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修复是那样枯燥和琐碎，并不符合人们想象中那种传奇性的时刻：一双妙手，一种秘而不宣的技法，让年久失修的文物焕然重生。恰恰相反，变化在每一个微小的步骤里发生：拆卸、清洗和组装。
老师傅王津和他的同事们一样，每天不到8点就到故宫来上班了。从北边的神武门进来，往西走上一小段，在一个窄窄的巷口拐入，顺着路就能走到文保科技部的所在地西三所，过去老太妃们的居所。那段窄巷不过一米来宽，两边的宫墙特别高，只有正午的时候能有阳光照到半堵墙，显得幽深而肃穆。在故宫还未完全苏醒的清晨走去文保科技部，一瞬间会有转过那深巷尽头也许就穿越到昔日紫禁城的错觉。不过每天从这里走过的王津不会有这样的恍惚感，故宫对他来说首先是一个单位。待了30多年，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唤起的情感不是生疏的神秘，而是再熟悉不过的日常。一切如旧，连1977年他刚进入钟表室的那间屋子也没有变过，屋子里永远都是静悄悄的。“好多时候其他人来找我们，都不知道屋子里有没有人。”
文保科技部用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文物医院”，下面设了书画复制组、书画装裱组、木器组、金石钟表组、综合工艺组和若干实验室，故宫所有破损文物的修复工作都是由这个部门里的修复师们完成的。这个部门前身是1951年成立的故宫文物修复厂，1988年扩建为文保科技部。当时一批来自扬州、苏州等地的老手艺人进入故宫的修复厂，充实了故宫当时因为历史原因而流离和削弱的修复力量。大部分修复组都吸纳了外来的手艺，然而钟表组却显得有些特别。宫廷钟表是皇族的专有物，宫廷钟表修复师当然也只有宫里才有。民国时皇帝被赶出宫，一大批宫里的手艺人也被迫离开，不过钟表修复师却一直留在这里，因此钟表的修复技艺得以传续下来，没有断层。但是如今考究起一代代的传承人，却最多只能追溯到王津的师爷徐文麟，再往上就没有人知道了。而这个遥远的师爷，也是王津从师傅马玉良嘴里知道的。徐文麟带了四个徒弟：徐芳洲、白金栋、陈贺然和马玉良，赶上“文革”时，都被下放到了干校去劳动。“文革”结束后，陈贺然转去做了人事工作，白金栋调去了夫人所在的单位，不再回故宫，最后只有马玉良还在钟表室。
1977年王津刚来的时候只有16岁，钟表组的小屋里只有师傅马玉良和他的徒弟秦世明，王津成了马师傅的小徒弟。过了两年调来了齐刚，马师傅唯一的女弟子。此后多少年钟表组都是四人小组，各人占据小屋的一角年复一年地修钟表。直到2005年大学毕业的小伙子亓昊楠来了，成了下一代“接班人”。前几年秦世明和齐刚陆续退休，钟表室又只剩下当年最初的人数。这个圈子里的人少到掰着指头都能数清，“像南京、承德、颐和园，都有一部分宫廷钟表，但是没人修”。直到前两年，王津的儿子大学毕业去了颐和园，开始修那里的钟表。
王津记得马师傅带着他们去拜访过他这一代的徐芳洲，老先生是徐文麟的儿子，这就算是把同行和前辈都认齐了。徐芳洲和马师傅一样，也不爱说话，并不会对后辈谆谆教导。大概也因为钟表修复是一个不需要靠说话来传授的行业——师傅干着活，徒弟在一旁看着，看多了再开始慢慢动手自己做，王津带徒弟亓昊楠，也和从前马师傅带自己一样。一师一徒，就在破旧的雕花木头的门里，在指尖和钟表零件的寂静里不知不觉地又过了好几个春秋。
“要细致，要手巧，要耐得住。”王津觉得总结起来无非也就这样几点，重要的是愿意跟那些沉默的钟表较劲。其他的，都可以从头学起。王津当年刚刚初中毕业，原本是要去附近郊区插队的，因为那年在故宫图书馆工作的爷爷去世，才被“照顾”进了故宫修复厂。在此前他并没有修钟表的基础，虽然喜欢动手，但也只拆过自行车的链子。“那时候家里有个钟的话也不敢拆，属于贵重物品啊。”当时修复厂的老厂长带着他到各个修复组转了转，马师傅挑中了这个看着爱动手又机灵的小伙子，他就留了下来。差不多那前后，马师傅曾带过的一个小伙子去读了夜大，出国学化学去了。从来到故宫开始，王津就几乎没有想过生活的其他可能性，没想过除了每天按时坐在修复桌前以外，生活还会有什么新的变化。不过，这么说好像又有点什么不对：就像那每天都一点点儿偏斜的阳光总有些角度的差别，按照差不多原理运转的每一座机械钟表，它的机芯、齿轮、发条和传动系统，总有些不同。就是这些不同，让王津愿意兴致勃勃地琢磨几十年。
