，投身“新哈里发国”的道路。“伊斯兰国”能在叙利亚取得蓬勃发展，原因盖在此矣。
实际上，在21世纪前15年，起自非洲西北部，沿黑海和地中海东岸深入阿拉伯半岛，随后掠过波斯湾、朝东北方直达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处的一条新月形地带，已经成为全球动荡最剧烈、对世界安全影响也最为深远的“冲突反应炉”。尽管该区域内的大多数国家既无有效的中央权力，又无成熟的市民社会，因之难以在和平的全球化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但因为“动荡新月”地处适于向内外两个方向发展的海陆交界地带（地理），靠近并控制中东石油产地（经济），拥有极富煽动性的意识形态工具（激进宗教思想）和大批失业青壮年（人口），反而有助于强化对既存国际秩序的否定性破坏力。而宗教激进主义从根本上否定基于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观——按照伊朗的霍梅尼教长的看法，“一名穆斯林不需要是个现代人，他只需要是一名穆斯林”——这使得破坏者几乎不须承担任何社会和道德成本，大大增强了当代“圣战者”的机动性。而他们的对手若要实实在在地从军事上进行清剿，只有坚壁清野、变作与其对手一样无所不用其极的现代游击队员，而这势必受到现代文明观念以及战争法的制约。美军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期间层出不穷的虐囚、黑狱丑闻曝光之后，这种“以狠对狠”的可能性实际上已经消失，而“圣战者”却越发肆无忌惮，获得了近乎绝对的行动自由。
若以“伊斯兰国”的行事方式为例，他们实际上已经把对叙利亚政府军乃至一切外部力量的战争变成了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状态”，变成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圣战者”并不绝对地敌视现代文明的馈赠：他们高呼充满现代政治术语的口号，以移动电话、互联网和无线电报作为通讯工具。他们在平原和河谷作战中集中使用装甲部队，也制作简陋但不乏技术含量的爆炸装置用于恐怖破坏。他们还比任何人都懂得借助社交网络、出版品和电视新闻等大众传媒扩大影响力，在全世界吸引追随者。2014年以来，“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暴行以及对国际大都市、航空器实施的恐怖袭击曾经引发广泛的道德谴责，但这种袭击的影响和波及范围越大，被卷入全民战争的人也就越多，新一代的“圣战者”便将从这些人之中产生。
更严重的威胁还包括“圣战者”团体对欧美国家和社会的内部渗透。作为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数以千万计的穆斯林人口持续涌入美国和欧洲，形成大量聚居区和社团。相当一部分伊斯兰激进分子利用欧美国家较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在他们所称的“Jahiliyyah（蒙昧时代）阵营”内部拓展组织、创办新闻媒体和出版机构，宣传自己的政治和宗教主张，乃至筹集资金并策划恐怖袭击。而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国家或者因为国内法的制约、或者受到左翼舆论的压力，仅能以较为克制和消极的手段应对“打上门来”的渗透，反而造成严重的社会内部分裂。这种分裂在涌入欧洲的600余万叙利亚难民的安置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全球化黄金期被视为理所应当的人道主义精神，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地区本位思想所质疑，民族主义的壁垒正在重新筑起。
但在叙利亚，缓缓浮现的却是“民族国家之后”的新部落化危机。在40年代后殖民主义浪潮中匆匆建立，既乏历史渊源，正当性资源亦极为有限的世俗政权，在“冷战”时代尚可托庇于两大霸权，面对汹汹而来的“全球政治觉醒”却毫无抵抗力。宗教、民族、历史等影响更深入人心，也更富政治决断性和同质性（Homogeneity）的要素，反而能激发出更多共鸣。“伊斯兰国”能在叙利亚东部和伊拉克西部大行其道，除去宗教蛊惑外，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区在历史上就具备更多经济、宗教和地理联系，其自发形成共同体的冲动超过了阿萨德家族威权统治的界限。如果说南斯拉夫内战还仅仅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对抗，最终也以多民族联邦国家被一系列单一民族国家取代而告终，那么正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发生的就是不成熟民族国家的“再解体”，最终形成的将是一系列基于不同的宗教、民族和历史渊源，分离性远大过向心力的新型“部落”。
另一次“三十年战争”
