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年都是在奶奶家过的，提前几天去，帮着大人给板栗褪衣、莲子去芯、码放肉圆之类。蛋饺是不能提前吃的，蜜枣也被锁在洋铁箱里，顶多偷点撒了细盐的猪油渣嚼啊嚼……现在想来，已是早早沉浸在过年的快乐之中。
除夕年夜饭，因为没人喝酒，大家也不太善于言辞，总是吃得特别快。我们被允许去茶盒里挑选自己爱吃的水果糖、牛奶糖和巧克力，装满口袋，无所事事地晃来晃去，等着放烟火、看春晚。记忆几近模糊，反而一些插曲，被我轻易地记住了。
有一年放鞭炮，街口一户人家失火，火势蔓延惊动了消防队，家里的大人们个个忧心忡忡，我们却被刺激得跃跃欲试，讨论着如果大火烧过来，该带什么走。第一当然是红包，我们已经很有钱的意识，知道60元（我记事时拿到的最大红包）能换来不少实惠。第二是寒假作业，烧了作业开学如何交差，学校把我们培养得很有责任感。第三就不一而足了。我妹说带上卤牛肉吧，因为还没吃够；姐姐觉得床头伴了多年的小玩偶不能割舍；我惦记着没放的烟花。火很快被扑灭，我们的跃跃欲试落了空，大人们悬起的心又放下，看一眼身边的孩子们，个个抱着自己的宝贝随时准备出发，他们哑然失笑，没想到我们空想背后还藏着扎实的行动力。接着表扬了我姐，她所带的三件东西无疑是大人们看来最合理的。
还有一年，是吃着年夜饭，叔叔和婶婶吵了起来，因为一碗红烧肉放得离婶婶远了点，她边吃边嘀咕好菜都离自己那么远。叔叔板着脸孔说：“你又不是小孩。”婶婶也许积怨已深，持续释放着孩子气：“你女儿说就可以，我怎么不行。”叔叔的脸色更难看了：“吃还堵不上你的嘴。”婶婶像个被大人狠狠训斥的孩子，筷子放在嘴里，眼泪就啪啪掉下来。本来大家只是略感尴尬，这下彻底停住，大人们开始劝和，我们也不太好意思再动筷子。叔叔狠狠地走出家门，婶婶的哭声在鞭炮的轮番轰炸中显得那么虚弱和微不足道。很多年后，这个场景还被大人们咀嚼来回，当然是背着婶婶，添油加醋地渲染她的不懂事，三十几岁还像个孩子，为一碗肉而不识大体地流泪，几乎等于一个笑话。我那时不过七八岁，觉得人三十几岁就已经老了，失去了理直气壮吃一碗红烧肉的权利。再看看我妈，也是三十几岁，永远在给我和我姐夹菜，自己吃得很少，让我以为人到了这个年龄，是连味蕾都迅速衰败的。妈妈新烫的头发高高耸立，并没有让她减龄，反而多了几分端庄（也可以说是老气），她肯定期盼得到别人的夸赞，但在饭桌上连话题都搭建不起来，爸爸只是在私底下评论几句。
还有一些零星的片段，会在每年过年时似有似无地浮现出来。大姨家的零食总是最丰盛，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最爱去她家拜年，带一只空空的胃、穿一件有大口袋的衣服去。漂亮的表姐从我新衣服里翻出一个压烂了的酒心巧克力，俏皮地朝我撇撇嘴，当她小心翼翼地帮我擦干净时，我还近距离欣赏了一番她的美，那画面久久不忘，成年后我们很少见面，我对她的记忆定格在了那个瞬间。姑姑已经不再做拔丝苹果招待我们，可能因为它上不了台面，怕我们嫌弃，那是小时候我们最爱的一道菜，酸甜可口，外脆里嫩。我们也不好意思提什么要求，因为过分懂事，又因为味蕾被日常的吃食浸润得不那么敏感，对吃的要求可有可无。
小时候对春节的期盼让我确定自己一直是个沸点很低的人，在今天而言，它的确是个重要的心理暗示。
文 江婉琴（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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