“中国人喜欢成双成对，所以那时候西洋进贡给皇帝的钟表大都是一对一对的。但即便是一对，它里头的机芯可能也会有差别。有可能先做好了一个之后，再做下一个的时候就有了些调整和改进，又比如要区分左右，可能发条带动的方向就正好是反的。”因此，修复钟表的时候他们总要面对新问题。而且对于宫廷钟表而言，因为有大量装饰性和观赏性的附加功能，修复中最困难的地方，往往不是走时系统，而是表演系统。“水法转不了，小人动不起来，音乐不响了……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毛病，挺头疼。”
存放在故宫地上仓库里的钟表，都是清代的，大部分由欧洲制造，其中来自英国的最多。虽说根据史料记载，最早把机械钟表带到中国来的是明万历年间的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但是王津在故宫几十年来从没有见过明代钟表。这些清代钟表里又以康熙、乾隆年间居多，至今已过去了二三百年，最普遍的问题就是因为年头太长，又有好长一段时间疏于保护管理，上面覆满了由铁锈、灰尘、机油混合而成的污垢，机械系统难以正常运行。因此修复时必不可少的就是对钟表进行除尘和拆卸，大型的钟表有的一人多高，传动系统多达六七套，但也要一一拆卸，最终可能拆下来的零件有一千多个。将零件清洗过后，修复师要检查零件是否有缺损，尽量想办法在原有的零件上进行修补。“我们修钟表的原则是‘修旧如旧’，因此损坏的零件都是尽量修，不会说像外面的商铺，拿一个新的一模一样的换上，否则这样就不是修文物了。”王津从马师傅那首先学到的就是这一点，徒弟亓昊楠来了以后，也立马向他传达这一项基本理念。“所以在拆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这些零件上都有很多铁锈和污垢，有的连接处很紧，稍微不注意就容易弄坏了，必须得耐着性子慢慢来。”
零件在柴油里浸泡和清洗后要按照原样将它们装回去。这是项浩大的工程。王津如今可以从容不迫地面对成百上千的零件，有条不紊地进行这项工作，徒弟亓昊楠现在看起来也比以前成竹在胸得多了。但这是数十年来一点点从易到难，才练出的手艺。刚开始时，他们都只能拆装小型的钟表。故宫的规定是新人进来后第一年不能够碰文物，所以老师们都是给徒弟找来一些非文物的小型钟表，做拆装示范，然后让弟子回去反复练习。
记忆、琢磨、动手操作，遇到问题时求教于师傅，在一次次这样的重复过程中逐渐加深操作的熟练度和难度，这是学习钟表修复最主要的环节和途径。听上去，它们是那样枯燥和琐碎，并不符合人们想象中那种传奇性的时刻：一双妙手，一种秘而不宣的技法，让年久失修的文物焕然重生。恰恰相反，变化在每一个微小的步骤里发生：拆卸、清洗和组装。王津师徒常年浸润在这种连续不间断的工作里，他们不觉得有一个奇迹的时刻发生，修复工作就是永远连绵不断的生活。39年前王津来到这里时，他的师傅和师兄已经在做这份工作；39年过去了，他和他的徒弟继续着这种工作，每一次修复时的变化只有他们自己能够感知。故宫藏有1500多件待修的钟表，至少还有三分之一亟待修复，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变得愈加破旧，修复的紧迫性也就更强。王津和亓昊楠没有办法提前规划他们每一年的工作量，他们被自己内心的节奏敦促着。“一年下来普通的钟能修十来个，大型的五六个，有时候碰到特别难的也就能修一两个。”王津到现在修了大约300座钟，亓昊楠来了10年，也快修了100座了。