若就更大范围而言，作为典型的“边缘地带”（Rimland）地区，“动荡新月”内的大多数政权在其民族国家化开始之前，主要受到来自海陆两个方向的外部强权（英美与俄国）的塑造。而来自区域内外的复杂原因又使得“新月”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未能形成核心国家，从而无法主动地朝内外两侧输出影响力。归根到底，“中东”本身即是一个政治概念，内部并无一套自主的力量平衡机制，权势的稳定和突变皆须通过外部力量的介入和干预来完成。在“冷战”年代，来自海陆两个方向的力量相互抗衡、势均力敌，整个大中东地区的权势分布呈现出犬牙交错的概貌和总体均衡的状态。而在苏联解体、美国又因种种原因错失或误用调节手段的20年里，丧失平衡机制的大中东地区逐渐陷入各种裂变力量自由流动、沿链式线路肆意传导的政治黑洞。叙利亚只是其中最极端的例子之一。而在缺少一个足够强大的本土化知识分子群体的情况下，旷日持久的内战只可能走向间歇性停火，而永无可能实现总体和平——既有的法统已丧失正当性，和平与这一框架几乎难以相容。
英国《金融时报》将叙利亚内战称为另一次“三十年战争”。这一比方除去点出了宗教间冲突的歇斯底里性外，也暗示了唯有外部力量的介入才能恢复权势平衡。这就又回到了传统框架内，回到了美俄两个传统秩序塑造者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求同存异”上。问题在于，两国的共同点究竟有多少，又愿意投入多少资源。
面对席卷整个中东、尚在继续蔓延中的“政治觉醒”，如何切实地从外部干预各种政治力量的流动，构成21世纪上半叶美国全球政治最大的疑点之一。尽管中东石油对能源自给率上升至80%以上的美国已不复昔日的重要性，但对全球经济的意义以及欧洲的稳定价值依然重大。作为唯一一个既有能力也有经验干预中东政治生活的强国，美国在遏制“圣战”、避免大中东全面巴尔干化的问题上并无异议。但苦于财力和国内民意的桎梏，尤其是尚有亚太安全这一更具挑战性的课题要应对，任期只剩下不足一年的奥巴马几乎已无力重启在大中东地区的全面攻势。从减少损失和提高效率的角度出发，美国更愿意效仿70年代初的收缩战略，鼓励沙特、土耳其等地区内国家承担更多的安全义务，并继续寄望于叙利亚国内反对派势力的联合。
按照理想设计，美方首先希望巴沙尔将中央政权移交给一个代表性尽可能广泛的反对派同盟。该同盟包含有温和逊尼派领导人、流亡欧美的叙利亚知识分子以及库尔德人，细分目标未必一致，但在终结巴沙尔政权的法统、获得在国际上代表叙利亚国家的资格这一问题上并无异议。政权移交完成之后，首先将和周边的沙特、阿联酋等国以及“北约”武装结成盟军，彻底消灭“伊斯兰国”这一心腹大患，随后再渐进地实施政治、经济重建和权力再分配。但这一安排的前提是成功劝退巴沙尔，这无疑需要俄罗斯的配合和首肯。
从俄罗斯的角度看，“动荡新月”内靠中亚诸国，正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直希图恢复的旧势力范围。位于“动荡新月”外围的叙利亚曾是莫斯科的昔日旧友以及唯一的海外军事基地所在，确保两国传统友谊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但乌克兰危机和全球油价触底发生之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态度已经转为迂回，希望通过在叙利亚和平问题上的善意推动欧美解除经济制裁。与之相比，坚持要求保留巴沙尔的地位未免显得偏执。事实上，普京已经在不同场合放出风声：倘若叙利亚政权过渡能以和平方式进行，俄罗斯愿意接纳巴沙尔流亡。而在俄罗斯空军协助叙利亚政府军恢复在北部省份的战略优势之后，莫斯科也毫无一鼓作气、协助巴沙尔收复全部失土的雄心，而是明智地节约资源，乘机推动政府军与反对派力量在3月10日重启日内瓦和谈。
只是即便安理会2254号决议关于叙利亚政权过渡的方案能获得各方一致认可，在2017年8月预定的新总统大选到来之前，叙利亚的继续部落化趋势恐怕仍难得到遏制。21世纪初期，什叶派在整个“动荡新月”地带的影响力弱于逊尼派；但在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倒台、大中东政潮全面爆发之后，什叶派已经在地区政治层面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什叶派人口占总人口90%的伊朗、60%的伊拉克和深受真主党影响的黎巴嫩（什叶派占总人口35%）日益活跃，并成为巴沙尔的主要支持者。对新近解除了制裁、汲汲于输出影响力的伊朗而言，力挺巴沙尔正成为当仁不让的选择。更重要的是，迄今为止“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境内依旧控制着最大一块领土，且坐拥内线之利，部队调度方便；而美俄两国皆无出动地面部队、对其加以大规模进剿的打算，唯一对此热衷的只有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两个同样抱有输出影响力期待的地区大国。而沙特和土耳其自身面临的宗教问题暗示了他们的出兵绝不仅是简单的反恐行动，而是如30年前叙利亚驻军黎巴嫩一般，怀有政治企图。这也意味着在日内瓦举行的和谈只具备一种象征意义，叙利亚的进一步“部落化”和分裂或许已经成为定局。
（参考资料：The Revenge of Geography，Robert D.Kaplan；《第二次机遇：三位总统与超级大国美国的危机》，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有希望吗？》，杨俊著）
文 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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