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污染，土壤修复，绝非小事。
江苏常州外国语学校由于紧邻毒地导致的污染事件，在过去十几天里，让国人再次意识到土壤污染的严重性。其实，自2004年北京宋家庄地铁站中毒事件以来，“毒地”事件并不鲜见。在城市化进程中，此类由废旧化工厂搬迁再利用带来的“棕地”问题，由于所处地段的特殊性，经媒体曝光受到广泛关注。事实上，耕地污染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在2014年4月17日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中，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耕地点位超标率为19.4%。
危机面前，国内污染土壤的修复经历了哪些阶段？目前在土壤修复的技术、工程乃至立法层面，存在着怎样的问题与选择？江苏常州的毒地治理又将何去何从？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中科院地理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863计划土壤修复领域首席专家陈同斌。
从“不承认”到“捂不住”
三联生活周刊：国内的土壤修复行业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陈同斌：开始，大家都不承认土地污染问题。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首先要证明在真实条件下，土壤中存在重金属污染；第二，受影响土地的面积要足够大，才会引起大家关注。因为过去的研究，都是往土壤里添加化学试剂进行模拟，在一个虚拟环境中，观察研究作物的中毒情况。不同于水污染与大气污染，土壤污染非常隐蔽，有累积效应，最初，单是证明土壤污染的存在便非常困难。
90年代，我们为在山东潍坊拍摄一张土壤污染的照片，花了几千元。必须让人从照片上直观地看出土壤污染，比如某个地方的作物长得矮甚至长不起来，仅此还不能断定原因，还得仔细分析相关土壤数据，找到污染物超标与作物生长的关联性。后来，我们承接了一个北京市的重大课题：“北京市土壤及蔬菜重金属污染及健康风险分析”。当时的调查结果是，北京市本地生产与外地运来的蔬菜都有一定程度的重金属污染。后来我们又自费去湖南郴州、甘肃金州、广西西江流域的许多城市或地区开展大规模土壤污染调查，发现问题确实比较严重。但是，当时无论是农业还是环保等主管部门，对此并不认可，认为不是主要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的研究结果如何一点点影响到政府，全社会何时开始意识到土壤污染的严重性？
陈同斌：自2004年起，通过一系列新闻事件，人们开始关注起土壤污染问题。包括我们的调查报告，再到2014年发布的经过8年调查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证明土壤污染问题确实非常严重，捂也捂不住了。但是要形成某种管理上的集体性决策与共识，还需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数据。
由于力量有限，我们在开始进行土壤污染调查时，不可能全国各地到处跑，像记者一样也是跟着新闻跑。在调查过程中，我也在想：“不能光像大夫一样发现病症，后续怎么办？必须有一种办法治好污染。所以很自然地进入土壤修复领域。”
植物修复：耕地污染治理的方向
三联生活周刊：在不同土地类型中，你认为哪类污染土壤的问题最为严重，最值得关注？针对不同地块的不同污染类型，有哪些适用的技术解决方案？
陈同斌：我国的污染土地主要有三大块：耕地，城市工商用地，非城市化矿区。其中，耕地污染与城市工商业用地污染受到最多关注，并不是说后者比前者更严重，而是因为后者更易引起关注，形成公共事件。从污染物来说，大致分为不可降解的重金属污染与可降解的有机污染物等。
与别国国情不同，西方有上百年的农药使用史，因而存在着严重的有机物污染；中国尽管有机物污染也很严重，但更严重的污染来自于工业化积累中的大量开矿，重金属污染比西方要严重得多。由于中国土地国有，缺乏私产保护意识，耕地污染严重，而在耕地污染修复中，主要问题为重金属污染。我们当时在土壤修复上的努力方向，主要针对耕地。由于量大地广，耕地修复技术本来有限，用什么方法好一点？我们最终决定选定植物修复法，利用特殊的植物（超富集植物）从土壤中吸收和萃取重金属。