去年，王津和亓昊楠合作修复了大型的乡村音乐水法钟。但说是合作，其实还是分成不同的部分，两人各自完成自己那一部分的拆装和调试。“因为这是没法和别人合作完成的。”亓昊楠说，“钟表的这部分是你拆的，只有你知道它有哪些零件，都在什么位置，它们有什么问题，因此也只有自己能再组装回去。”享受了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如今他们在进行大型钟表拆卸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拍照来记录一些关键性的步骤，在后期的组装过程中发挥很大的作用。王津和马师傅那时候没有这样的条件。“胶卷那么贵，再说你不是专业搞摄影的，拍得好不好当时也不知道，回头等冲洗出来一看，黑乎乎的，全白费了。”其实即使到现在，王津和亓昊楠他们也还是主要靠自己的经验和记忆，毕竟，他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记录这些繁琐的步骤。
钟表组装好以后的调试是亓昊楠觉得最难的部分。缺损的零件修补好了，钟也原样组装回去了，可就是有问题，走时不准，或者到了时间不打鸣，或者表演功能里总不是按照预设的来进行。“有时候可能就是差那么一点儿，比如齿轮之间的咬合，传动系统的设定，就是会出问题。没办法，就得从头一一检查，调试，可能还要拆了重新装。”在亓昊楠看来，这个最考验耐心，也最考验修复师的感觉和手艺。从前刚开始学的时候，他每天都有多到不好意思问的问题想要问师傅，但慢慢地，他的问题少了，他学会了像师傅一样，把这本来就精细繁复的工作做得越来越细，一点点在手上找感觉。“小亓现在也能带徒弟了。”王津说。他们是这个部门里人数最少的小组，下一步也打算再招新人。
其实不管经验多丰富的师傅，都会遇到那种怎么也找不出毛病的关头，卡在那里的感觉是很糟糕的，王津的办法是走出屋子到故宫别的地方走走。虽然天天生活在故宫里，但除了吃午饭以外，他只有这样的情况下会在故宫里转转。“调试一下脑子和心情，再回去接着琢磨。”
他有时候会走到离文保科技部不远处的钟表馆，那里陈列着他们好些年前修好的钟表。陈设出来的钟表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修缮后的钟表都送进了地库，那里恒温恒湿，保管条件更好。王津和亓昊楠去大英博物馆交流的时候，发现故宫收藏的这些极尽繁复精巧的座钟在它的原产国却不易得见，而且大英博物馆不会再力图恢复它们的走时或者表演功能，大部分情况下是清洗之后就按照原样归位了，这让他们意识到故宫修复这些宫廷钟表的稀有性。看着那些修好的钟表，王津就像看一些不会说话的老朋友。如果这时候身边有人问起，他会兴致勃勃地介绍：“那座钟上面的小门都是可以打开的，里面会跑小人儿，还会打音乐……这些花儿转起来还会变颜色呢，小象的鼻子眼睛都能动，象鼻子能钩好几个方向，象肚子里就是转花的机芯……这个荷花是可以打开的，小鸟还能叫，你看小鸭子嘴里的玻璃棍转起来是不是就像在吐水一样？”
这是他简洁的讲述里不多见的、充满描述性的时刻。那些经他之手重新转动起来、焕发新生的钟表，那些灵动的、流光溢彩的画面和叮叮当当的声响，似乎重新回到了他的脑海里，也在他的形容里折射给了听者。为了减少磨损，它们重新寂静地安置在展厅和仓库里，这是一种必要，但多少会让他觉得可惜。修完这些钟表之后要做什么呢？王津没有想过，因为故宫里需要修的钟表还至少需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几代人的努力。在高墙深院的故宫里，钟表修复的世界充满一种内在的安稳与延续性。
记者 周翔 摄影 蔡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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