1997年，我们在国际上找到第一种砷的超富集植物——蜈蚣草，其体内砷含量是普通植物的10万～20万倍。利用它，可以把土壤中的砷蓄积到植物中，将它们收割后，污染也被带走。之后，在科技部863计划的连续支持下，蜈蚣草的人工种植与修复技术已形成产业。
目前，对于耕地修复而言，大家普遍比较认同植物修复法。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科学》杂志还把植物修复列入未来全球科技十大趋势。国外做了一段时间，也找到一些类似植物，比如镍的富集植物，但镍污染并不严重，一些公司转而发展植物采矿。
场地修复中，除了微生物降解法，还有固化稳定法、淋洗法等物理、化学的办法。目前国内的场地修复，基本没有很成熟的工程技术与设备，用得比较多的还是物理方法，异位修复。理由只有一个，快。我在重庆经历过一个案例，参加了两轮方案评审，由于需要进一步的数据支撑，迟迟没法下结论。开发商希望我尽快下结论，不惜扩大修复面积，多花几千万元。在房地产膨胀的那几年里，开发商看重的是如何通过土地开发，实现资本的快速流转。实际上，土壤修复的科学规律，无法满足房地产开发商对速度的要求。
三联生活周刊：从发现蜈蚣草到形成植物修复产业化，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陈同斌：早期，我们还没有掌握人工驯化技术。2001年，我们在湖南郴州所做的项目，都是从山上直接挖来。当时虽然只做了十几亩，但证明了在大田大规模种植蜈蚣草的确能大富集土壤中的砷。规模化种植，必须解决人工培育种苗的问题。经过一系列现代生物技术试验，我们实现了蜈蚣草的大规模繁育。后来又将育苗做成一套标准机制，以便在各地推广。
紧接着的问题是，收割后的蜈蚣草如何处理？已有的垃圾焚烧炉并不适合焚烧蜈蚣草，不但经济价值不高，而且与垃圾不同，蜈蚣草中砷含量达到百分之一点几，需要防止焚烧过程中砷跑到空气中。为此，我们开发了一套特殊的无害化处理装置，在燃烧过程中加入固定剂，避免砷的外泄。烧完之后的残渣，则有两种处理方法：量大，作为一种矿产送给矿山冶炼企业回收砷矿；量少，则送至危废填埋场填埋。
三联生活周刊：植物修复法，目前在国内有无成熟的资金模式？
陈同斌：目前植物修复的成本，一亩地大约为3万～5万元。资金方面，则主要依靠政府补贴。原因也很显然，国内的耕地污染，往往难以确定污染制造者，即使确定，也多是一些国有企业。出现这些问题，要么是政府的企业，要么是政府的监管责任。此外，如果政府不花钱治理，污染耕地上种出的粮食进入流通领域，则会演化为重大公共安全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尝试一些新的模式。比如“边种植，边修复”，政府补贴在污染耕地种了蜈蚣草，旁边再种上一些经过严格技术筛选，适于栽种的有经济价值的作物，比如桑树、甘蔗等。农民有了收入，积极性会提高很多。
常州：可行性与监理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看待常州外国语学校“毒地”污染事件中，所暴露出的土壤修复问题？
陈同斌：首先，相关部门缺乏管理经验，无论在施工单位的选择，还是项目方案设计上都存在一些问题。根据所透露的污染土壤处理方案——水泥窑焚烧法，在设计上就站不住脚。65万平方米的污染土壤，即使按2%的掺兑率计算，也是3000多万吨水泥。以年产几百万吨的水泥厂而言，也需要生产很多年才能处理完毕，杯水车薪，量上明显不匹配。
其次，施工单位在挖掘污染土壤时，没有封闭场地，造成土壤中挥发性污染物的扩散。事实上，此类土壤修复工程，应用充气大棚对施工场地实施封闭，对释放出来的尾气也要进行收集处理。此次施工过程中的监理能力，无疑值得质疑。
三联生活周刊：长远来看，这块“毒地”如何治理？
陈同斌：用土层临时覆盖的办法，应急可以，长远来看仍有风险隐患。要从根本上治理这块污染土地，还必须关注地下水的污染问题。大家目前都在关注土壤中跑出的污染气体，对地下水却关注不够。必须尽快了解污染地下水的扩散范围，通过打防渗墙等方式防止污染继续迁移。对已经污染的地下水，则要不断抽取治理之后，再灌下去，循环处理。
记者 艾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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